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等八部門發布《關于規範公辦學校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下稱《通知》），指出不再審批新的“公參民”學校。同時，該《通知》也明确了民辦學校轉為公辦學校的四種情形，包括公辦學校單獨舉辦或者公辦學校與其他公有主體合作舉辦的“公參民”學校、既有居住社區配套建設的“公參民”學校等等。

　　根據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8.67萬所，比上年減少4820所。在“公參民”新政下，民辦學校将何去何從？

　　嚴格界定“公參民”

　　四種類型或陸續轉為公辦學校

　　近年來，部分公辦學校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通過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擴大了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部分地方教育資源供需矛盾，滿足了人民群衆多樣化的教育需求。但是，随着教育法規制度體系的完善，“公參民”學校的問題不斷顯現，加重了教育負擔，社會反映強烈。

　　《通知》嚴格界定“公參民”學校範圍，公辦學校單獨舉辦的“公參民”學校，公辦學校與地方政府及相關機構合作舉辦的“公參民”學校，公辦學校與其他社會組織、個人合作舉辦的“公參民”學校。

　　《通知》要求公辦學校不得以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名義開展選拔招生或考試招生，民辦義務教育學校不得以公辦學校或者公辦學校校區、分校的名義招生，也不得以借讀、挂靠等名義變相違規招生。

　　根據《通知》，“公參民”學校具有以下四種情形的，轉為公辦學校：

　　一是公辦學校單獨舉辦或者公辦學校與其他公有主體合作舉辦的“公參民”學校，應轉為公辦學校；

　　二是公辦學校與其他社會組織、個人合作舉辦的“公參民”學校，經協商一緻且條件成熟的，可以轉為公辦學校；

　　三是既有居住社區配套建設的“公參民”學校，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轉為公辦學校，也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提供學位、繼續辦學；

　　四是公辦學校與其他社會組織、個人合作舉辦的“公參民”學校，不符合“六獨立”要求（即獨立法人資格、校園校舍及設備、專任教師隊伍、财會核算、招生、畢業證發放）且難以整改到位的，可視情況轉為公辦學校或終止辦學。

　　而在今年5月，中國政府網發布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該《實施條例》于今年9月正式實施。南都記者了解到，與送審稿相比，《實施條例》有多處條文增加或修訂。

　　比如在規範地方政府、公辦學校參與辦學的行為上，就增加了“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利用國有企業、公辦教育資源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在關于公辦學校參與辦學方面，送審稿的第七條寫的是“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者參與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學校不得轉為民辦學校”，修訂後的《實施條例》則改成了“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學校，也不得轉為民辦學校。其他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者參與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

　　由此不難看出，實施條例對“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學校”這一行為的範圍有所收窄，限定為“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學校”；與此同時，又對職業教育有所放寬，《實施條例》明确規定“實施職業教育的公辦學校可以吸引企業的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職業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這釋放了利好信息。

　　此外，在規範通過資本運作控制非營利性學校進行獲利的行為方面，《實施條例》也增加了相關的條文。比如在十三條中就提到：“同時舉辦或者實際控制多所民辦學校的……不得改變所舉辦或者實際控制的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性質，直接或者間接取得辦學收益；也不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争。”

　　新政對民辦教育的公平競争提供了好的環境

　　“《實施條例》的實施，會産生很多正向影響。”廣州市政協委員、廣州市英東中學校長胡國勝告訴記者，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學校以品牌輸出方式參與舉辦民辦學校，一方面，稀釋了公辦學校本身的品牌資源；另一方面，利用公辦學校的優質品牌，采用民辦學校的收費機制，對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競争，加劇了家長對教育焦慮，擾亂了教育秩序。“因此，‘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學校’，有利于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健康發展，促進教育公平，對于民辦教育的公平競争提供了比較好的環境。”

　　“按照《實施條例》規定，這些學校或将面臨全面整改，受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民辦教育專家、廣州軟件學院執行董事遲雲平也提到，目前有些“公參民”或者“名校辦民校”，存在不同程度的“挂牌收費”或者其他變相取得辦學收益的操作。不過随着“公參民”競争對手的減少，有實力的純民辦學校将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畢竟，公辦義務教育無法滿足多元化需求，而辦學特色鮮明或辦學實力雄厚的一批民辦學校将有機會脫穎而出。

　　此外，《實施條例》釋放強監管、強公益性信号，如“明确禁止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與利益關聯方進行交易”的規定，堵截了學校的營利輸送渠道。可以看出，不容許教育成為資本運作的工具，這種改革的政策導向很明确。

　　民校有多種模式，并不完全姓“民”

　　實際上，目前民辦學校有很多種模式，并不完全姓“民”。國有民辦、國有民辦公助、公辦民助、公有民辦、民辦公助……這林林總總的名字，大家都統稱為“民校”。

　　廣州市一位業内人士指出，看看一所學校的主要組成因素，就大緻可以判斷它有多少種組合模式。土地、師資、資金、牌照（辦學許可證）、招生政策、品牌，把這些因素分别按照公或民開列，就可以有很多種組合。“例如土地、校舍是公的，其他是民的；又比如品牌是公的，其他是民的；又比如校長是公辦學校派過來的，其他是民的……”該業内人士表示，在民校發展初期，為了解決學位的問題，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百花齊放。

　　其中，“名校辦民校“這一稱謂，尤其矚目，其性質也多種多樣。屬“國有民辦”的有南武實驗中學、六中珠江中學、荔灣區四中聚賢中學；屬“民辦公助”的有華南師大附中番禺學校；屬“國有民營”的有育才實驗學校；屬“國有民辦公助”的有荔灣實驗學校等，但都不約而同地标榜上“公字”号招牌。在民校創辦初期，公立學校往往派遣了大量的管理人員和骨幹教師“支援”民校。有的公校會派中層管理人員任職民校校長，有的公校校長甚至會兼民校校長。

　　早在2009年4月，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财政廳、廣東省人事廳門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清理規範義務教育階段改制公辦學校的意見》，規範公辦學校參與舉辦民辦學校行為，并強調公辦學校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必須符合“四獨立，兩分離”的要求，即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實行獨立的财務會計核算，獨立招生，獨立頒發學業證書，具有與公辦學校相分離的校園和基本教育教學設施。當年，廣州市教育局有關負責人在回答人大代表問題時表示， “名校辦民校”接下來隻有兩條路走，一是嚴格做民辦學校，與公辦脫鈎，二是收歸公辦學校，分類處理。

　　民辦學校在校生占比将大幅下降

　　部分省提出省域内不超過5%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統計數據，2005-2020年的16年間，全國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占比逐年提升，從2005年的4.46%提高到2020年的10.80%，增加了6.34個百分點。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數逐年增加，從2005年的761.36萬增長到2020年的1684.99萬，增長了121%。

　　而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8.67萬所，比上年減少4820所，占全國比重34.76%。其中，民辦普通小學6187所，比上年減少41所，下降0.66%；民辦初中6041所，比上年增加248所，增長4.28%；民辦普通高中3694所,比上年增加267所，增長7.79%。

　　可以看到，民辦學校在這十幾年間，都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在“十四五”開局之年，政府在更好地落實保障公平而又質量的義務教育，需要對相關政策回調。

　　近日以來，四川、湖南、江蘇等省陸續發文，明确提出不再審批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調減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占比，其中省域内不超過5%，縣域内不超過15%等内容。

　　2021年7月1日，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深圳市教育局聯合發布關于征求《深圳市民辦義務教育收費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政府部門在起草說明中指出，截至2020年底，深圳市各類民辦學校共1338所，占全市學校比重為49.3%。其中含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共計255所，占全市含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總數的33.6%。到2025年，深圳民辦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數量将從目前占比33.6%下降至15%左右。

　　廣東一位對民辦教育有研究的業内人士稱，這些文件，是各地對5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通知》的地方性、具體化的落實措施。

　　要控制在5%的比例内，除了大力發展公辦學校外，還有一批民校面臨轉公的命運。2020年起，民轉公的浪潮已在上海、杭州等一線城市悄然掀起：2020年3月，上海民辦張江集團學校轉制為公辦中學；2個月後，杭州金沙湖實驗學校宣布轉制公辦；2021年3月，被家長譽為“豪門級”的廣州廣雅實驗學校，也明确轉為公辦。

　　“在經濟發達、外來人口多的沿海省份城市，或經濟相對落後、人口基數較大的地方，民辦學校的數量都較多。”該業内人士稱，以廣東為例，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的東莞市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占比高達60%，中山、深圳也超過30%。這是因為需要為從外省或外市的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提供大量學位，一大批收費低、條件不太好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應運而生。而與此同時，廣東省東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部分地級市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也達到20%左右，這也很大程度上與這些地區财政薄弱，要靠社會力量辦學來彌補公辦學位不足有關。

　　可見，從“有學上”到“上好學”的趨勢轉變，未來，民辦學校定位将發生較大變化，轉型走優質特色發展道路，是民辦學校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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