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韓國，人們把教師稱為“立國者”；在芬蘭，男人和女人都把教師放到配偶最理想職業的前三名。然而，美國卻有句老話——“無能者才會教别人”，意思是隻有當不了醫生和律師的平庸大學生才會選擇教師工作，公立學校老師是一邊享受豐厚養老金與醫保、一邊有體罰和酗酒等問題的人。

　　記者達娜·戈德斯坦觀察到，無論參加什麼政府會議，政策決議者們似乎都在為公立學校教師的無能和“鐵飯碗”感到憤憤不平，卻少有人關注教師群體的困境。在《好老師，壞老師》一書中，她考察了美國公立學校教師面臨的問題：薪酬過低、聊勝于無的任期保護機制、嚴苛的考察評分體系、教學計劃由管理人員決定、任教科目時刻有人審查……

　　戈德斯認為，政策不應把注意力放在解雇教師上，而對于如何設計他們身處的工作環境——更宏觀的大衆教育和社會福利體制——的關注卻少之又少。正如教育學家杜威所說：“教師并不是軍隊裡的士兵，隻能選擇服從；也不是輪盤上的鋸齒，唯有應付和傳遞外界能量；教師必須是一位智慧的行為媒介。”當教學成為引人入勝、富有挑戰的工作，有頭腦、創造力與抱負的人們自然會被吸引到教育行業裡。她也相信，教師們值得比現在更好的待遇與尊重。

　　《好老師壞老師》（節選）

　　撰文 | [美]達娜·戈德斯坦 翻譯 | 陳麗麗

　　為糟糕的教育質量感到擔憂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教師們所做的工作既有其個人意義，又有其政治意義。他們照料我們的孩子、教育我們的孩子，而孩子是我們寄予熱烈而又忠誠的愛的對象。他們為我們的國家培養公民和工人，而這些人的智慧和技術水平将決定我們所有人的未來。既然教師肩負着如此重大的責任，那麼美國政客們對于他們的缺點如此敏感也就順理成章了。所以，我首先要承認一點：美國教師的學術背景大多都很平庸，這是事實。大部分人的SAT（學習能力測驗）分數都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他們都畢業于普通學院和大學。最新數據顯示，教師的學曆正在提高，但是，由于在經濟衰退期中，私營企業招聘人數減少，因此這會是持續發展趨勢還是短期趨勢還未可知。

　　的确，人們在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小學課堂中進行了一次大型實踐考察，發現許多孩子——其中大多數是窮孩子——“在無所事事地看教師處理他們的行為問題，參加做習題和拼寫測驗等無聊而又機械的教學活動”。另外一個以千個市區公立學校課堂為對象的研究發現，隻有1/3的教師的課堂組織方式達到了超越機械學習的“知識深度”。

　　在奧巴馬時代，應對這些真真切切的問題的主要政策隻有一個：削弱教師的任期保護機制，然後使用“學生學習評價标準”——這是對孩子們在一連串設計倉促的測試中取得的成績的委婉說法——來識别并解雇差勁的教師。科羅拉多的一位教師（用誇張的說法）告訴我，人們過分關注如何懲罰糟糕的教師，這讓她覺得“選擇了一個在人們的眼中比賣淫還不如的職業”。憤怒的教師們通過在線視頻和博客文章向公衆宣布辭職，這種現象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我沒辦法再配合這種測試體制了，我覺得這會扼殺課堂的創造力和創新性。”羅恩·馬賈諾說，他是弗吉尼亞州的一位高中社會學科教師，還曾兩次獲得全國教學大獎。在伊利諾伊州，艾莉·魯賓斯坦通過YouTube提交了她的辭職信。她解釋道：“教學中那些令我熱愛的一切都已不複存在。課程都是強制執行的。任教科目的每一分鐘都有人審查。教學計劃由管理人員決定。再也沒有人信任課堂中的教師，或者說，教師要教什麼、什麼時候教、怎麼教，都再也不是自己所能夠掌控的了。”奧利維亞·布蘭查德選擇從她在亞特蘭大的“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機構的實習崗位上離開： 當地給管理人員和教師發了上萬美元的績效工資，讓他們造假，塗改并更正學生們在标準化測試中的答案，然後再提交上去打分。在遭遇了一輪指控之後，那些還待在該地區的教師都變得萎靡不振、惶惶不可終日。當布蘭查德發出辭職電郵的時候，她“全身心都解脫了”，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描述道。

　　布蘭查德、馬賈諾和魯賓斯坦代表了一種更大的趨勢。民意測驗顯示，相比于美國的其他職業，教師更富有激情、更具有使命感。但是，美國大都會人壽保險（MetLife）一項針對教師的調查發現，在2008至2012年間，聲稱自己對于目前的工作“非常滿意”的教師比例從62%暴跌至39%，達近1/4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

　　我曾經以為這場教學之戰是新生事物，是被“大蕭條”的恐慌引發的。畢竟，美國孩子中有1/5出身貧寒——兒童貧困率是英國和韓國的兩倍。年輕人們遭遇了17%的失業率，而德國和瑞士的失業率還不到8%。剛畢業的大學生中有一半以上都處于無業狀态，或者做着和他們的教育水平不相稱的工作。漏洞百出的社會保障網、胡作非為的銀行體系、懶散的監管者、制造業的全球化、消費主義文化、信用卡債和短視思維讓我們陷入了經濟困境。如果沒有更好的教師來拉我們一把，那我們就完蛋了。“偉大的教師每天都在創造奇迹，”教育部長阿恩·鄧肯于2009年如是說，“有影響力的教師呢？他們能在水面上行走。”這番華麗的辭藻仿佛一記鞭響。我們有多執着于批判那些糟糕透頂的教師，就有多崇拜那些理想化的、寥寥無幾的“超人”教師。

　　這種天壤之别令人困惑，我不禁要想：為什麼美國教師既心懷怨恨又頭頂理想的光環，而其他國家的教師卻普遍更受人尊重？在韓國，人們把教師稱為“立國者”。在芬蘭，男人和女人都把教師放到配偶的最理想職業的前三名。然而，美國有句老話——“無能者才去教别人”，這種說法還在繼續産生回響，這反映出了美國人對于教育者這一職業居高臨下的态度。

　　我以為，要了解美國人對教師的看法，就必須了解我們的曆史——我們對于把公共教育作為英才教育媒介抱有超高的期望，但是多年以來，我們不願大力投資其中涉及的公共組織、教師和學校——這兩者之間的沖突也許與美國人對教師的看法有一定的關系。200年以來，美國公衆一直要求教師消弭困擾社會的隔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移民和美國主流人群、黑人與白人以及貧富之間的差距。然而，每一個教育改革的新時代都是以人們從政治和媒體角度對當時的教師發起鬥争為标志的。可我們正是要靠這些教師來進行這項艱巨的任務，而且這往往是在穩定的工作和經濟的住房、兒童保育和醫療保健服務等等方面對家庭的支持缺失、無法令面向孩子的教學更有效果的情況下進行的。

　　19世紀的公立學校改革者們曾這樣描述男教師——19世紀的教工中有90%是男性——他們都是嗜虐成性、隻知道揮舞教鞭的酒鬼，應該由更善良、更純潔（薪水更低）的女性代替他們。在進步主義時期，工薪階層的女教師們因為課堂缺乏男性的“硬氣”，無法管理由過去的童工組成的60人以上的班級而飽受抨擊。在民權運動時期的南方，“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是美國曆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訴訟案。黑人學童因種族隔離法律而被剝奪入學權利，這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該案的判決終止了美國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現象，美國的民權運動也因為本案邁進一大步。從根本上激起了成千上萬的黑人老師的怒火，而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政府卻故意視而不見。然後，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也就是“黑人民權”運動的巅峰時期，白人教師因無法接受學生父母對學校的控制和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中心的教學理論而受到了指責。

　　教師要面對的是嚴陣以待的左翼和右翼政客、慈善家、知識分子、商業領袖、社會科學家、活動家、父母，甚至他們内部還要互相對峙。（我們應該看到，有些批評是公正的，但有些批評則不那麼公正。）美國人一直在就誰應該在公立學校中擔任教職，應該教什麼内容，應該如何教育、培訓、雇用教師，支付教師薪酬，評價和解雇教師等話題辯論。雖然這些問題已經争論了兩個世紀，但是我們基本上還是未能達成共識。

　　許多出類拔萃的男性和女性都曾在公立學校工作，并且從基層的視角提出了關于如何改善美國教育的有力觀點。亨利·大衛·梭羅、蘇珊·布朗奈爾·安東尼、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林登·貝恩斯·約翰遜……曾任教職的美國名人有許多，這裡提到的不過是寥寥數人。他們都反對将教育者幻想成聖人或拯救者的觀點。而且他們深知，在教育事業中，孩子們的智力進步和社會流動性的潛力雖然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受限于培訓不足、薪酬過低、供給不足、管理無能和學生貧窮的家境等現實因素。這些教師的故事和那些沒有那麼廣為人知的教師故事都在推動着這段曆史向前發展，并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美國教職會變成這樣一個既飽受抨擊又受人敬仰的特殊職業。

　　而且，可能除了高中水平的數學老師之外，我們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更好的學生就能成為更好的老師。某些國家，例如芬蘭，建立了完全由尖子生組成的教師隊伍。但是其他地方，例如上海，人們在提高學生成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教師候選人群并沒有經過大幅度的調整；他們是通過調整教師工作日，讓教師單獨面對孩子們的時間變少，并且把更多時間用在備課和觀摩其他教師工作情況、分享教學實踐和課堂管理的最佳做法上。據研究世界各地學校的統計學家安德烈亞斯·施萊歇稱，上海“善于吸引中等人才并挖掘他們身上的巨大生産力”。美國教育的未來應該也是這樣子的。正如約翰·杜威在1895年指出的那樣，“教育一直都掌握在普通人手中，将來也是如此。”

　　我深信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者們應當吸取前車之鑒。我們要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給教師排名和解雇教師上，要更多地關注如何令每天的教學變成引人入勝、富有挑戰的工作，把有頭腦、有創造力、有抱負的人們吸引過來。我們要平息教師鬥争并支持普通教師提高他們的技能，也就是研究教師素質的經濟學家喬納·羅考夫所說的“推動”這一行業中的“中間層大隊伍”。雖然曆史上模範教師們的創造力和毅力令人鼓舞，但是您将在本書中讀到的關于他們的故事可以讓我們看到政治上的非理性行為；人們過分關注教師排名，而對于如何設計他們身處的工作環境——更宏觀的大衆教育和社會福利體制的關注卻少之又少。

　　為了了解這些體制，我們将從19世紀上半葉的馬薩諸塞州開始曆史之旅。全民普及教育的支持者，又稱公立學校倡導者，受到了反課稅激進分子的挑戰。這兩大群體之間的關系緩解令美國教職又被重新定義為由女性擔任的低收入（或者甚至是義務）的傳教工作，這種情況伴随着我們走過了兩個世紀——與此同時，奴隸和移民們的孩子都湧入了教室；我們為解除學校種族隔離而鬥争，然後又放棄；我們從19世紀末開始面對這樣的未來： 沒有大學學位的美國年輕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因此他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依靠學校和教師幫助他們獲得中産階級的生活。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好老師，壞老師：美國的公共教育改革》序言，内容有删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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