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矩《重屏會棋圖》宋人摹本(局部)，所繪系南唐中主李璟與其弟會棋的情景。

南京南郊有一座“南唐二陵”，有些知道“南唐二主詞”這個名詞的遊客初到南京，以為“二陵”中安葬的就是南唐中主李璟與後主李煜，其實不是。“南唐二陵”是南唐烈祖李昪的欽陵與中主李璟的順陵的合稱，至于李後主，其陵墓遠在千裡之外的北邙山上。前幾年相傳在洛陽孟津縣的後李村發現了李後主的陵墓，其方位與徐铉所撰後主墓志銘中所說的“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阙，望北邙之靈樹”（《大宋左千牛尉上将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志銘》）相合，但後來不見下文。我幾次出差到河南，都想順道尋訪李後主的墓地或遺迹，為那個飄蕩異鄉的冤魂捎去一個故國後代百姓的問候，但未能實現。

作為南京的居民，我對李後主的感情相當複雜。一方面，我知道他是一位昏庸無能的亡國之君，國破後肉袒出降，全失尊嚴，他後來在《破陣子》詞中追憶說：“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垂淚對宮娥。”蘇東坡指責他：“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恸哭于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書李主詞》）我覺得“教坊猶奏别離歌”也許是李後主辭别祖廟時應有的宮廷禮儀，不能怪他。但是此時此刻，他理應對南京城裡的百姓說幾句告别乃至表示歉意的話，不該隻顧對着宮娥流淚。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身為宋軍的俘虜，身不由己地倉促北行，怕是根本沒有機會與百姓相對。據陸遊《南唐書》記載，李後主登基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内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又說李後主入宋兩年後暴卒，“殂問到江南，父老有巷哭者。”《南唐書》對李後主的總體評價則是：“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徐铉奉宋太宗之命為故國之君撰寫墓志銘，措辭甚多顧忌，但仍稱其“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行仁義之行，終于亡國”。可見李後主對南唐百姓确懷仁愛之心，所以他入宋後的悲慘下場引起南唐百姓的同情。即使我這個現代的南京百姓，也對李後主被宋太宗逼着服下牽機藥全身痙攣“頭足相就”地慘死的命運一灑同情之淚。至于“卒不能保社稷”，其實也并非後主本人之罪。他二十四歲那年即位時，南唐已經兵敗地削，在強大的宋王朝面前不堪一擊。所以李後主登基之初就向宋太祖趙匡胤上表稱臣，卑詞厚貢，哀求寬容。而宋王朝則早就對南唐虎視眈眈，相傳宋軍南下時宋太祖對南唐派來求和的徐铉說：“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桯史》卷一）可見無論李後主如何應對，也改變不了南唐必定亡國的宿命。後主的昏庸無能，至多隻是加速了這個過程而已。李後主其人，實在是個天賦異禀且多情善感的藝術家，隻因投錯了胎生于帝王之家，才導緻那般悲慘的命運。清人郭麐詠李後主雲：“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随園詩話》補遺卷三引《南唐雜詠》）慨乎斯言！

李後主被俘入宋後，在屈辱與困窘中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兩年。相傳他曾寫信給南唐的舊宮人說：“此中日夕，隻以眼淚洗面。”（王铚《默記》卷下）可見其心境是何等痛苦不堪。然而正是他在這兩年間所寫的詞作，感動了後代的無數讀者，為他在千年詞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名聲。“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遺山詩》），真是一條颠撲不破的文學史規律！李後主在南唐所寫的詩詞字句清麗，情緻宛轉，但畢竟未臻高境。即使是相傳為小周後所作的那首《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刬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雖然頗得論者好評，但格調仍然近于《花間詞》。要是李後主僅有此等作品，他在詞史上的地位未必能勝于其父李璟或南唐大臣馮延巳。“一旦歸為臣虜”的慘痛經曆使李後主猝不及防，如遭雷擊，他天性多愁善感，又不像吳越王錢俶那樣善于察言觀色，于是内心的萬般痛苦噴薄而出：《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烏夜啼》：“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頭。”《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别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顔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對于這些詞，王國維有經典性的評價：“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俨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人間詞話》）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者拘于評價古典文學必須檢測有無“人民性”的标準，遂将王國維的話棄若敝屣。是啊，李後主詞所抒寫的不過是一位亡國之君的個人愁怨，與“人民性”有何關涉？又怎麼說得上“俨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我的理解相當簡單：由于李後主詞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他抒寫的痛苦心情并不帶有具體詳細的特定内涵，“亡國之君”的身份标志并不顯著。比如同樣是追憶亡國之前的富貴榮華，宋徽宗《燕山亭》中有“新樣靓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之類的華美字句，而後主詞隻以“雕欄玉砌”點到辄止。因此後主詞中抒寫的失意、惆怅、孤獨、悔恨、痛苦、憂懼等種種情愫，都經過了高度的概括，都具有普适性的意義，可以引起身份各異的廣大讀者的深切共鳴。

我本人就是在農村插隊時愛上李後主詞的。江南的春夜，經常風雨潇潇，春寒料峭。我栖身的村子沒有通電，每戶每月定量供應的一斤煤油隻夠點幾天的燈，于是我經常摸黑躺在床上聽着茅檐外的滿天風雨。“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的詞句便悄然湧上心頭。我明知詞人是位“歸為臣虜”的亡國之君，而我則是響應上級号召上山下鄉的知青，我們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我也明知後主所說的“一晌貪歡”是針對早年的富貴生涯，而我在枕上回想的不過是母校的學習生活，兩者之間也是天差地别。但不知為何，那些詞句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當時所受的心靈震撼，稱為“銷魂”絕不過分。在我看來，“以血書者”的後主詞發自内心絕無虛飾的抒情，感動着千千萬萬的普通讀者，那便是文學的“人民性”，便是“俨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此外何必深求？

李後主詞的藝術特色，夏承焘先生歸納成三點：“清麗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和高度的藝術概括力。”（《唐宋詞欣賞》）其中尤以白描手法最值得稱道，清人周濟評曰：“毛嫱、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介存齋論詞雜著》）王國維對周濟嚴辭駁斥：“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颠倒黑白矣。”（《人間詞話》）我完全同意王氏對李後主詞的高度評價，但是他對周濟的駁斥卻是無的放矢，事實上周濟并無貶低後主詞且“置諸溫、韋之下”的意思。周濟用美婦人的三種狀态來比喻溫庭筠、韋莊與李後主三家詞的藝術特色，他認為對于一位絕代佳人來說，濃妝豔抹與淡妝素裹是同樣美麗的，即使毫無修飾，也不會掩蓋其傾國之貌。“後主則粗服亂頭矣”一句，是緊接着前面三個比喻而來的，實際上已含有“不掩國色”之意。也就是說，周濟指出三家詞的不同風格，并無高下之分。當然在我看來，李後主詞是勝過溫、韋詞的。因為“粗服亂頭”這個詞，從來就不含貶義。它最初見于《世說新語·容止》：“裴令公（裴楷）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後人沿用此詞，一般也作褒義，比如清人李重華《貞一齋詩說》：“餘謂學詩與學書同揆，到得真行草法規矩一一精能，爾後任意下筆，縱使欹斜牽掣，粗服亂頭，各有神妙。”可見無論是品評容貌還是談詩論書，“粗服亂頭”這個詞都含有“天然去雕飾”之意。所以周濟所謂“後主則粗服亂頭矣”不但不是對後主詞的貶評，而且是對後主詞純以白描取勝的藝術境界的高度贊揚。内容上直抒胸臆，形式上徑用白描，是李後主詞獨擅千古的兩大奧秘。我完全贊同唐圭璋先生的評語：“後主晚期，自抒真情，直用賦體白描，不用典，不雕琢，血淚凝成，感人至深！”（《南唐二主詞彙箋》）

莫砺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