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史詳節》，宋代呂祖謙輯。呂祖謙（1137—1181），南宋哲學家、史學家。此《十七史詳節》是作者讀正史而節抄選編之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學術觀點和人格理想。

1.版本情況

此《十七史詳節》為明正德刻本，全書273卷，國家圖書館藏29卷，10冊。

國家圖書館所藏《十七史詳節》，為四眼線裝，湖藍色灑金絹衣，米色灑金書簽。書高22.3厘米，寬14.3厘米。半葉13行，行26字。雙魚尾，白口，文武欄。有前人修複痕迹（劃欄、連補帶襯），接背。

圖4-3-73 明闆《十七史詳節》第81冊修複前

2.關于古籍的常規接背方法

此書破損情況為蟲蛀、線斷并葉散。從破損程度來看，并不十分嚴重。故我對此書的介紹，并不針對破損部分的修複，而是此書的接背方法。接背，亦稱“接腦”，為古籍修複術語。在古藉修複中，常常出現一種情況，就是有的書因書腦過于窄小，訂線後，易壓邊框和圖文。而采用接背的方法後，狹小的書腦立見闊綽，易于翻閱。

接背的常規方法有3種，襯紙接法、不襯紙接法、拼接法。所謂襯紙接法，就是在對書葉進行襯紙的同時，接寬書腦。清代藏書家黃丕烈在《陶杜詩選》題跋中就有“裝成展讀，因腦頭狹小，殊不耐觀，複命工易紙覆襯接腦，始可開展。”[1]這裡所說的“覆襯接腦”，當為襯紙接法。不襯紙接法，也叫粘接法。就是裁一些與書葉數量相等，與書葉高度一緻，寬度視接背寬度而定的紙條，把紙條的左右兩邊，一邊粘在書腦距書脊2—3毫米處，另一邊回折與書脊邊緣相碰，此為不襯紙接法。拼接法，又稱硬接法，是一種既不用襯紙，也不用糨糊，而隻用紙撚把原書與接書腦的紙條連結起來的方法。

以上為古籍修複中，普遍采用的3種接背方法。

圖4-3-74 接背外觀圖

3.關于此書的接背方法

我在對“天祿琳琅”專藏之《十七史詳節》第81冊修複中，又發現了一種有别于以上3種的接背方法。開始時，過眼此種接背方法，以為采用的是拼接法，也就是俗稱的硬接法。但仔細觀察，并不是傳統的硬接法。不同之處有以下幾處：一是常用的硬接方法是将接背用紙裁成單葉紙條，而此書是把接背用紙疊成若幹沓；二是固定不同，通常的硬接固定方法是采用紙撚固定，具體方法是把兩頭尖的紙撚，一頭固定在書葉上，一頭固定在接紙上。而此種接背固定，則是不用紙撚。以下以《十七史詳節》第81冊為例，詳細介紹一下此種接背方法。

此書的接背紙共有9沓，每沓6張，6張之間，點糨連結。具體形式為：每沓的折口都朝着書脊；另外，在第5葉書葉中間襯一張大于書腦的襯紙，并與第1沓在大于書腦部分點糨糊固定。在第15葉書葉中間襯一張大于書腦的襯紙，并與第2、第3沓在大于書腦的部分點糨糊固定。在第24葉中間襯一張大于書腦的襯紙，并與第4、第5沓在大于書腦位置點糨糊固定。在第33葉中間襯一張大于書腦的襯紙，并與第6沓在大于書腦位置點糨糊固定。在第42葉中間襯一張大于書腦的襯紙，并與第7、第8沓在大于書腦位置點糨糊固定。在最後钤有乾隆三玺副葉中間襯一張大于該副葉書腦的襯紙，并與第9沓在大于書腦位置點糨糊固定。

圖4-3-75 第1沓與襯紙固定

圖4-3-76 明闆《十七史詳節》第81冊修複後

以上為此種接背的具體方法，從操作手法中可以看到，此種接背方法完全有别于常用的3種接背形式。那麼，何種古籍适合此種接背方法呢？以《十七史詳節》第81冊為例，此書接出部分隻有6毫米左右。如果采用襯紙接法、不襯紙接法和硬接法3種形式進行接背，都要進行打撚固定。但狹窄的接出部分，沒有下撚的空間。而此種接背方法無需打撚固定接出部分，隻需一單撚固定在原書葉書脊處。故此種接背方法較适合接出部分狹窄，不适合打撚的古籍。此次修複過程中，原樣複原保留了此種接背方法。

同為“天祿琳琅”藏書中的元刻本《漢書·九十九》卷69也是此種接背方法，在修複過程中，也保留了此種方法。

圖4-3-77 “天祿琳琅”《漢書·九十九》卷69原接背修複前

圖4-3-78 “天祿琳琅”《漢書·九十九》卷69複原、加固原接背

圖4-3-79 “天祿琳琅”《漢書·九十九》卷69複原、加固原接背效果

國家圖書館的古籍修複曆史悠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國家圖書館陸續啟動了《趙城金藏》、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的修複項目。但是，在以往的修複工作中，為古籍修複過程建檔是一個薄弱環節。以修複《趙城金藏》為例，在長達16年的修複過程中，竟然沒有留下一份詳細的修複檔案，隻留下一冊《趙城金藏修理簿》，登記了每次從書庫提取了幾種、幾卷、經名、歸庫時間等内容，而後期的記錄隻登記每次提取幾種幾冊，連經書的題名都沒有了，除此之外，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修複工作的文字數據，非常可惜。此修複項目自開展以來，修複團隊在為古籍續命的同時，也一直秉持着為修複存史的理念。

以上，僅對“天祿琳琅”專藏修複中的幾個案例進行了介紹。我以為，作為古籍修複的國家隊，我們應承擔起這個責任。而修複案例、實錄等就體現了這一責任。我們将一如既往地做好這項工作，在為修複存史的同時，也希望這些案例在同行的修複工作中起到參考和借鑒的作用。

[1] 〔清〕黃丕烈撰，餘鳴鴻、占旭東點校：《黃丕烈藏書題跋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0頁。

本文經授權摘自朱振彬《古籍修複探索與實踐》一書。

作者簡介：朱振彬，古籍修複專家，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全國技術能手，中國古籍保護協會古籍修複技藝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暨江蘇古籍修複傳習中心傳習導師、全國古籍修複技藝競賽評審專家。1980年入職國家圖書館。在40多年的工作實踐中，先後參與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天祿琳琅”專藏等重要古籍修複項目及館藏新善本、名人手稿、輿圖等文獻的修複。在完成繁重的古籍修複工作的同時，朱振彬也承擔着傳承古籍修複技藝和修複理念的重要責任。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文物鑒定與修複方向），以及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本科（古籍鑒定與保護方向）、首都聯合職工大學國家圖書館分校（古籍修複專業）授課工作等。發表論文《關于善本古籍的修複》等10餘篇，參與編著《芸香芬馥—古籍保護探索與實踐》等3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