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周莊狂鶴

典籍裡的周易劇照

編者語：9月21日晚黃金檔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典籍裡的中國》第十期《周易》，為“典迷們”奉上一場“文化大餐”的同時，也為“易迷”送來福利。從該節目（戲劇）關注度來看，本期熱度遠超之前，這或許彰顯了《周易》的魅力。有人曾經把《周易》《山海經》《黃帝内經》奉為上古三大奇書。《周易》作為一部奇書，講些什麼？也是新時代青年所關心的問題。此次直播筆者看了兩遍，總之，有期待、有感觸、有提升，也有所思考。

俯瞰天水伏羲卦台山

一、彌綸天地之道

說《周易》是一部奇書，首先奇在它對天人關系及社會關系的探究。整體來看，該劇引乾坤《大象》，輔以革鼎《彖傳》展開全局。以《周易》的内容、思想為橫坐标，以“三聖演義”為縱坐标，經綸天地之道，明察萬物之理。什麼是“天地之道”？借《易·系辭》裡的話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道剛健有為，地道寬厚博愛。什麼是“萬物之理”？自然是尊天地之道，明四時之序，生生而不息。這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宇宙框架模式，可以用《易》卦來演示，爻辭、象辭來闡釋，系辭來延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演示易卦的聖人，也完成了人與自然，人與人，再到自我内心的升華，如同史書所述，文王拘而演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說，中華文明始于“天道文明”，踐行于人文關懷，故“敬天愛人”之道，源遠流長。

節目組指出：“一部《周易》從思辨的哲學高度，揭示出先民對自然、社會、人文整體和諧的探索，集中表達了中國文化的理想境界，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産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這段話給予了《周易》很高的評價，并肯定了其思想高度，易卦爻辭無不思辨，如《乾》《坤》之定位，《否》《泰》之轉化，《剝》《複》之往來，再如《革》《鼎》之轉變。都于思辨之中求探索，見革新，自然、社會、人文的和諧，不外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布施；中華文化的理想境界，也不外乎追求真善美的結合。關于天文、地文、人文的和諧，真、善、美的有機統一，也是古代思想家長期讨論的三個基本命題，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用湯一介的話講：“天人合一”是讨論“真”的問題；“知行合一”是讨論“善”的問題；“情景合一”是讨論“美”的問題。“真”究天人之際，“善”求心中之法，“美”化詩詞境界。所以，幾千年來的經濟、文化都在趨向“三個合一”。“三個合一”恰好體現了《系辭》裡的“三極之道”。聖人設卦觀象，借古鑒今，知進退、言變化，皆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有三光日月星，有三才天地人，三生萬物通天地，故能與光同其塵。如果一個人能深明變化之道，開物以成務，自然能同三光而永光。

伏羲、文王、孔子穿越時空的對白（劇照）

二、演易之縱深

《周易》之奇，還表現在其與古之聖賢的人生閱曆有關聯。不忘來處，明知去處。 如《漢書·藝文志》所記，《周易》的形成是“人更三聖，世曆三古”。“易曆三聖”貫穿劇目始終，三聖者，上古伏羲氏、中古周文王、近古孔子。伏羲氏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以類萬物，探究萬物始終的規律。周文王上承伏羲之畫卦，在八卦的基礎上推演六十四卦，周公補做爻辭。孔子又承周文王父子之作，撰十翼（文言、系辭上下、大小象、彖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以明事理。是故君子居者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以觀其變……這裡面既有伏羲畫八卦的傳聞，也有周文王被拘，在獄中演易的故事，還有孔子周遊列國，遭遇種種，結合自身經曆寫《易傳》的傳奇故事。

從節目編排來看，通篇比重，多在《易傳》。用學者劉震的話講：“正是由于《易傳》的出現，促使《周易》從占筮之書轉為義理之學，從趨向巫術占蔔功用，轉向探讨倫理教化功能，孔子站在人文的角度上，對此前的《易經》進行了一種創造性、提升性的轉化。”這段話首先承認了《周易》從占筮走來，而孔子站在人文的角度，對其裝修升級。《周易》從占書到哲學典籍，無疑是一次華麗的轉身。難道易卦爻辭中就沒有哲理嗎？當然不是，什麼亢龍有悔、否極泰來等，盡顯哲理，專家之所以沒有明言，自然考慮到節目編排所需，既然是戲劇片，就不能等同于學術，引入三聖演易、講易的故事，不僅引人入勝，而且加深了觀衆對聖人人格魅力的向往。

三、卦符、卦爻之思辨

周易之奇，還表現在卦符與卦象。套用卦符、卦畫、卦象自成一體的書，世界上恐難找出第二本。實際上，該劇也演繹了《周易》成書之不易。先後探讨了三個重要問題。一是《周易》從何而來；二是《周易》是本什麼性質的書；三是孔子有沒有讀過《周易》。《易》從何處來？換句話說，《周易》的作者是誰？這個問題，實則是對易卦符号的界定，易卦符号的來源，學界尚無定論。節目組則傾向于“易曆三聖”的說法，即伏羲仰觀俯察而畫卦，周文王、周公作爻辭。

關于伏羲畫卦與《周易》卦符的起源問題，大緻有這麼四種觀點：

一是卦符源自天文觀象，符合《易傳》伏羲氏仰觀天象之說；一畫開天，無極而太極，陰陽兩儀，串聯時空。該劇就探讨了陰陽符号和二進制的關系，但有瑕疵。這一關系，唐明邦在“世界名人論《周易》有感”一文講得很清楚。唐明邦表示：“康熙年間，傳教士白晉将他獲得的《周易本義》寄給好友萊布尼茨。萊布尼茨見《周易本義》卷首所載的《伏羲六十四卦圓方圖》十分驚喜。寫信告訴白晉，說這幅易圖所顯示的陰陽符号互變原理，同他所發明的二進制原理‘完全一緻’。萊布尼茨稱《周易》為上古遺留給後世的‘珍貴紀念品’”。可見，八卦陰陽符号與二進制原理有共性，而不是萊布尼茨依據“伏羲卦圖”發明了二進制，這一點，或可商榷。

二是卦符與河圖洛書有關。如浙江義烏橋頭遺址出現的大量彩陶，專家認為，“許多彩陶上有奇怪的乳白色凸起點，三個一組或六個一組，形狀有三條杠，或三個點。”“還有一個由六杠‘白條紋’組成的圖形。這些由點點組成的圖案正是展示了《易經》的河圖、洛書的信息。”這種說法與卦符源于數字的說法相近，而“易源于數”的說法，又與數字卦演化卦符的方式相類似。

三是卦符與數字卦有關聯。丁四新認為，數字卦的研究回答了兩個問題：首先突破性地斷定所謂商周甲金文“奇字”為筮數或易卦，提出易卦源于筮數。其次對《周易》的陰陽爻畫其源于一（七）、八兩個筮數進行了論證，由七八而九六，此論也頗見争議。有學者則認為，《周易》的寫作與卦符無關，這一推論建立在數字卦研究的基礎上。

四是卦符源自龜兆，與占蔔有關。出土的殷商甲骨，它的灼燒裂痕如同兌（☱）、巽（☴）、離（☲）等卦卦符，卦符或與其有關聯。總之，各家有各家的說辭，誰是誰非，難以裁決。

我們再說說《周易》卦爻辭的作者，《周易》是誰寫的？大緻有這麼幾種觀點：一是李鏡池等人認為，《周易》出自周朝蔔官、史官之手，非一人一時之作。因卦爻辭中有周文王之後的曆史人物故事，如“箕子明夷”“康侯用錫馬蕃庶”等；二是周文王做卦辭、周公做爻辭，這種說法見于《史記》《漢書·藝文志》等，史料文獻均可佐證；三為較小衆的說法，即周文王的輔佐者南宮适（音括）、散宜生等，節目中就提到了《史記·周本紀》的文王“四友”，也有南宮适等輔佐文王的情節，至于此類推論，可參考黃凡、謝寶笙等學者的論述。就這個問題，筆者更傾向于李鏡池等人的觀點，《周易探源》對此做了詳細解讀。

既然《周易》作者尚未定論，那定位《周易》是一本怎樣的書，就有諸多幹擾因素。這好比一道菜，隻知屬于何菜系，但不知道誰主廚，其手藝如何，如何配料等，不得而知。鑒于此種情況，隻能以傳解經，所以專家指出：“正是由于《易傳》的出現，促使《周易》從占筮之書轉為義理之學，從趨向巫術占蔔功用，轉向探讨倫理教化功能……”這一觀點，林忠軍在其《周易概論》中早有論述，林忠軍明确表示：“《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曆代統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論指導作用日益顯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間術士不斷更新，完善筮法體系。一直到今天，《周易》二重性還是十分明顯。”其實，從易學史的發展來看，《周易》的功用變化較為明顯，從占筮到義理，經過了象數之演變，王弼掃象而趨理，再經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的延展，最後轉向探讨倫理教化功能，說得高大上些，就是從易占走向了”易哲”。不得不說，從占筮中走出一部經典，也是典籍史上的一道奇觀。

孔子杏壇講易（劇照）

孔子與《易傳》

《周易》的奇特還表現在經傳思想差異之争。《易經》與《易傳》為何不能完美銜接？是不是有人借《易傳》宣傳自己的立場，《易傳》的作者是誰？該劇為此敲定了一個重要問題，并說明，孔子讀過《周易》。帛書《周易》出土之前，錢穆等學者認為，孔子沒有讀過《周易》。而帛書《周易》中記載了子貢向孔子請教《易經》的對話，這讓“孔子不曾讀《易經》”的說法不攻自破。而且，專家組還表示：“相傳，孔子晚年，在杏壇講學，删述六經作為教材，而這當中《易經》成為孔子最重視的典籍之一”。“相傳”兩個字用的很妙。說白了，孔子有沒有作《易傳》，或隻參與了部分《易傳》編纂工作，仍有待商榷。不過，有一點可以确定，《易傳》出自孔門儒生之手。

既然孔子看過《周易》，《論語》也可見孔子學易之勤勉，加之《易傳》出自孔子弟子之手，那麼《易傳》成書年代的問題大緻可以确定，故《易傳》成書于戰國後期或秦漢時期的說法，也不攻自破。

正如北師大教授李山所述：“《周易》作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就承載着中國人感知世界、總結規律的思想成果，指導着中國人立身處事的準則。”時至今日，我們迎來了研究《周易》最好時代，無論史料文獻，或是海外版本（含數字版），也或是強大的學術機構團體等，都遠超之前。所以，我們對《周易》的研究，在回歸中必然見革新。在研究文本的同時，也要結合實際，與時俱進，探究适宜于當下的立身處事之準則，并以此為指導，傳承“道統”，學以緻用。故周易之奇，還體現在，它曆經曆史巨變，仍然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