早春圖局部(宋代 郭熙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為學一首示子侄》清代 —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于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缽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裡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山水冊—畫冊局部(清代 楊伯潤 上海博物館藏)
釋文:天下的事情有困難和容易的區别嗎?隻要肯做,那麼困難的事情也變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麼容易的事情也變得困難了。人們做學問有困難和容易的區别嗎?隻要肯學,那麼困難的學問也變得容易了;如果不學,那麼容易的學問也變得困難了。
我天資愚笨,趕不上别人;我才能平庸,趕不上别人。我每天持之以恒地提高自己,很久都不放縱懈怠,等到學成了,也就不知道自己愚笨與平庸了。我天資聰明,超過别人;能力也超過别人,卻不努力去發揮,即與普通人無異。孔子的學問最終是靠不怎麼聰明的曾參傳下來的。如此看來聰明愚笨,難道是一成不變的嗎?
四川邊境有兩個和尚,其中一個貧窮,其中一個富裕。窮和尚對有錢的和尚說:“我想要到南海去,你看怎麼樣?”富和尚說:“您憑借着什麼去呢?”窮和尚說:“我隻需要一個盛水的水瓶一個盛飯的飯碗就足夠了。”富和尚說:“我幾年來想要雇船沿着長江下遊而(去南海),尚且沒有成功。你憑借着什麼去!”過了第二年,窮和尚從南海回來了,把到過南海的這件事告訴富和尚。富和尚的臉上露出了慚愧的神情。
四川距離南海,不知道有幾千裡路,富和尚不能到達可是窮和尚到達了。一個人立志求學,難道還不如四川邊境的那個窮和尚嗎?因此,聰明與敏捷,可以依靠但也不可以依靠;自己依靠着聰明與敏捷而不努力學習的人,是自己毀了自己。愚笨和平庸,可以限制又不可以限制;不被自己的愚笨平庸所局限而努力不倦地學習的人,是靠自己努力學成的。
山水精品圖冊局部(清代 嚴載)
彭端淑(約1699年-約1779年),字樂齋,号儀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縣)人。生于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清朝官員、文學家,與李調元、張問陶一起被後人并稱為“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十歲能文,十二歲入縣學,與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龍山的紫雲寺讀書。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舉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進士,進入仕途,任吏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順天(今北京)鄉試同考官。► 3篇詩文 ► 19條名句
林巒福地軸局部(元代 趙希遠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生平:
少時勤學
彭端淑出生于一個富庶家庭。其祖父彭萬昆為明末懷遠将軍,清初為簡州(今四川簡陽市)判官。以 軍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qiānshì,都督佥事是正二品)。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為舉人、知縣。他從小聰敏穎異,常受先輩“崇實黜浮,又宜力學,毋自棄”的教誨,與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讀于翠籠山紫雲寺,五六年不曾下過山,得學識淵博的父親彭珣(xún)親授。還得益于其外祖父、進士出身的夾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長進不小。及入縣學,再得合江進士、蜀中制義(八股文)匠手董新策點撥,學業立就。
為官勤政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鄉試中舉。雍正十一年(1733)與孿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進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員外郎,旋遷文選司(負責人事任免)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順天府(今北京市)鄉試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廣東肇羅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寬厚,為官一意為民,常以“清慎”自勵。每出巡議事察訪,必輕衣減從,“随行不過一二人”,并明令所經各州縣一律禁止迎接款待,違者嚴懲,深得“吏民稱歌”。彭端淑斷案明決果斷,對民間訴訟的誤斷,無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粵東,遇積案3000餘件,他立即調集各州縣案卷,會同幕僚開誠布公,明斷有聲。不一月,全部案結,吏民無不驚佩。又督修省城書院,延請名師月課,親為指授,士風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間便弄清了肇羅道所屬州縣陳積老案三千餘件,由是聲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廣東做官約六七年光景,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為顯赫的時期。
隐退講學
彭端淑在為官期間,雖力求進取,決心興利除弊,上報朝廷,下慰民望,不願碌碌終此一生。而當時的清王朝雖已進入極為興盛的乾隆時代,經濟文化也出現了相當繁榮的興旺景象,但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也日益尖銳複雜了起來。彭端淑在多年的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榮下面民生維艱的社會現實,官場中的明争暗鬥,最高統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漸滋生了一種憤懑和惆怅之情,消極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漸地發展了起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粵西糧運,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墜水,雖被搭救脫險,但他卻認為這是大難即将臨頭的預兆。他感歎:“人于宦途不滿意,辄以咎人,此誰擠之者!今不葬魚腹,天于我厚矣,複何望焉。”此時的彭端淑已對官場的爾虞我詐有了充分認識,決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辭官歸蜀,隐于成都白鶴堂,入錦江書院(今成都石室中學),走上了課士育賢的道路。
錦江書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劉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遺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學府。學員選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員,學員學費、生活費由清政府撥給該院的學田供給,在院學生有兩百人左右的規模。彭端淑在該院任主講、院長20年。
山水冊頁—畫冊局部(清代 蕭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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