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不少青年，言必稱自己“社恐”。如果說“社恐”是彌漫于青年人群體中的一種新症候，也并不算誇張。

所謂“社恐”，是指“社交恐懼症”，是一種醫學上有明确定義的疾病。當我們深入探讨，不難發現，當下“90後”“00後”口中的“社恐”，還遠稱不上生理或心理上的疾病。其實質為：随着社會發展特别是網絡虛拟世界的普及對交往方式的轉變提出了新的需求，由于對這種轉變的不适，年輕群體中蔓延開來了相關焦慮情緒，繼而生成“流行病”。他們是把“社恐”的标簽貼在身上，借此回避着老一套社交規則，并希望依賴新的社交方法簡化交往。

既然是新症候、“流行病”，就值得全社會思索與行動：新症候的症結在哪裡？又該如何破解？

“社恐”：真耶？假耶？

李然（化名）在濟南的一家私企上班，工作已近6年。至今她仍對參加公司的團建和聚會“怵頭”。同事眼中的歡樂時光，到了她這裡，反而成了擠壓私人空間的“無效時間”。“我并不想更多人了解自己工作之外的事。在那種熱絡和八卦的氛圍中，為了顯得積極，我還要強迫自己也興奮起來。事實上，我并不知道怎麼‘安放自己’，隻能在暗自的無聊和局促中熬過每次活動。”李然說，“我曾很困惑自己的不合群，當開始用‘社恐’來定義這種情緒時，似乎一下子就說通了。這種解釋很減壓。”

李然的經曆頗具典型性。“你有沒有這樣的表現：害怕逛街導購尬聊；害怕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假裝低頭玩手機；害怕接打電話，手機常年靜音……這些都可能是社交焦慮的表現。”在抖音上，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副主任醫師彭祖貴的這段話，引起了數萬網友的共鳴。“全中”“這就是我啊”，成了絕大多數留言者的一緻心聲。還有無數的網友在進行着花式的、無限的補充——辦公樓裡20米開外看見同事，便開始緊張醞釀着如何打招呼，覺得自己“要是能隐形就好了”；想出門但剛好聽到門外有鄰居在時，都會屏住呼吸待對方消失才出門；為了避免“偶遇”，要等電梯再上下一個來回，最好走進去時隻有我一個；一直找借口不去的一個會面，對方說取消的時候，如釋重負……

近期，某機構調研用戶數據顯示，有八成受訪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有“社恐”。依據這個百分比，大有“群體化彌散”的趨勢。

記者和幾位自稱有“社恐”的“80後”“90後”“00後”分别交流，他們都坦陳，自己确實為此而苦惱。

“但這些情況，不算是疾病。面對和諧關系卻出現不合理的恐懼是病。大多數在正常社交範圍、對處理人際關系有畏難情緒的，不知如何處置的，不能說是真‘社恐’。”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醫師簡佳對記者說。從醫學角度講，能稱得上“社恐”患者的，是一旦發現别人注意自己就不自然，不敢擡頭、不敢與人對視；不敢在公共場合說話；在極端情形下可導緻社會隔離；可伴有臉紅、手抖、惡心或尿急等症狀，可發展到驚恐發作的程度。那會明顯影響日常生活，要就醫的。而相當數量的年輕人，其實隻能算“性格内向”或是“天生高冷”，仍是“可控的焦慮”。

這在研一在讀的“蔣蔣道理”的經曆中可以得到确證。作為一個自我認知為“深度社恐”的人，她認為“社恐人”之間的友誼似乎來得更紮實。“我們在網上豆瓣、貼吧、群聊中找到彼此。大家都是‘社恐星’來的，讨論生活中的‘社死’（一般指社會性死亡，網絡流行詞，其含義多為在公衆面前出醜的意思）現場，聊聊不敢打開自己的心境，很有共同語言。而聊得多了，還會發現，大多數人還是想社交，但不會社交，慢慢變成不敢社交、不社交，再自我安慰一下——一個人獨處也挺好的。”

由此看來，當下人人口中的“社恐”，已經出了“圈”，再說它單純是一種生理疾病已不合适。這種“流行病”成了一種文化觀念——年輕人假疾病之名，回避所謂“多餘社交”“無聊社交”，這是對“社恐”的泛化、淺層化的表達。

對“社牛”的推崇

而緣何“社恐”能“流行”開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發達的互聯網面前，一切的線下社交都顯得有些“多餘”。

初入職場的甄誠（化名）給了記者解釋。他在生活中不善言談，一張嘴就是些“冷笑話”，自認是個“話題終結者”。因此，他十分喜歡在網上獲取信息。工作之餘，逗留在微博主頁和短視頻直播間，安靜地看博主、主播們和網友們聊着無傷大雅的閑話；需要什麼，在網購平台随意一搜點擊“直接購買”，連讨價還價的麻煩也省去了……這個過程簡潔、利落，避免了很多他并不熟稔的禮數和客套。“這也是一種交往的‘斷舍離’。我不用顧及别人的感受，更不必擔心哪句話說錯了。久而久之，也就懶得在網絡之外深交朋友了。”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博士對此也做過更為精準的分析——“随着社交孤立和社會冷漠的頻繁出現，虛拟網絡世界不斷擠壓現實生活和現實交往的生存空間，以及地理空間上的遷移越來越頻繁。我們發現，要像以前那樣建立牢固的社會關系、編織自己的社交網絡已變得十分困難。”

面對困難選擇“逃離”，其實充滿了“不适應現狀”的無奈與被動。如果不是真的有所困擾，正常人也不會對自我心境做一種“病态”的描述。但說到底，沒有人自願是孤獨的。甄誠承認，即便“社恐”這個标簽對自我産生了“保護”，但“保護”的另一面，更意味着自己的社交能力在某種程度上的“缺失”，并不利于在工作學習競争中更多機會的獲得，也流失了許多由交友帶來的快樂和幸福感。

于是，“社牛”也在人們積聚的“不适應”的情緒中産生了。“社牛”——“社交牛掰症”，和“社恐”是反義詞。有這個“症狀”的人，在大衆社會行為中外向、不怕生自來熟，能快速與陌生人打成一片。

眼下，這類人群在網絡上正當紅。比如，在節目中總表現得格外活躍的撒貝甯，和尼格買提參加節目《你好生活》，坐在車裡，倆人開始熱聊，結果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他倆太能聊，把司機都聊吐了；再比如，濟南一小學班幹部競選大會上，一名小男孩稱自己俠肝義膽、劫富濟貧、浪子回頭，慷慨激昂的硬核演講“震撼”全場，最終全票當選；還有，北京環球影城裡的“威震天”，其實是真人穿着機械“裝甲”與遊客插科打诨，在互動中金句頻出，引發現場陣陣歡笑，人們稱他為“德雲社在逃藝人”；甚至連《沙家浜》裡的阿慶嫂、《甄嬛傳》裡的欣常在、《鬼吹燈》中的王胖子，都被人認證為“社牛”的“天花闆”……

“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不論是李然、蔣蔣道理還是甄誠，都對這種天生外向、八面玲珑的性格産生極大的羨慕。裹挾着流量而來的“社牛”，自帶華麗麗的“網紅”感——在豆瓣、知乎上，已經有大把的社恐年輕人在熱烈讨論，如何才能患上這個“時髦病”。

“這種‘反向推崇’，恰好證明了‘社恐’青年在當下社交壓力的無所适從，也說明他們無法做到‘無差别聊天’‘自信感爆棚’。‘社牛’的強行輸出，實際是獨立于現實，産生了‘打個樣’的效果。誇張，但卻契合了大部分年輕人想‘猛刷存在感’的想象。他們做不到，也不敢嘗試模仿，但是卻能借機成功代入，産生一種與孤獨冷清截然相反的情緒體驗，這種零成本的體驗，足夠産生很多快樂。”我省某心理熱線管理人春曉對記者說。

“脫敏”探索

接受采訪的“社恐人”，都告訴記者，他們想過改變現狀。而現實中要靠近“社牛”，途徑有很多。專業的心理專家告訴記者，即便是真正的社交恐懼症，也可以經過相應的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實現症狀緩解。“而大多數人對于社交的畏難情緒，其實更應當學會保持适當的放松，學會接納并信任自己甚至進行一些演練，這就是所謂的‘脫敏’。”她說。

如今，針對這種“脫敏”，許多“社恐”年輕人已經行動起來。職場“社死”風險大，他們就在居住的社區進行多樣的探索。

北京的706青年空間被許多年輕人視為“宇宙中心”。那是中國第一家青年空間，打造的就是公共交流空間，在這裡有豐富的沙龍、青年分享會、公開課、獨立電影放映、民謠演奏等活動。很多人視那裡為“烏托邦”，意思是人們在“706”，可以回歸到最自然坦誠的狀态，發現志同道合的朋友，能主動展開頗有生趣的交流。最紅火時，“706”還曾開展“全國青年聚”活動，南昌、廣州、廈門的同類場所都有所響應；還發起過“串門計劃”，主張将散落關注公共議題的年輕人聯合起來，通過真誠的交往克服日常生活的異化狀态，在跨界議題串聯中尋找交互的可能，搭建跨地域的網絡……一時間，這些行動占盡風頭，“706”更被叫做青年人社交的“嘉年華”。

但這似乎還屬小衆。在濟南的魯能領秀城小區，近年來興起了個組織叫“盒子青年”，他們的嘗試則大大拓展了青年社交的範圍——面向所有社區居民，開展鄰裡社交。社區裡的年輕人創辦了“Fan社群”，有瑜伽社、健身互勉社、領麓山色群、足球社、吃貨合作群、烘焙美食群、藝術聯盟等在内的大大小小幾十餘個興趣群，系統化的運營下，平均每年1000 場社群活動，大型活動8-12場，吸引400000 人次參與，惠及12萬居民的生活。今年4月10日，“盒子青年”承辦的“2021中國綠發濟南·城市10KM馬拉松賽”開賽，如今還在籌劃開展足球、籃球、網球等青少年參與度高的體育項目。

“他們當中有黨員、團員，有研究生、在校大學生，有各行業專業人才。這是一群充滿正能量的青年人，高效利用社區資源，構建社區公共文化空間，以強大的資源調動能力保證高契合度的、高參與度的社群活動，打造了辦公室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間。”魯能領秀城社區負責人王梓琦說。如今，“Fan社群”已經成為共青團山東省首批“青春社區”示範點。

“在這場青年與社區共生的美好探索中，我們學會真誠相待，把鄰居當朋友，彼此放下戒備聚在一起。無形中，我們學會了打開自己，更加自信，也更懂得交流，遇見了更好的自己。”“盒子青年”發起人姚廣斌說。

“突出熟悉的‘場’的共享特性，再用創新的内容加以填充，這對年輕人能夠‘走出來’，肯定自我、打開自我，特别重要。”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李紅告訴記者，她認為“盒子青年”有複制推廣的可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相對孤立的，比較而言，住宅空間區域更容易實現這種改造，為年輕人建立一個相互支持的場所。另一方面，建立在地緣和愛好上的社交，更容易讓人卸下心防，激發出強烈的情感共鳴，人們甚至越走越緊密，凝結起生命共同體。自此出發，社交意願可能會越來越強烈，不懂社交的人們掌握了方法也會不斷擴展社交的圈層，參與更多的活動。‘社恐’也就不知不覺自愈了。”

（大衆日報記者 田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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