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以後，西楚霸王項羽最強，分封諸侯，王梁楚九郡，建都于彭城。當時就有人給他建議，應該建都關中，項羽卻沒有接納。

從古至今，很多人看不懂霸王項羽，王安石批判他：“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然更多的人會對力拔山兮，豪氣蓋世的項羽感慨，霸王怎麼沒有都于關中而都于彭城？

在著名曆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寫的《中國古代和文化》一書中，我們才真正看懂他沒有在關中建都的真實情況。

而中國的每一個王者，建都受自然環境、軍事環境，經濟環境等影響，并非任性而為，心儀而建。

關中南倚秦嶺山脈，渭河從中穿過，是物産豐富，人傑地靈的風水寶地。

戰國時期，張儀曾經向秦惠王陳說“連橫”之計，就稱頌關中：“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這麼一處帝王建都的風水寶地，難道西楚霸王就真的不心動嗎？

其實也未必，霸王是非常心儀這塊寶地的，但是項羽在入關之時，曾經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所以，他非常顧慮到秦降卒未必全真心降服，到關中後，不一定會聽從指揮，才舍棄關中，東歸彭城。

項羽以楚人治楚，自謂是萬無一失，沒想到垓下決戰，冷月疏星下，八千江東子弟聽見悠遠悲涼的家鄉埙曲，如泣如訴，四面楚歌，無心戀戰。

而項羽在絕望中，聽到四面楚歌，遂謂：“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心理防線徹底崩潰，潰不成軍。

古老的埙一聲聲傳來，讓我們更加理解霸王的骁勇善戰，性格剛烈，感受到了霸王不都于關中是有着他深深的顧慮，不能任性建之。

事實上，古代各個王朝的建都，很多并沒有想象中的理想。

北魏在平城建都之後，又繼續向南遷徙，以洛陽為都;遼和金人都受到更為北方的遊牧民族的侵擾，未能回到他們原來的故土......

受社會、自然、軍事、經濟等因素影響，曆代帝王往往都在審時度勢，不斷斟酌與考慮建都的何去何從，最心儀的地方未必就是都之所在。

探究古都選取時的諸多現實因素，反思曆朝曆代古都變遷中的興衰得失，我們不禁發出一聲感歎，曆代王朝的建都，真的是沒有想象中的理想。

在古都形成的諸多因素中，自然環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地勢、山川、土壤、氣候等等，萬萬不可忽視。

建安九年，曹操用了六個月的時間，攻下袁氏老巢邺城，曹操眼光真是不錯，清楚這一片狼藉的城池，其實是一塊妥妥的寶地，于是就把邺城當做自己的都城。

邺城處于北方道路要沖地帶，城内水系通達，背靠太行山，南面漳河，具有自然的防禦優勢，《水經注》也曾經稱贊其為“王業之本基”。

曹操在邺城内又是修築城郭壕隍，又是營造宮室倉府，建造的三座高台更是高大雄偉，超越了尋常的弩台，三台互通互聯，在邺城中發揮了一定的防禦功能。

三台不僅多為磚石修築，台中還窖藏了鹽、冰、粟、石炭等物資，甚至還有金銀财寶。

登台之後，放眼四周，草木茂盛，溪流潺潺，鳥語花香，清風拂面，真是讓人心情愉悅，賞心悅目。

曹操非常喜愛此處，經常在此宴請賓客，觥籌交錯間，吟詩作賦，談論古今，人生好不快活。

縱觀古代建都的地方，南京，不僅有長江天塹，還有“龍盤虎踞；洛陽雖位居中原之地，卻依靠黃河天險，群山環繞；西安既有黃河流域泾河、渭河等環繞，又有巍峨雄偉的秦嶺山脈，構成函谷關等天險要塞。

自然環境對古都在地形上提供了強有力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所謂的“山川都會”，帝王之風水寶地。

明英宗被俘後，2歲的長子朱見深，無法親自處理朝政，這時控制朝局的就是孫太後。

與北宋相比，此時的明朝顯得非常不利，那就是英宗被瓦剌俘虜，對方掌握着要挾明朝的籌碼。

但當時明朝的主流意見統一是，鑒于宋朝南遷之後，長期偏安一隅，再也未有能力收複故土，故土難回，重現昔日的輝煌，不建議遷都逃避時局。

孫太後也詢問太監李永昌，對曰：“是也。陵廟宮阙在此，倉廪府庫百官萬姓在此，南遷，大事去矣。且陛下不聞宋靖康乎？”

因述靖康事。孫太後聽後大悟，自是中外始有固志。

英宗被瓦剌俘虜，朝中官員随後立擁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從而使瓦剌的制脅計劃落空。

于是瓦剌隻能采取軍事進攻的方式，“北京保衛戰”由此打響。

因兩個王朝的地緣格局完全不同，在軍事防禦差别就顯示了出來。

北宋相對于遼、金處于戰略劣勢，是由于中原王朝沒有可以依靠的北方山脈，也無法修築長城，據險而守，面臨着巨大的外侵軍事壓力。

而明朝在開國初年便依托北方山險，構建起十分系統而完備的長城防線，雖然一線失守，但其他防線仍然固若金湯，導緻瓦刺無法進一步深入明境，隻能回撤。

可見構建完備軍事防禦防線是古都依存的最佳選擇和最有力的防禦保障。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就在今鄭州附近，設置了巨大的敖倉，一方面囤積糧食，一方面把這裡作為關東地區糧食向關中進行漕運時的中轉點。

楚漢戰争時，敖倉是雙方拉鋸的主戰場。到了漢初，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漢武帝繼位後，運輸規模進一步擴大，《史記·河渠書》記載：“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

漢武帝元光年間，又開始修漕直渠，在司馬遷《史記·平準書》裡寫道：漢武帝的一系列工程後，關東地區“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再往後，随着囤積糧食的需求進一步增加，“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谷”。

都城的經濟，農業固然重要，但是手工業的發展和多樣化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織作冰纨、绮繡、純麗之物，号為冠帶衣履天下，齊國的都城臨淄，就因絲織品而昌盛。

關中周邊山中礦石豐富，玉石、金銀銅無所不出，西漢當年共設鐵官49個，關中就占其十二分之一。

關中的藍田玉非常有名，遠在西周的時候，玉器就被統治階級喜愛，在都城大量制造，都城内一片繁華景象。

曆代都城經濟的發展還吸引了無數文人墨客，成為了人才荟萃的地方，唐代文人種第到雁塔提名，至曲江大宴，傳為美談，也常為後世所景仰。

現在褚遂良所書《大唐聖教序》仍嵌于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南門外西側塔壁上，自後善書者仍甚多，為當代後世所推崇。

然這些有文化的人物，即使成為博士弟子員或者科舉登第的人物，也不一定會久居都城，他們受都城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影響，也會把文化傳播到全國各地。

正是因為古都文化在全國的傳播，整個中華文化在不斷融合，永無止息，不斷前行。

結語：曆代都城的演變，不管是自然和軍事的影響，還是經濟和文化的影響，都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更應該重視和發揚都城文化，讓都城繼續煥發出絢麗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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