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繁體字排名最難寫的?申小龍｜“我沒有學過繁體字，為什麼能夠看得懂？”——中文“以大觀小”之道，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世界繁體字排名最難寫的?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世界繁體字排名最難寫的

申小龍｜“我沒有學過繁體字，為什麼能夠看得懂？”——中文“以大觀小”之道

新聞學院16級的小白同學來信：

其實這個問題困擾了我蠻長一段時間。作為一個新聞學院的中文方向的學生，注定要和文言文繁體字打交道。本來以為會在這方面有不小的困難，但是最後卻發現認識繁體字并不是一件難事。

究其根本，我想是因為語境幫助我們認識了繁體字。

比如說：“傑”這個字。單獨把它拉出來讓大家組詞，大概大多數人摸不着頭腦。但如果我把這個字放在一個句子裡，就變得好辨認了。

“薄伽丘是早期文藝復興傑出的小說家和詩人，也是一位熱心研究古典文化的人文主義者。”（《世界上古中古史》第二版P.292，高等教育出版社）

不用查字典，就知道這個字是“傑出”的“傑”字。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多了一個閱讀這個字的句子環境。即使不是繁體字，有些特定的字也需要在特定的環境裡才更好被辨認和解讀。這就是語句環境的強大作用，繁體字正是借助這個環境才得以讓大家認識。

繁體字簡化後，很多簡體字依然與它所對應的繁體較像，這些我們都能讀出來。而一些難以看出來的字，比如“遞”（遞給的“遞”）、“塵”（塵埃的“塵”）“夥”（大夥的“夥”）、“氈”（如坐針氈的“氈”）、“襯”（襯衣的“襯”）等，我們也完全可以通過語境讀出來。

其實，我們不但能夠通過語境來知曉繁體字的讀音，還可以在文字打亂時“自覺腦補”，順當地理解整句話的含義。

“薄伽丘的《十日談》記的載是10名佛羅倫薩男女青年避為了躲黑死病，逃到一座别鄉間墅，在聊無之際所講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完全能夠通過大腦思維整合明白這段話的意思，即使是在文字順序錯亂的情況下。其實，每個識字的人都具備這種能力，因為我們的閱讀是通過一定的上下文和語境讀出來的。缺失了這個語境，肯定抓瞎。

綜上所述，與其說我們是“認識”繁體字，倒不如說我們能夠通過分析語境認識繁體字。有了語境，我們每個識字的人都會有釋讀繁體字的能力。

小白同學談的問題從表面上看是根據語境“認”繁體字的問題，其實談的是中文的思維方式——以大觀小。這是解開中文奧秘的一把鑰匙。

1.中文“以大觀小”的“大”是從哪裡來的？

“大”來自地理環境和生産方式。中國從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來約7000年中，以農耕為主、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的生活方式一直在經濟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科學的發展主要和農業生産相聯系。

這種田園文明把人和自然界的關系視為有機聯系，相互作用，把世界看作有機聯系的整體。《中國科技史》的作者李約瑟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

“再沒有其他地方表現得像中國人那樣熱心于體現他們偉大的設想：‘人不能離開自然’的原則。”

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思維形式，其特點就是堅持普遍聯系、整體考察。

“合一”成了一個具有穩定性和普遍性的思維模式：知與行、内與外、理與氣、動與靜、形與神、陰與陽、天與人……所強調的都是相互融合、溝通，相互作用。

這種思維模式必然使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和把握帶有綜合性、靈活性的特點，反映在語言和語言分析上就是注重言和意的統一，以神統形。

2. 中文怎樣“以大觀小”？

（1）作為字義的“小”

小白同學說從上下文可以猜出繁體字的意思，說的是對一個字的字義的理解。

漢字的字形是一個意象，具有理解的多種可能性。當幾個漢字組合為一個字組的時候，它們的關系建立在意會的基礎上，而非形式的要求上，因此字義就比較“軟”，具有不确定性。例如：

“鋼刀”是鋼制的刀，“泥刀”就不是泥制的刀；

“水泥地闆”是水泥制的地闆，但“羊毛剪刀”不是羊毛制的剪刀。

這些是怎麼知道的呢？

沒有任何形式上的線索，靠的就是組合中的意會。

也就是說，“羊毛”的“用途”義，是從整個“羊毛剪刀”的組合中明白的。這就是mini版的“以大觀小”。

同一個漢字，在不同的組合中，會有不同的理解。以“口”為例：

“礙口”的“口”是嘴

“版口”的“口”是中縫

“碗口”的“口”是邊

“刀口”的“口”是“刃”

“隘口”的“口”是“關隘”

“當口”的“口”是“時候”

“切口”的“口”是“語言”

“對口”的“口”是“工作性質”

“滅口”的“口”是“人”

“牙口”的“口”是“咀嚼力”

“幫口”的“口”是“集團”

“茬口”的“口”是“（輪作作物的）種類和（輪作的）次序”

推而廣之，同一個字組，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也會有不同的意思。例如“沒錢”，說“口袋裡沒錢”就是沒帶錢，說“家裡沒錢”就是家裡很窮。

（2）作為隐文的“小”

典型的中文句子，其組織都是“虛實相間”的。大量的符号信息因為“人詳我略”而隐去。其中能夠清晰還原的符号就是隐文。

中文之所以不憚隐文，是因為這些隐文之“小”，都可以在“大”的語境中“觀”到。例如：

“這屯子還是數老孫頭能幹，（）又會趕車，（）又會騎馬，（）摔跤也摔得漂亮，（）叭哒一聲，掉下地來，（）又響亮又幹脆！”

句子中我們加的一個個括号，就是一個個“小”的隐文。

西方人的思維習慣和語法規範顯然無法解釋如此疏落、活潑的語言組織。如果把這些“虛”的隐文一一補上，個個句讀段“主動賓”俱全，實是實了，句子卻笨重僵滞了。

同學們從中可以體會西方語法的“團塊”寫實原則與漢語的“疏通”寫意原則的差異。這就是文化差異。

啟功先生曾經說：

“古代文章和詩詞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門，沒有主語的，沒有謂語的，沒有賓語的，可謂觸目驚心。

“我回憶小時學英語語法有一條：一個句子如在主語、謂語、賓語三項中缺少任何一項時，這就不算一個完整的句子。我國古代作者怎麼作了這麼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減于小孩唱的一首兒歌：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隻沒有尾巴，一隻沒有腦袋，真奇怪，真奇怪。’

“我努力翻檢一些有關古代漢語語法修辭的書，得知沒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為什麼那麼多的省略之後的那些‘老虎’還那麼歡蹦亂跳地活着？”

啟功的困惑 ，隻有一解，即那些 “老虎”之所以歡蹦亂跳，是因為在以大觀小的整體功能上，它們四肢健全，腦袋周正，什麼都不缺。

（3）作為隐意的“小”

隐文的“小”是可視的，即我們可以在有隐文的地方“還原”一個詞語出來，盡管這樣的還原不具有句法現實性。

而作為隐意的“小”，客觀上無法在句子結構中确定一個隐藏的“空範疇”，隻能在句法結構之外，腦補關聯信息，以使句子結構在邏輯上合理。例如：

“十一個碗還說沒得菜。”

“放你的假也就是三天。”

“這種腦袋沒地方買帽子。”

一般來說，語言的線性結構在編碼信息的時候，無法立體還原豐富的意涵。任何語言結構的理解，都需要關聯信息的支持。

但西方語言結構對信息的博弈策略是“零和”，即要通過盡可能豐富的形态變化和複雜的結構将信息一網打盡。結果是在對信息的規制中将意涵過度理性化、平面化；在收獲确定性的同時，也使信息簡化和失真。

這種“低語境”的策略在中國文化看來是交際的大忌——說得越多，對信息的規制越甚，言多反不及義。

中文結構對信息的博弈策略是“雙赢”，即高度肯定交流信息的不可言說性，在充分認識語言線性結構局限的前提下，将符号組織簡易化、音樂化，用積極的非理性參與句法理性，用充分的留白“觸發”關聯信息的全方位意會。表意漢字在這一過程中左右逢源，發揮了拼音文字難以企及的建構作用。

例如劉紹棠的小說《大河小鎮》中這樣一個句子：

"鼻子下有嘴，逢人便問路；但是三拐四彎，五盤六繞，七出八進，九曲十環，我就像進入諸葛亮的八陣圖，沒有黃承彥指識迷津便找不到出路。"

這是中文的思維，也是中文的生動。作者在整個找路過程中豐富的感受，并沒有扁平化為一個機械的邏輯結構，而是按時間順序，以句讀段的流動娓娓道來，傳神寫照，使人身臨其境。

王力先生說得好：西人的行文是希望不給讀者以辭害意的機會。

為此西文大力擴張形式的精确度與複雜度。西文告訴讀者：你看我就可以了，不要多想。

那麼中文呢？

中文主張不以辭害意。​

于是浮想聯翩，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