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的長篇小說《紅日》裡寫到四個女性，都有涉及她們的愛情描寫，這在一部時間長度在半年區間裡的全景式戰争小說中，是少見的。愛情在小說裡的作用，無疑是添加了可讀性。

　　但是在1963年改編成電影《紅日》的時候，四個女性，隻保留了兩個女性。

　　原來的四個女性撐持起來的愛情闆塊，分别是軍長沈振新與妻子黎菁的纏綿的情感線索，副軍長梁波與地方負責人華靜的隐約的愛情故事，機要員姚月芳與指揮部的一個幹部的情感波折，還有一個愛情空間，留給了戰鬥在前線的戰士楊軍與她的妻子阿菊。

　　在小說《紅日》裡，四個愛情故事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應該是副軍長梁波與華靜的愛情故事，而這一段故事，也最受人诟病，包括作者吳強，也認為這個愛情線索設置的不好。

　　副軍長梁波是以當時三野六縱的副軍長皮定均為原型創作的，他喜歡開玩笑，小說裡寫出了他的這個特點，尤其是在描寫他與華靜的接觸過程中，他的诙諧幽默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在一部描寫急如星火的戰争題材的小說中，花了不少篇幅，描寫高級将領的愛情故事，還是給人一種紮眼之感。

　　畢竟血與火反襯出粉紅的戀情有一點不合時宜。

　　拍電影的時候，編劇瞿白音删掉了小說裡的兩條愛情線索，軍長與副軍長的婚姻愛情生活都不見了，機要員姚月英也基本沒有什麼情感上的沖突，淪為一個打醬油的角色，反而是小說裡不顯山、不露水的一線戰士楊軍與妻子阿菊的情感線索，得以最完備的保留下來。

　　為此，瞿白音一度與《紅日》的原著作者吳強之間争得臉紅耳赤，但事實證明，一部電影的确容納不了太多的情感線索，而電影裡把楊軍與阿菊的情感線索作為唯一保留下來的情感鍊條，也頗為符合整個電影逼近一線戰争情境的立意與定位。

　　楊軍本來是吳強着意塑造的一個人物，可以說是代表戰壕真實的一個典型性形象，但連他自己也說，這個形象，實際上，在塑造出來之後，便失控了。

　　《紅日》是吳強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可以看出，他對人物操控上，并沒有做到遊刃有餘。

　　在吳強的最初打算中，是把楊軍作為小說的主人公進行重點描寫的，但是在他的寫作的時候，過早地将楊軍設置成受傷，來到了後方醫院，吳強意圖通過這個設計，能夠牽連起戰争前沿與後方之間的聯系。但是楊軍在小說的一半篇幅中被支走，直到他康複之後，才重新回到部隊，但這時小說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描寫内容了。

　　吳強按照他預先的設定，安排楊軍在最後一場戰役，也就是攻克孟良崮的決戰中，大顯神威，小說裡正是這樣，最後是楊軍将紅旗插上了孟良崮之巅。

　　這樣，楊軍的美麗妻子尋夫的情感線索穿插在小說及影片中，便能夠代表着湧動在戰壕中的情感主體，也頗符合小說“拿小處說說”的總體基調。

　　電影裡，對楊軍的情感線索進行了貫穿全片的重新梳理，突出了楊軍妻子阿菊的重要性。

　　在原小說裡，楊軍的老家是在浙西天目山，但在電影裡，為了有頭有尾，将楊軍的家，改成了小說開始時的故事發生地江蘇漣水，在這裡，楊軍與妻子阿菊告别，之後，電影裡交待，阿菊追随着隊伍的北上路線，一路從江蘇追到山東，找到了自己的夫婿，并且成功地成為了一名解放軍戰士，擔當了戰地護士。

　　以護士的身份，她在電影裡還出現在團長劉勝犧牲的現場，而小說裡，并沒有提及急救醫院的護士中有阿菊的身影。

　　所以，阿菊成為電影裡唯一的具有情感線索的女性形象。另一個在小說裡頗為亮眼的女機要員姚月英，在電影裡幾乎沒有什麼愛情作為，就像《林海雪原》裡的白茹一樣，到了電影裡，便無聲無息。

　　《紅日》電影裡的阿菊，也成了電影裡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扮演阿菊的演員，演出了一個溫婉、柔順、忠貞的鄉姑風貌，她不銳利，但她有一份執着，為了丈夫，她能夠不遠千裡，沿着丈夫的軌迹，一路追尋而去，這種女性，雲集着中國女性的傳統風采，就像孫犁《荷花澱》裡的那個不放心丈夫而去尋找丈夫的鄉間女人一樣。

　　千裡尋夫，是中國女性的一種傳統，在《紅日》裡以這樣的形象出現，給予了現代戰争以一種傳統中國美學情境的濡染。

　　所以，《紅日》裡的阿菊雖然出場不多，但卻有一種傳統的溫婉的美。

　　扮演阿菊的張桂蘭由此令人刮目相看。她在面對丈夫的時候，她低眉順眼，把農村少婦的那份腼腆心态表現得淋漓盡緻，而當她投身到戰士的行列，那一份容光煥發輝映了她的整個面容，讓她的臉上洋溢着一種動人的光彩。

　　張桂蘭是誰？

　　其實，《紅日》是她出演的最後一部電影，在這之前，從1957年至1960年，她在五部電影中扮演過角色，分别是：1957年北影的《生活的浪花》、

　　1958年長影的《水庫上的歌聲》、

　　1958年長影的《傷疤的故事》、

　　1958年長影的《康莊大道》、

　　1959年長影的《朝霞》。

　　而張桂蘭的名聲更為大振的地方，卻是在配音界。

　　1974年拍攝的《閃閃的紅星》中的小男孩潘冬子，就是由張桂蘭配音的。

　　而難以置信的是，《劉三姐》中的劉三姐的聲音，也是由她配音的。

　　潘冬子的聲音，帶着小男孩的果斷堅毅，而劉三姐的聲音，帶着一種嗲聲嗲氣的甜蜜味兒，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但張桂蘭卻用她的聲線，完美地呈現了不同性别角色的不同聲音塑造。

　　在《五朵金花》中，楊麗坤扮演的金花，也是張桂蘭配音的。這再一次展示了張桂蘭對角色順應的強大能力。劉三姐的聲音帶着暈乎乎的甜味，而金花社長的聲音裡，還多了一份果斷與力量，張桂蘭的聲音，再度搖身一變，完美地表現了角色的個性風格。

　　周恩來總理後來在見到楊麗坤的時候，對面前的楊麗坤的聲音迥異于電影裡的聲調感到奇怪，問明了情況，才知道，這部電影原來是配音的。由此可見張桂蘭的配音已經深度介入到人物的塑造中去了。

　　張桂蘭在《紅日》中出演角色之後，再也沒有主演過電影，她在這部電影裡，年齡大約在28、9歲，張桂蘭生于1933年，《紅日》從1960年開拍，1963年公映。到了1974年配音《閃閃的紅星》中的小男孩的時候，她已經40歲，這個年齡配音一個還未進入發育期的小男孩，惟妙惟肖地表現出男孩的那種愣沖沖的個性，不能不佩服張桂蘭的配音演技。

　　相對于上譯廠女性角色的多用氣聲的洋裡洋氣的聲調，張桂蘭的配音，更帶有民族色彩，幾乎是直接來自于發自肺腑的自然聲律，所以，《劉三姐》裡那位千嬌百媚的民間歌手，僅僅用她的粘糯的甜味腔調，就能在電影裡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張桂蘭離開銀幕的原因，不排除是一個女演員進入中年之後，很難找到合适的角色，但是配音演員的藝術生命要遠比真容露面的演員來得更為綿長，之後張桂蘭還配音了一系列反響較大的影片，如《海霞》中的大小海霞、《阿信》中的阿信。

　　而她的個人生活，也是比較美滿的。她的丈夫是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的導演王映東，曾導演過紀錄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等。兩人相識于1955年，當時張桂蘭還在長影廠當演員，作為導演的王映東準備拍攝一部紀錄片《我們的節目》，到長影廠尋找配音演員，結識了張桂蘭。

　　之前，他有一段失敗的婚姻，前妻是他的表妹，家裡人都希望他們能夠破鏡重圓，正是因為這麼一個原因，加大了張桂蘭這段感情的困難，但張桂蘭堅持下來了，後來随丈夫調到北京，進入新影廠當解說員，後又調入北影廠從事譯制片導演，開啟了她的新的藝術空間。她生有三個兒子，都學有專長，堪稱做母親的驕傲。

　　2001年，68歲的張桂蘭因病去世，令人扼腕歎息。但她留下的藝術形象，卻永遠年輕，靓麗。雖然她沒有成為那個時代光豔照人的巨星，但是她的形象還在電影的縫隙中給人一種真實感。

　　即如《紅日》中她扮演的阿菊，如果不是去了解一下她的扮演者的來龍去脈，我們會真的以為是一個地道的鄉下姑娘扮演的，演員對角色的栩栩如生的再現，于無聲處給人一種歎為觀止之感，給我們留下的是一種驚歎與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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