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曹操傳》是怎麼寫出來的？

　　張亞新

　　寫作《曹操傳》，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情了。而當時伏在案前專心緻志寫作的情景，至今回想起來仍曆曆在目。

　　《曹操傳》書影

　　曹操在中國幾乎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曹操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全拜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和根據《三國演義》改編的《擊鼓罵曹》《捉放曹》《華容道》等三國戲所賜。三國故事早已民間流傳，并早已被編成“說話”即說書等文學作品，并被大量地搬上舞台，據《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等書記載，金、元時期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劇目就已達四十餘種。《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就是在千餘年來在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三國戲中的曹操形象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藝術形象，它雖然以一定的史實作為基礎，但還是與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有很大不同。

　　既然是一個藝術形象，在創作時就不可避免地會有想象和虛構。由于自三國分治後，有正統觀念的人們或以曹魏為正統，或以蜀漢為正統，而以蜀漢為正統的人們總不免要貶抑、否定曹操；而有忠奸觀念的人們又往往不免要站在維護漢王朝統治的立場上，斥責曹操為“奸”、為“篡”、為“漢賊”。受此影響，在民間流傳的故事及在舞台上演的戲劇中，曹操逐漸被刻繪成一個集謀逆、奸詐、殘暴于一身的形象，而《三國演義》則在這方面集其大成，将曹操塑造成了一個與劉備、諸葛亮甚至孫權、關羽等人相對立的反面人物的形象。

　　客觀地說，曹操在《三國演義》中并沒有被完全否定，他的雄才大略、恢弘氣度、精明能幹等才能和品質還是在一定程度甚至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展示和表現。但是，與劉備等人不同，集中在他身上的負面的東西确實比較多。為了完成對曹操這個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在對相關史料亦即創作素材進行取舍時，便不免會有所偏好，還往往會在相關史實的基礎上加以虛構。比如，關于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事情，據《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不同的史籍本來是有不同的記載的。産生最早的王沈《魏書》說，曹操到呂伯奢家時，呂伯奢不在家，他的兒子及其同夥搶劫曹操的馬匹和财物，曹操遂持刀将這幾人殺死。産生稍晚的郭頒《世語》說，曹操到呂伯奢家時，呂伯奢外出了，他的五個兒子都在，招待曹操十分周到。可曹操因為是逃命之人，懷疑呂伯奢的兒子們對自己别有所圖，于是趁天黑持刀殺死八個人後逃走了。更晚出的孫盛《雜記》說，曹操到呂伯奢家後，聽到食器相碰發出的聲響，以為是要加害自己，于是将人殺死後逃走了，還凄怆地說了一句：“甯我負人，毋人負我！”按王沈《魏書》所說，曹操屬于自衛，雖說用現代的眼光看來有點防衛過當；而按郭頒《世語》所說，則是因懷疑而殺人，而且殺的是殷勤地接待自己的人，且一殺就是八個人，其行為顯然是殘忍的；按孫盛《雜記》所說，由于食器相碰發出的聲響确實像是兵器相碰發出的聲響，曹操以為是要殺害自己，于是先發制人，動手殺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屬于誤殺。以上三種說法哪一種更接近于事實，已難确考，但《三國演義》卻毫不猶豫地抛棄了本來産生較早的王沈《魏書》的說法，而綜合采用了郭頒《世語》和孫盛《雜記》的說法，并且還作了虛構：一是通過曹操之口說呂伯奢是其父親的“拜義弟兄”，二是說其時呂伯奢在家，隻是因家中無好酒，為了好好款待曹操，于是外出買酒了。而最重要的一點虛構是：曹操殺人後倉皇逃走，在路上正好碰上呂伯奢買酒回來，他怕呂伯奢回家看到慘象後危及自己，竟下手将呂伯奢“砍于驢下”，之後還說：“甯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經過對史料的選擇、處理和加工（主要是虛構），一個多疑、自私、殘忍的曹操形象于是躍然于紙。

　　《三國演義》是中國古代長篇章回體曆史演義小說代表作，其宏大的結構，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根據《三國演義》改編的各種戲劇、曲藝等文藝作品此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進入現代，又在廣播、影視等媒介中得到發揚光大。三國故事于是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而作為反面人物形象的曹操也就更加深入人心。

　　曹操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塑造得無疑是極其成功的，在中國文學形象的長廊中，它必将永遠閃耀着奪目的光彩，這是值得我們為之驕傲、自豪的。不過，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對中國曆史的發展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毋庸諱言的是，有不少人是分不清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與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之間的區别的，往往會将兩者混為一談，甚至認為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就是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這無疑不能算是一件小事情。為了恢複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的本來面目，改變不少人關于《三國演義》中那個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及戲劇舞台上那個作為花面奸臣的曹操就是曆史人物曹操的看法，我有了為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寫一部傳記的想法。

　　《曹操傳》内文

　　三十年前，我還是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一名專職研究人員，主要的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在上世紀90年代前，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建安文學，先後撰寫、發表了有關建安文學的研究論文三十餘篇。建安時代是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曹操對建安文學的繁榮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他不僅以一代雄主的身份大力獎掖文學，自己還有赫然可觀的創作成績，在這方面即使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是無法與之比拟的。就在這個研究建安文學的過程中，我比較深入地認識了曹操，并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相關資料，于是為曹操寫一部傳記的想法逐漸滋生。但曹操的一生是波瀾壯闊的一生，曹操所生活的時代又是一個紛纭複雜、波谲雲詭的時代，要為曹操寫一部傳記，無疑是一個極其浩大的工程。加之當時出版學術著作已相當艱難，因此我遲遲未敢動筆。就在這時，我得到了中州古籍出版社編審張弦生先生的鼓勵，于是終于下定決心，将《曹操傳》的寫作排上了日程。

　　我将寫一部怎樣的《曹操傳》？這是必須首先想清楚的。我為自己确定了寫作的三個原則：一是真實，二是全面，三是深刻。

　　真實，就是要根據有關史籍的記載原原本本地寫出曹操的一生，所寫一定要有依據，拒絕想象和虛構。我所依據的史籍，主要是陳壽的《三國志》及其中随處可見的裴松之注、範晔的《後漢書》、房玄齡等的《晉書》、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還有曹操自己的著作即《曹操集》，以及《曹丕集》《曹植集》《建安七子集》等；還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輯校）、《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嚴可均校輯）等。史籍中關于曹操的記載，有的看得出來已經屬于傳說，但因頗能反映曹操其人的思想、性格和作風，我也打算加以采用，但在采用時要注明屬“傳說”，或加上“據說”等字樣，以表明不欺之意。

　　張先生寫作《曹操傳》所參考的典籍

　　全面，就是要寫出曹操其人一生的方方面面。不但要寫出曹操一生頗富傳奇色彩的經曆，寫出其豐富多彩的政治活動、軍事活動和文學活動，還要寫出其複雜、獨特、鮮明的思想、性格和作風，寫出其家庭狀況和日常生活。同時，還要以曹操的生平事迹為主線，融入衆多的與曹操有關的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全景式地再現漢末三國時期那令人目不暇接、驚心動魄的一幕幕。此外，還要對千餘年來的曹操評論和研究做一個鳥瞰似的回顧，大體交代一下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形成和發展的脈絡。總之，要多角度、全方位地記述曹操，要為讀者呈現出一個立體、多面的曹操。

　　深刻，就是不僅要寫出曹操外在的活動，還要寫出他的志向、願望、謀劃、思慮、憂樂等内心世界、内心活動、内心感受和内心感情，寫出每次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其所産生的影響，寫出曹操對推動曆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在曆史上所應享有的地位。特别是，筆下所記述的一切不僅要符合曆史發展的實際，還要符合曆史發展的規律；不僅要具有曆史的深度，還要具有今天時代的高度。

　　确定寫作的原則後，我就開始了“備料”的工作。雖然有關曹操的材料已經大體熟悉，但我還是一切重新來過，進行了大規模的、系統的搜集、閱讀和整理。我将相關内容劃分成了若幹闆塊，所謂的闆塊，基本上就是後來的章和節，将有關材料分别收納進這些闆塊中，條條塊塊的關系、縱與橫的關系就比較清楚了，複雜紛纭的人物、時間、地點、頭緒大體上就都綱舉目張、眉清目楚了。闆塊的設置開始不那麼細，随着掌握的材料越來越多，其間對闆塊又進行了若幹調整和補充，使之越來越合理、細密，章節的劃分、内容的排序也在這個過程中得以順利完成。

　　然後正式開始了寫作。由于前期的準備工作比較充分，寫作的過程總的說來是順利的。其間當然還有别的一些事情要做，有一些幹擾，但總的說來幹擾不算大，把别的事情做完後，寫作的思路總還能很快地接續上。其間最大的一次耽擱，是在初稿完成多半後，我須調京工作，辦手續、搬家，占去了一個比較大塊的時間。《曹操傳》的最後一章即第二十七章《身後褒貶》，是在從京回貴陽搬家時寫作完成的，時間是1993年2月。貴陽的冬天比較陰冷，家中沒有暖氣，一天我看了看挂在牆上的溫度計，隻有9度。家中有一個功率不大的暖風機，吹出的暖風隻能在一平方米左右的範圍内感受到，我把它放在腳邊，雖然并沒能夠暖和多少，但我還是忘情地投入寫作，把這最後的一章順利地寫完了。從1992年初到1993年2月，寫作大約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那時我尚未使用電腦，全用手寫。我是要先打草稿的，這樣就不用考慮字迹是否工整的問題，就可以寫得快些，思路可以不被打斷，能夠一氣直下。初稿寫出後，我細看一遍，然後由我的老伴王笏謄抄在專用的稿子上。王笏在我們調京前後，利用雙休日和晚上的時間，将整部書稿抄完，300字一頁的稿子，一共抄了1709頁。

　　《曹操傳》謄抄的原稿（90年代）

　　完成了一件算得上是比較浩繁的工作，内心自然是欣快的。而更覺欣快的是，我覺得自己基本完成了預期的任務，遵循、落實了預定的三個原則，其中真實、全面的原則是作為重點來遵循、落實的。因此，我在寫作中自始至終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了兩點論和辯證法。比如，我既寫出了曹操奸詐的一面，也寫出了曹操坦誠的一面；既寫出了曹操忌刻的一面，也寫出了曹操寬厚的一面；既寫出了曹操威嚴不苟的一面，也寫出了曹操随意任性的一面。曹操愛才、惜才的事例很多，聚集在他身邊的人才不僅濟濟可觀，而且源源不斷，不僅袁紹、袁術、劉表等人不能望其項背，就是與劉備、孫權相比也具有明顯的優勢。他如果隻知一味地奸詐、忌刻、殺人，顯然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

　　在客觀記述曆史事件和曹操的作為、思想、性格、作風的同時，我往往也會随文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有的是在文中夾叙夾議，更多的是在文後單獨成為一段。史與論結合，這種寫法是有先例可循的，比如司馬遷的《史記》在“傳”之後有“太史公曰”， 班固《漢書》在“傳”之後有“贊”， 範晔《後漢書》在“傳”之後有“論”“贊”等。這樣寫的好處，是可以更好地落實“深刻”這一原則。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得以發表一些與傳統意見不同的看法。比如對曹操将祢衡趕走，特别是将孔融殺掉的做法，前人頗多非議，我卻認為曹操這樣做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

　　對于曹操總的評價，我認為他對中國曆史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在當時是最大的。在東漢末年那個群雄割據、國家分裂、人民流離死亡、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的紛亂時代，湧現出了一批具有雄才大略，力圖消彌動亂、掃平群雄、一統天下的人物，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分别統一了北方、江南和西蜀，不僅掃平了境内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在廓清政治、發展生産、安定人民生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且還都想進一步統一全中國，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切實、重大的行動，對此都應給予曆史的肯定。那麼，他們中誰的曆史貢獻更大一些呢？由于主觀上和客觀上的種種原因，他們統一全國的願望最終都未能實現，但就已經取得的成就而言，曹操的貢獻顯然要更大一些。理由有二：一是漢末大亂主要發生在中原地區，當時最有實力的割據勢力如袁紹等也大都分布在中原地區，曹操東征西讨，南北轉戰，是在打了一個又一個大仗、硬仗、惡仗之後最後才統一了北方的，當時，隻有曹操的才能和實力能夠做到這一點。相比之下，孫權的平定江南，劉備、諸葛亮的平定西蜀，難度就要小得多。二是自先秦以迄漢魏，中國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的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區，中原地區的盛衰對于中華民族的強弱興亡關系甚巨，因此曹操完成統一北方的大業其意義也就更為重大。後來魏國滅掉蜀國，篡魏的西晉滅掉吳國，使中國重新走向了統一，都是以當初曹操創下的基業作為基礎的，就曆史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對史料進行梳理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有新的發現。比如曹操的女兒見于《三國志》及裴松之注者僅曹憲、曹節、曹華及安陽公主、金鄉公主和清河公主數人。但我讀蕭統《文選》卷六十陸機《吊魏武帝文》李善注引《魏略》，卻發現曹操還有一個女兒高城公主，為曹操杜夫人所生，曹操臨死時年紀尚幼，曹操不得不将她托付給年紀較大的四個兒子即曹丕等人，如《吊魏武帝文》所說：“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當然，由于過去的史家除後妃、烈女外一般不為女子作傳，因此曹操的女兒實際上應當還不止這幾個。

　　由于《曹操傳》須面向各個行業的讀者，我還在學術著作通俗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記述史實時，将史籍中本為文言的人物語言或對話譯成了白話，這樣不僅可以為讀者掃除閱讀的障礙，還可以保持叙述語言與人物語言風格的一緻。而在引述曹操等人的著述時，為讓讀者能一睹原貌，則直引原文，隻在其艱深之處适當做些串解。

　　全書完成後，被王洪先生收入由他主編的《中外學者學術叢書》，由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于1994年4月出版。出版後不久，即趕上長達八十四集的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在中央電視台熱播，此書于是水漲船高，銷路大開，一再重印、再版。後來，台北賀禧文化公司于1996年出版了繁體字版，首爾鳳凰之夢出版公司于2011年在韓國出版了韓文版。

　　《曹操傳》書影

　　今年8月，《曹操傳》又有幸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得到了再版的機會。這次再版，對全書文字做了全面審訂，有的章節根據新發現的材料作了增補。李俊、葛雲波兩位先生擔任本書責編，補苴罅漏，細心打磨，使本書的品質得到了很大提升。相信本書面世後将會擁有一批新的讀者，衷心希望讀者朋友們能在閱讀中獲得快樂！

　　2022年11月于北京

　　本書内容特色

　　稿件初審：李俊 杜廣學

　　稿件複審：王 薇

　　稿件終審：王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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