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早傳記?嚴格地講，古希臘最早的傳世傳記是公元前4世紀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戈拉斯傳》與色諾芬的《阿格西勞斯》伊索克拉底在《埃瓦戈拉斯傳》中自稱是古希臘以散文形式贊譽個人美德的第一人色諾芬除了撰寫阿格西勞斯的傳記之外，另著有回憶錄《遠征記》和《回憶蘇格拉底》，足見其對個人生平事迹的重視另有觀點認為公元前5世紀便已存在傳記及其作者，比如小亞細亞卡爾嚴達邦的斯基拉克斯撰寫過米拉薩僭主赫拉克利德斯的傳略但是其原始文獻來源于後來拜占庭的《蘇達辭書》，這段記錄的真實性一直存有疑問其他關于傳記起源于公元前5世紀的提法都有不足憑信之處，但再往前推究，我們不能排除史詩、頌辭、挽詞，以及叙事史學的人物描述對傳記産生的影響，《埃瓦戈拉斯傳》與《阿格西勞斯》明顯屬于頌辭性質的傳記這種對英雄事迹的重視起源甚早，在《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向帕特洛克羅斯歌頌了人們的光輝事迹，表明荷馬時代的英雄也同樣重視曆史中的典範雖然傳記起源的情況複雜，但可以确定的是，當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傳記正式出現的時候，其文史哲綜合特征相當明顯，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史上最早傳記?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史上最早傳記

嚴格地講，古希臘最早的傳世傳記是公元前4世紀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戈拉斯傳》與色諾芬的《阿格西勞斯》。伊索克拉底在《埃瓦戈拉斯傳》中自稱是古希臘以散文形式贊譽個人美德的第一人。色諾芬除了撰寫阿格西勞斯的傳記之外，另著有回憶錄《遠征記》和《回憶蘇格拉底》，足見其對個人生平事迹的重視。另有觀點認為公元前5世紀便已存在傳記及其作者，比如小亞細亞卡爾嚴達邦的斯基拉克斯撰寫過米拉薩僭主赫拉克利德斯的傳略。但是其原始文獻來源于後來拜占庭的《蘇達辭書》，這段記錄的真實性一直存有疑問。其他關于傳記起源于公元前5世紀的提法都有不足憑信之處，但再往前推究，我們不能排除史詩、頌辭、挽詞，以及叙事史學的人物描述對傳記産生的影響，《埃瓦戈拉斯傳》與《阿格西勞斯》明顯屬于頌辭性質的傳記。這種對英雄事迹的重視起源甚早，在《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向帕特洛克羅斯歌頌了人們的光輝事迹，表明荷馬時代的英雄也同樣重視曆史中的典範。雖然傳記起源的情況複雜，但可以确定的是，當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傳記正式出現的時候，其文史哲綜合特征相當明顯。

在西方古典傳記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修辭、史實、哲學三方面的影響因素并不均衡。伊索克拉底與色諾芬都師從于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哲學對傳記的介入使得傳記注重道德功用，在關注個人美德的前提下，史實變得次要了。《埃瓦戈拉斯傳》與《阿格西勞斯》都充滿溢美之詞，色諾芬甚至贊譽阿格西勞斯這位斯巴達國王“生平從未有一個不能證明其愛國熱忱的舉動”。而色諾芬的另一部傳記性質的作品《居魯士的教育》，更是在贊頌美德的基礎上叙述了居魯士的出生、童年、征服以及駕崩，其中虛構成分頗多。

樹立道德典範是西方古典傳記最重要的功用。亞裡士多德學派也把與美德、惡行相關的趣聞轶事，用之于能夠彰顯個人品性的專題寫作之中，而且這種對趣聞轶事的關注成為希臘化以及拉丁文學的主要特征。古希臘傳記所倡導的美德觀念，一直滲透到羅馬時期的傳記作品當中，普魯塔克甚至被後人認定為道德論者。另外，公元前4世紀希臘城邦政事紛亂、兵燹四起，公民大會、法庭争訟成為德摩斯梯尼、萊桑德一類政客與演說家的天下。詭辯之風盛行，浮誇之氣四溢，史學與傳記寫作難免受到波及。

不過，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相較，亞裡士多德在《雅典政治》《政治學》等作品中更多地運用了曆史學方法，對糾正希臘城邦出現的粉飾之風起到了積極作用。雖然從色諾芬到公元前1世紀奈波斯之間的傳記作品或散轶或殘缺，但是根據殘篇判斷，在傳記寫作領域也逐漸出現了重視史實的情況。據考證，這一時期重要的傳記作家有泰奧龐浦斯、狄凱爾庫斯、安提戈諾斯、阿瑞斯托克諾斯、赫爾米普斯、薩提洛斯等。其中，泰奧龐浦斯著有58卷本的《腓力傳》，從後世發現的殘篇來看，雖然其文辭華麗而重視道德宣傳，但其中對腓力二世的某些不光彩的行徑已有所提及。赫爾米普斯的傳記涉及人物衆多，包括立法者萊庫古與梭倫，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以及他們的門生，還有演說家伊索克拉底、曆史學家修昔底德等。赫爾米普斯與薩提洛斯都屬于亞裡士多德學派，二者在傳記中體現出對古物學和曆史的偏好。

從羅馬共和國末期一直到羅馬帝國早期，從事傳記寫作的奈波斯、塔西陀、斯韋托尼烏斯以及普魯塔克等人都具備史學修養。他們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外族名将傳》《阿古利格拉傳》《羅馬十二帝王傳》《希臘羅馬名人傳》。奈波斯通過趣聞轶事來介紹人物曆史，比如他描寫阿格西勞斯一直住在祖先留下來的破舊住宅裡，也提到他晚年住在埃及，因為舉止随便而遭到埃及人的輕視。他的這種叙述方式也使羅馬傳記向通俗化、獨立化方向發展，傳記具有愉悅讀者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塔西陀本身就是古羅馬優秀的史家，斯韋托尼烏斯則利用元老院的訴訟文件書寫帝王惡行，他在文中經常指出确切的資料來源。普魯塔克也顯示出對曆史的尊重，在《尼西阿斯傳》中，普魯塔克提及了原始文獻的利用：“那些難為一般人所熟知的史實，散布在其他學者的著作之中，或者來自古老的碑銘和檔案，我費了一番心血加以搜索，不僅僅是為了做學問求虛名，而是讓人對尼西阿斯的生平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萊桑德傳》中，他直接引用了德爾菲保藏室刻寫的銘文。普魯塔克雖然曾聲明寫的不是曆史，而是傳記，但《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有時會出現“我寫的曆史”“據史家推論”等重視曆史的詞句。

對曆史因素的重視不代表傳記可以等同于曆史，二者互不隸屬，這一點奈波斯和普魯塔克已闡述得相當清楚。但普魯塔克與奈波斯把傳記推向通俗化的做法不同，普魯塔克在傳記中表現出的在文史之間的徘徊也正說明了其欲把曆史事實、道德論調、文學藝術糅合在一起的志向。無論如何，《希臘羅馬名人傳》和希臘傳記早期委身于哲學的道德贊美完全不同，雖然依然強調美德的作用，但對曆史人物已經不是曲筆諱言。普魯塔克還強調了對于文學虛構的适度使用。在《提修斯傳》和《亞曆山大傳》中，他希望讀者能夠對傳說、心理、靈魂等方面的着墨予以理解，換而言之，對可能虛構的叙述予以理解。以哲學思想為依托，尋求文史哲之間的平衡，這是西方古典時代傳記的重要特征。

與曆史學家一樣，西方古典時期并沒有職業的傳記作家，也很難說傳記在當時擁有多麼高的地位，但不得不說，傳記中的奇聞轶事、爾虞我詐遠比曆史引人入勝，而其中的道德教誨也比哲學說教更為通俗易懂。

最後，關于古典時期傳記對後世的影響，我們很難籠統地予以評定。1992年布裡奇出版《何為福音書？——與希臘羅馬傳記之比較》一書，其中所考證的福音書起源于古典傳記，并未達成學界共識。同樣，莫米格裡亞諾在《曆史與傳記》一文中提到的“自傳體含有向内心獨白及忏悔形式發展的可能”，但是馬可·奧利略的《沉思錄》以及聖奧古斯丁的《忏悔錄》兩種形式的起源依然不明。不過，斯韋托尼烏斯與普魯塔克對後世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不同時代的文獻中覓得一些蹤迹。前者的影響不僅限于其後幾個世紀的世俗傳記文體，而且遠及基督教和中世紀的作家，基督教作家巴烏裡努斯所著《安布羅西烏斯傳》受到《羅馬十二帝王傳》的影響，而中世紀時期的艾因哈德所著《查理大帝傳》便模仿了斯韋托尼烏斯的傳記。普魯塔克對後世的影響更為深遠，從公元2世紀開始，《希臘羅馬名人傳》便備受關注，不但馬可·奧利略對其愛不釋手，東羅馬帝國的普羅克魯斯、波爾菲瑞等帝王也引用其文。在拜占庭時期，《希臘羅馬名人傳》極有可能作為曆史教材而流行于世。文藝複興之後，《希臘羅馬名人傳》從拜占庭傳入意大利，并逐漸被譯為拉丁文、法文、英文從而家喻戶曉。其中，法國古典學者阿米約主教與英國托馬斯·諾斯爵士的法英譯本功不可沒。另外，《希臘羅馬名人傳》還曾被莎士比亞、德累頓、蒙田、盧梭等人大量引用，特别是莎士比亞在其戲劇創作，包括取材、場景、台詞等方面都深受《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影響。

（作者：史海波，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