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一生都與書院緊密相連，緻力于書院的興建與修複，并且在各地的書院進行講學傳道活動，把書院作為自己傳播學術、培養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省圖書館國學分館舉行的山東省尼山書院“朱子學公開課”上，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肖永明在闡釋《白鹿洞書院揭示》與朱子的教育思想時表示，《白鹿洞書院揭示》是朱熹理學思想在書院教育中的具體落實與體現，體現了理學教育思想的精髓，在曆史上促進了理學的傳播。《白鹿洞書院揭示》在中國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産生的影響長達數百年，并遠至整個東亞、東南亞。“《白鹿洞書院揭示》所聚焦的‘為學’與‘修身’的豐富内涵，朱子主張的人倫本位、修己安人、知行并重、自主學習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對于今天如何處理好知識傳授與人格養成的關系，對教育發展與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肖永明說。

　　“五教之目”“為學之序”

　　江西的白鹿洞書院，與湖南的嶽麓書院、河南的嵩陽書院和應天書院并稱為古代“四大書院”。廬山五老峰南麓後屏山下之地，四山環合，俯視似洞，唐李渤在此讀書，養一白鹿自娛，人稱白鹿先生，此地也因此被稱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辟為學館，後擴為書院。

　　1179年，朱熹任南康的知軍，主持修複了白鹿洞書院，并制定頒行《白鹿洞書院揭示》。

　　《白鹿洞書院揭示》文字不多，400多字，主要分成本體加案語兩大部分。本體部分，主要講了什麼是五教之目、為學之序，闡述了哪些内容是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案語部分，又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朱熹所說的“五教之目”，是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是指“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為學之序”的五個方面中，前四個方面是窮理之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和道德認識相關的，至于“笃行”，關鍵在修身、處事和接物三個方面。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後邊的案語，主要說明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的目的和意義。比如，朱熹表示，古昔聖賢教人為學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明白義理，然後自我修養，再推己及人，不是死記硬背一些東西，作一些文章，然後取得功名利祿。現在的人為學，正好倒過來了。現在有一些學校，制定了很多的學規，很詳細，其實是小看了這些學者，沒有看到他們是能夠自主學習的、有創造力的主體。所以，朱熹特别表示，修複白鹿洞書院以後，不會把這些條條框框放到書院來，而是把聖人在經典裡面所揭示的、那些為學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則列到這裡。

　　修複白鹿洞書院的原因

　　書院制度在唐代興起以後，在宋代獲得極大發展。這和宋代初年“重文輕武”的政策有很大關系。當時，國家需要選拔大量人才，但是，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各州縣的官學系統，都不能很好地承擔起這方面的重任。于是既非官學，又非純粹民間私學的書院，獲得了發展契機。

　　朱熹生活的年代，書院發展已經更加興盛。與北宋時不一樣，書院在南宋時的發展，和理學結合起來了，二者相互依托、相互促進，很多的理學家都把書院作為講學傳道的重要場所，書院也因此獲得更大發展，更多書院創建或者修複。正是以書院作為基地傳播思想，很多學者形成了自己的學派。

　　可以說，朱熹的一生都和書院聯系在一起。有學者統計，和朱熹相關的書院有67所。他創建的書院，在福建就有寒泉精舍、雲谷晦暗草堂、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等。海外研究朱子的“大家”陳榮捷先生考證，有名有姓的朱子門人有488位。另一位專家方彥壽先生考證，朱子的門人中，來自書院的就有276位。這個比重是很大的。

　　至于朱熹為什麼要修複白鹿洞書院，有幾方面原因。首先，這不是他一時興起，而是有其思想基礎，也符合他一貫的教育主張。二是他需要依托書院來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三是他對當時的官學教育不滿，批評當時的官學如同名利場，師生關系“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結果是“風俗日蔽，人才日衰”，學校不僅沒有起到引領社會風氣，給社會樹立道德标杆的作用，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敗壞了社會風氣，必然培養不出真正符合聖賢之道的人才。

　　還有一層很重要的意思，要對抗佛道之學。事實上，從魏晉隋唐以來，佛道之學對儒家學說形成了越來越大的沖擊和威脅，這種沖擊和威脅既體現在學術層面，也體現在社會生活各個環節。在這種環境中，很多人的文化立場是動搖的，甚至包括一些儒家文人詩人，在很多場合不知不覺表現出對佛道之學的興趣，有些價值觀念明顯受到佛道思想影響。朱熹在談到為什麼修複白鹿洞書院時，也曾表示在這個地方有“老佛之居，以百十數”，意思表達得非常明顯。

　　書院落成後，朱熹還自任洞主，經常前往給學生們講學，并積極籌措辦學經費，籌集教學圖書等。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還是制定并頒行《白鹿洞書院揭示》。《白鹿洞書院揭示》，很多地方也稱《白鹿洞書院學規》或《白鹿洞書院教條》。其實，學規、教條之類的說法，并不太符合朱熹本意，他曾表示，《白鹿洞書院揭示》不是制定一些具體的規範，不是為了用條條框框束縛人，隻是為了從根本上揭示為學之道。

　　“教其事”和“教其禮”

　　從《白鹿洞書院揭示》來看朱熹的教育思想，首先要理解朱熹教育思想的内在邏輯，其基本邏輯就是要“複其性”，即恢複一個人光明的德性、本性。

　　要準确理解這個内在邏輯，應該從朱熹的人性理論去分析。朱熹認為，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天命之性是純粹的、至善的，氣質之性則可能有善、有惡。每個人都有純粹至善的天命之性，這是一個人成聖、成賢的内在依據。但是，一個人秉受天命之性的同時，又有氣質之性的成分，既然氣質之性可善可惡，就可能對天命之性構成遮蔽，如同烏雲之遮蔽太陽。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把烏雲驅散，把遮蔽純粹至善本性的那部分氣質之性去掉，也就是說，為學的過程，或者說教育的過程，事實上就是去除氣質之偏。

　　氣質之偏往往指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或者受内心欲望的驅使，一不小心出現的偏差，一不小心就不得其正，所以朱熹常說，“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為學”。 所以，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學以複性”。

　　朱熹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人倫本位”。他非常明确地說，“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朱熹認為，人生不同階段的教育都是要明人倫的，不是說小時候去明人倫，長大了就去做别的了，每一個階段的學習任務都是要明人倫，每一個階段的教育内容就是明人倫。

　　按朱熹的說法，一生的教育可以分成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八歲到十五歲，算是小學教育階段，十五歲以後就是大學教育階段。小學教育階段要“教其事”，學習打掃、應對、進退等具體事務，通過具體的事情去培養道德行為習慣；十五歲以後主要“教其禮”，明白做事的道理何在。所以，當時朱熹對教育的抨擊是非常激烈的，他的立足點之一就是“明人倫”，認為那些老師學生們忘本逐末，違背了教人為學和辦學的本意。

　　朱熹教育思想裡特别強調的一點，就是修己安人的功夫次第。關于修己安人，朱子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也闡述得非常明白。這方面思想，可以說是對《大學》的繼承和發揚。朱熹特别重視《大學》，甚至臨終前都在注《大學》，所以《大學》的精神在《白鹿洞書院揭示》裡也體現得非常明顯。《大學》有“八條目”，即“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朱熹之要求講義理，要修身及至治國平天下之意，正與此同。

　　強調自主學習

　　朱子教育思想中，強調知行并重。《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提到為學之序，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面是明理之事，後面是笃行之事，表達的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強調的就是知行并重。朱熹認為，知和行是需要相互配合的，這二者如同眼睛和腳，如果一個人有眼睛沒有腳，行起來就不方便，但是如果有腳沒眼睛，就會失去方向。朱熹還非常明确表示，做學問沒有别的路徑，明此理、力行之就可以了，所以聖賢教人，就是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他所說的力行，就是要把内心的倫理道德知識體現在自己的實際行動上，這就是“責之于身”。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朱子強調自主學習。《白鹿洞書院揭示》中說，“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這段話的大緻意思是說，聖賢教人的方法，在經典裡面就有，有志于成聖成賢者，就應該去熟讀、深思而問、辨之，去自覺地了解它，認同它，踐行它，而不是要别人設立規矩、禁防，當作外在的約束。

　　朱熹關于自主學習的這些論述，至今仍然發人深思。現在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的教育，自主學習仍是比較缺乏的，往往都是學校或者家長設計好了，學生隻要按照設定好的指令、步驟去執行就可以了，如此一來，學生的自主性、自覺性、内在動力體現在哪裡？其實受到很大束縛。很多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一進學校，看上去特别放松，為什麼？在中學裡的那種外在壓力沒有了。但是，沒有人再為他們設計那麼細的學習指令、步驟之類的東西了，一下子又不知道學什麼、怎麼學了。他們内在的學習興趣并沒有真正地培養起來，内在的學習動力也沒有真正地發動起來。現在，要給中小學生減壓，給大學生加壓，大概就是為了解決這類問題。

　　從《白鹿洞書院揭示》的案語看，朱子顯然不贊成用一些學規、規約去約束學生。所以他說，“讀書是自家讀書，為學是自家為學”，還表示“不幹别人一錢事，别人助自家不得”，就闡述得非常清楚了。

　　那麼教師的作用是什麼？朱子認為，教師的作用是一個引路人。引路人是給予引導、指導、檢查、評價、證明、裁斷，碰到困難的時候，可以與之商量，能夠帶來啟發。他非常明确地說，“指引者，師之功也”，這個定位很明确。老師以身作則，同時是引路人，學生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自去讀，道理自去求索，遇到疑難問題可以一起商量，這種師生定位也非常值得思考借鑒。(大衆報業•大衆日報客戶端記者 于國鵬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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