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以來，文學閱讀在國民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若問哪位作家擁有最多讀者，恐怕難以精确統計。但要舉出持續引發出版和閱讀熱潮的作家，汪曾祺當之無愧。即便在近年來的淺閱讀語境中，汪曾祺作品也仍能長銷不衰，首要原因恐怕是其文字易懂耐讀，既好“下口”又有“回味”。此外，各類以旅行、聽戲、做菜、繪畫之樂再加些許人生感悟為賣點的汪曾祺選本層出不窮，也頗能說明讀者期待如何選擇和塑造汪曾祺。在此情境中，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新版《汪曾祺全集》，無疑為全面認識汪曾祺提供了契機。

　　顯然，要論汪曾祺的意義和價值，不能僅僅着眼于當下閱讀趣味。根據艾略特的命題“傳統與個人才能”和希爾斯的命題“在過去的掌心之中”，每個作家的意義都有必要借其與傳統的關系得到闡釋。就汪曾祺而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與沈從文的淵源、他與士大夫審美傳統的關聯、他如何連接40年代與80年代、他與中國文章學傳統的關系，均曾被不同程度地探讨。我們當下重提傳統，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傳統并非某種穩固不變的實體，其構成要素複雜多元且始終在經受時間的塑造。比如，文章學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但傳到“桐城義法”已是經曆若幹變異，而桐城派在新文化運動浪潮中遭緻猛擊之後，還有多少義法能夠繼續傳到汪曾祺這裡，也值得追問。其次，傳統對作家的影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這個影響和接受的過程，有其階段性及漸變性。汪曾祺青少年時代開始看戲、唱戲，但動筆寫戲則到了50年代，對戲曲問題集中發表理論思考，更要遲至80年代。最後，傳統之于個人的影響，并非普通的施受或對接關系，而是表現為基于創新意識的對話。隻有從當下需求回溯傳統，才能激活傳統，從而使“紙上的傳統”變成“活着的傳統”。比如，汪曾祺稱自己的思想“實近儒家”，這并非出于對儒家學說的認同，而是在以現代人的眼光重識儒家傳統。

　　《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總之，傳統好比一片廣袤而無形的厚土，曠日持久的風雨洗禮以及不可預測的地質運動，既使它遭受諸般考驗，也是它生命延續的見證。個人有如種子，但這種子并非一朝落入厚土，必能順理成章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個過程因人因時因地而異。能否向厚土中紮下根去，既取決于自身禀賦，也取決于成長環境、教育背景和閱讀經驗。最終能否開花結果，則根本上取決于個人修為。正是這種綜合能力，決定了個人能否因地制宜，重溫傳統并從中充分吸收與轉化養分，以促進自己生長創造并開花結果。

　　汪曾祺無疑是一粒好種子。當然，家庭環境和教育背景又為他成長助力不少。汪曾祺後來成為作家，當然要歸功于沈從文的有力指引以及他自己的創造沖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汪曾祺早在40年代末就出版過小說《邂逅集》，但到80年代以後，才真正受到持續而熱切的關注。有人說他“大器晚成”，他一面辯稱自己并非大器，一面又将自己的文集名題為“晚翠文談”，并自嘲“晚則晚矣，翠則未必”。如今我們知道，汪曾祺不僅早已在文壇綻放花枝，而且是愈晚愈翠。

　　從嶄露頭角到愈晚愈翠，耗盡半生，此中甘苦，隻有汪曾祺自己知道。唯其如此，汪曾祺才獲得了必要的積澱和沉潛，極大地提升了個人修為。及至晚年，他曾在兩首詩中評價自己，一是1989年的《我為什麼寫作》，一是1992年的《書畫自娛》。前者有意梳理文學創作曆程，後者側重談書畫，但時隔三年的兩首詩，自我評價的用語竟别無二緻。在思想方面，“人道其裡，抒情其華”對應“人間送小溫”；在風格方面，“不今不古，文俗則雅”對應“唯求俗可耐，甯計故為新”。不妨認為，這兩首詩共同展示了汪曾祺的曆練和修為。汪曾祺的創作之所以能夠生長創造并開花結果，正因為他從三個方面體現了回溯傳統的意識和能力，或者說實現了當下與傳統的對話。在推進新時代精神文明建設的當下，我們深入研究汪曾祺如何重溫傳統，必能有助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中國文化自信。

　　其一，化俗為雅，探求文藝融合創化之道。雅俗之分，殊難一言以蔽之。文學史上，詩、詞、曲都曾有從民間傳唱到文人創作的變遷。小說在古代難登大雅之堂，現已後來居上。汪曾祺少年時期一邊聽戲練字，一邊雜讀《論語》、桐城派以及八股文，這無疑有利于養成不分雅俗界限的認識觀念和審美氣質。40年代末，汪曾祺熱切期望短篇小說将來“能夠包容一切，但不複是一切本來形象”，表現出融合各種藝術品類、探索創新之道的渴求。但是，直到50年代先後編輯《說說唱唱》和《民間文藝》，并親自創作京劇《範進中舉》、整理評書《程咬金賣柴筢》之後，汪曾祺方才進入民間文藝的廣闊天地。此後更是一腳踏入京劇界，直到退休。汪曾祺堪稱老舍和趙樹理之後又一位出入雅俗、兼備衆體的當代作家，而他在融通雅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遑多讓。汪曾祺日後暢談戲曲與小說的“血緣關系”，并在古代散文、書畫理論與現代小說觀念之間通行無阻，顯然得益于其多年來打通雅俗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思考。至于提倡在生活中學習語言、向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學習語言，則充分體現了融合創化的正道：隻有超出雅俗之分，随時随地貼近生活，才能寫出好的語言、好的作品。尤其在《小翠》《大劈棺》等戲曲劇本中，汪曾祺以許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切實提高了戲曲劇本的文學性，這是他的一大貢獻。

　　其二，推陳出新，踐行文化傳承發展之道。中外文學史上曆來都有堅決的“複古派”，他們試圖跨越時間長河，在當下再現舊時輝煌；标新立異者也不乏其人，他們試圖斬斷傳統的牽絆，突出自身的創新。殊不知，“日光之下，并無新事”，文化傳承發展的奧秘，正在于推陳出新。青年汪曾祺在西南聯大實驗各種現代主義招數時，或許無暇留意于傳統。但在五六十年代“改造舊文藝”的時代氛圍中，他也開始了對推陳出新的思考。參與探讨《十五貫》，他看重的是劇中新舊元素的協調；自己創作劇本，則嘗試以意識流和心理分析手法為傳統戲曲注入新質。80年代以後，汪曾祺大聲呼籲：“我們要‘以故為新’，從遺産中找出新的東西來。”他本人在“改”上傾注了幾乎全部心力：不僅改編《一匹布》等舊戲，還改寫小說《聊齋志異》，甚至改寫自己的舊作。每一次改動，汪曾祺都有意識地從當下需求出發：改舊戲，旨在“争取有思想的年輕一代”；改聊齋，追求“使它具有現代意識”；改舊作，則不動聲色地加入了新的美學觀念。分析總結汪曾祺改寫的因由和效果，也就是與他一起探讨思想觀念、文學觀念的傳承發展之道。汪曾祺并非有志于理論建樹，但他時常談論的話題，如“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結構就是苦心經營的随便”、氣質決定作品類型、用字務求準确，無不源于當下體驗，又關聯着傳統文論。汪曾祺的觀點未必全都正确，但他在當下情境對話傳統的自覺意識，仍能給我們不少啟示。

　　其三，儒骨道貌，彰顯文人安身立命之道。儒家與道家，雖非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卻是中國讀書人安身立命的根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道出了古代文人儒道互補的生活理想。近現代以來，或因民族危難、時局動蕩，或因物欲橫流、人心浮躁，讀書人往往無處安放平靜的書桌。文學究竟是個人怡情遣興之作，還是經世緻用之道？汪曾祺的進退取舍，也有值得借鑒之處。汪曾祺自40年代起孜孜不倦地探求短篇小說的理想形态，但也留下一些晦澀難懂之作，還寫過一些據說連自己都讀不懂的詩。50年代嘗試戲曲創作，自稱是“閑着沒事我寫着玩”，還請朋友讀來“解悶”。80年代寫成《受戒》，本意也是能得三五知己欣賞足矣。可以說，視文學為怡情遣興的産物，在汪曾祺這裡有一條分明的線索。但另一條不可忽視的線索是，他對作品效應的重視。對于評論家的意見，尤其是對于普通讀者的反應，他極為留意。随着《受戒》《大淖記事》等作品的獲獎和傳播，他對“美學感情的需要和社會效果”作過持續的思考。他多次表示，自己隻是欣賞莊子的文章，對其思想則不甚了了。當汪曾祺說出文藝“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時，他終究在儒道之間選擇了前者。若隻看到汪曾祺潇灑脫俗的一面，誤以為他是仙風道骨，就會忽視他的人間情懷。汪曾祺其實具有道貌而儒骨，他的歡樂與憂傷，皆因熱愛世俗生活。他的作品中當然也有憤慨之言甚至裂帛之音，甚至去世前幾年還在“當代野人系列”裡刻寫人世醜态，感慨“誰都是可有可無的”。這說明，他對人性、曆史和現實的思考，還遠未定型。汪曾祺遽然辭世，未及完成“衰年變法”，但也留下了重讀和想象的空間。可以說，汪曾祺在融通雅俗、推陳出新等方面的重要收獲，不僅得益于時常溫習傳統的自覺意識，自身也已成為值得溫習的傳統。

　　作者：徐阿兵（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 2019年01月23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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