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夢和朋友們的電影，空鏡（受訪者提供/圖）

阿夢是我的同齡人。2023年，我們都即将邁入三十歲的門檻。

臨近春節，阿夢正忙于本職工作，參與籌辦一檔年度娛樂盛典晚會。這樣以節目演出形式推出的年終典禮每年都有那麼幾台，多由各大影視平台操辦，也有廣電官方牽頭的。演藝明星次第登場表演，從晚會陣容、節目設置可清晰看出行業發展的縮影：過去一年有什麼現象劇集；哪些新晉明星受到觀衆喜歡；未來一年各大平台計劃推出哪些待播存貨。

過去一年，阿夢所在行業的艱難肉眼可見。2022年6月，四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擴大階段性緩繳社會保險費政策實施範圍等問題的通知》明确提出，在落實特困行業實施緩繳三項社保費的基礎上，擴大政策實施範圍、延長緩繳期限。“廣播、電視、電影和錄音制作業”赫然出現在擴大實施緩繳政策的困難行業名單中。行業中人此後經常調侃，自己在“特困行業”工作。

阿夢和朋友們的電影，空鏡（受訪者提供/圖）

我們聊起她入行的緣起。上中學時，阿夢愛看小說，那正是網絡文學勃興的年代，大大小小的網文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寫作者自由創作發表的門檻大幅降低，言情、耽美小說及其下的各亞類型文學迅速發展。有時候看到畫面感強的文字，阿夢想，要是這小說能影視化、讓更多人看到呢？那多好。

2011年，通過藝考，阿夢成為導演系本科學生，與此同時，中國電影電視市場進入飛速擴張期，每年新增銀幕數、票房總數都不斷突破新高。

大二，阿夢開了個小工作室，接小型的宣傳片、廣告片項目。到本科畢業，她對短片拍攝逐漸得心應手。然後是讀研，她跟着喜歡的導師讀了電影理論；又去大型影視公司實習，做制片助理。

阿夢和朋友們的電影，空鏡（受訪者提供/圖）

那時，“制片人工作室制”在國内尚不成熟，阿夢身處的正是以這樣的邏輯運營的團隊：公司有大制片人，操盤項目、找IP，她所屬的小團隊負責協調、運營。如果要成為制片人，行業路徑應當是這樣的：從聽指揮、做瑣事的助理做起，慢慢一步步到擁有屬于自己的項目。

一部劇拍攝周期一百多天。“非常殘酷。項目開拍的時候，基本上每天隻能睡三四個小時。當時我是學生，很多時候一大早通告開始之前，可能淩晨，我找服裝去對今天一天的服裝，一天結束，再去對一遍服裝的數量。”在片場，她聽候制片人分配任務，幫忙溝通劇組、跑腿解決問題。等到後期剪輯，她的工作相對簡單，比如對有沒有“飛頁”、台詞哪句沒對上、特效哪裡有問題。

阿夢和朋友們的電影，空鏡（受訪者提供/圖）

項目總是疊着項目，在劇組殺青的空閑期，以及在片場候命的零碎時間，阿夢的另一項工作是大量看小說IP、給出測評意見。那是2018年，影視改編青睐男頻文（即以男性讀者為取向創作的網文），這不在她的閱讀愛好領域裡。阿夢平均三天看一部，許多是爽文。她心裡裝着任務：市場喜不喜歡這個類型？人物關系、情節轉折吸引人嗎？制片人考慮市場，衡量小說質感以是否有潛力做成爆款劇為準繩，邏輯大概是，“比如1月份的《開端》火了，制片人就想copy這種模式。”

她碩士畢業那年，這個行業像過山車到了最高點，“随便拍一部電視劇都上億的投資，很繁榮。”影視行業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和家裡人對穩定生活的期待不相符，“覺得這個事情挺熬人。”為了安撫家裡人，帶着應屆生身份，阿夢考進一個國企，朝九晚五，薪資穩定，工作内容機械，與她曾經向往的影視行當完全無關。

但是，“還是有電影夢。”她和兩個從本科玩到研究生的朋友聊天喝酒，大家面臨畢業，先說，該找個本分安穩的工作，好好投簡曆；然而學生心氣還在，阿夢說，“特别想做一個自己的電影。”

哪有錢？朋友問。阿夢講，沒關系，可以先想故事。“咱們做故事又不需要成本，對不對？”

電影片場，阿夢的朋友們讨論拍攝方案（受訪者提供/圖）

一個朋友是自由職業者，當導演；一個朋友簽了編劇公司；加上阿夢，她們組成了劇組初始團隊：阿夢白天坐班，下班以後、周末兩天都聊，你想做什麼故事，她呢，我呢？

這就是電影的源頭。綜合考量各類型電影的難易程度和吸引力後，她們決定做個懸疑片。阿夢很喜歡這個類型，希區柯克的《驚魂記》她曾經翻來覆去看過多次。攢劇本，熬大夜。她們一次次推演，給觀衆設計視覺陷阱，是不是每條邊都縫合上了？

接着找投資。阿夢性格和氣，工作秉持“所有人都是為了把項目順利完成”的原則，遇事調節能力強，承擔制片人責任。其他朋友也來幫忙。

2021年夏天，阿夢和朋友的電影開拍，她去片場探過班。劇組正好遇上特大水災，停工許久，好在兩個月後終于拍完。然後是剪輯，内部放映，請朋友提意見，調整，再剪輯，提交送審。

第一次和朋友獨立拍片，阿夢清晰感受到，在多重條件約束限制下，想法概念無法百分之百還原，沒有實現的部分可能讓人失望。這都給她帶來了珍貴的制片經驗，“我們本來都是新人，就想着能夠在空餘時間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情。很幸運，我們做成了。觀衆願意投入劇情，提出意見想法，我們都覺得已經成功了。”

阿夢和所有努力尋找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摸索事業和生活平衡的年輕人一樣。至于主業，她在2021年找機會借調到了現在的單位，薪水打折，但更接近她的初心。

電影片場，劇組的工作台（受訪者提供/圖）

她可以清晰地觀察到行業水位線的變化。經過政策調整、經濟影響、行業自身變化，直到新冠疫情，當年的泡沫早已消散。2021年，“感覺到他們花錢、讨論項目的選擇，變得謹慎了。”到2022年，“簡直跌到了寒武紀。”

從2022年定剪到現在，她和朋友的電影還在等龍标，過審後，下一步才要考慮發行問題。

她盡職地完成主業，不僅為了一筆不多但穩定的薪資，也為自己積累人脈，了解行業動态。比如籌辦年度盛典，她和同事、合作單位從秋天開始做前期調研，确定導演組陣容，看舞台一點點被設計出來，節目一個個成形……

春節期間，她也要留在北京，駐守崗位，為晚會盯後期。然後呢，留出的空閑，她拿來“做夢”。最近她又和另一編劇合作，嘗試開發一個網絡短劇劇本，也是懸疑類型。

2022年以來，視頻平台對項目的評級嚴苛了許多。阿夢了解到，大平台出制作費的定制劇數量驟減，規避風險的分賬劇被提倡，它們提供的主要資源是播出平台——這就把成本問題抛回給了創作者。資源擠兌之下，同行的機會越來越少，有人賦閑在家，有人轉行。大環境無法掌控，她保持觀望，“得休養生息，好轉到什麼程度？我覺得要慢慢來。”

如果做分賬劇，阿夢她們面臨的資金壓力會非常大。但阿夢想，還是專心把劇本先做出來。這次的故事，也是從2019年就在她心裡醞釀。

“到了這個年紀，總覺得要做點什麼事情，雖然我們都是小人物。”阿夢笑着說。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