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帽子，脫帽子

文/商子雍

在其它國家，帽子可能隻是作為一種物質的玩意兒存世；中國則不然，還有一種精神層面的帽子，“特色”吧！

其中之一是為“高帽子”。

據傳，舊時一學子結束學業，在即将步入社會之時，老師耳提面命：

“社會複雜，人心險惡，你千萬要事事謹慎、處處小心。”

學生坦然作答：“不怕，我已經準備了100頂‘高帽子’，關鍵時候就送上一頂，肯定能百事順遂。”

老師聞言長歎：“看來我這麼多年對你的教誨是白費了。”

學生趕忙誠懇解釋：“老師，我這也是無奈之舉啊，要知道，人世間像您老人家這般的正直、耿介之士，實在是太少了。”

于是，老師面呈得意之色，而學生，則在事後對人講：“我準備的‘高帽子’，隻剩下99頂了。”　

再就是“政治帽子”。

在那個比現在糟糕許多的“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年代，給大人物戴的“大帽子”有“叛徒、内奸、工賊”等，給小百姓戴的“小帽子”有“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

一個人，不管水平有多高、貢獻有多大、曆史怎樣清白、人品如何端方，隻要被戴上這種“帽子”，立馬身敗名裂，絲毫掙紮不得。

當然，有時候也會給戴上“帽子”的人脫“帽子”，美其名曰“給出路”；但同時又會宣布，脫掉的“帽子”是拿在群衆（實則是拿在權勢者）手裡，随時可以再給你戴上。

啊呀呀，此種“帽子”，可怕矣；所幸，它已經是過去年代裡的舊物事。

生活中，我基本上是不戴帽子的（這裡指的是常規意義上的帽子）。

如此行事，是否與潛意識裡對那種非常規意義帽子的厭惡、乃至痛恨有關，說不清楚。但前不久遊歐洲，我卻為自己買了一頂帽子；當然，是常規意義的帽子。　

那是在捷克的克魯姆洛夫小鎮。

歐洲各國的小鎮，僅就我去過的十好幾個而言，皆為自然形成，有一個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不像某種所謂的“特色小鎮”那樣，從一開始就統一規劃、統一設 計，把住人的小鎮蓋成售貨的賣場，毫無情趣可言。

歐洲小鎮的建築，整體看來不是那麼整齊劃一，甚至多少顯得有點兒雜亂無章，但卻真實、自然、滄桑，有曆史縱深感。

盡管随着旅遊産業的發展，小鎮的商業開發在所難免，但作為當地百姓宜居之地的基本品質，則保留得相當完好，不像國内的旅遊名鎮周莊、大研古鎮那樣，居民幾乎全部被商戶驅離，蛻化為徹頭徹尾的大賣場，使得自己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品格大為遜色。

克魯姆洛夫小鎮顯然絕非如此，它是歐洲小鎮中的翹楚，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确定為世界文化遺産，我們漫步其中，進教堂、逛市場、欣賞不同時期的特色民居、和遇到的當地百姓相互示好，活力十足、煙火氣充沛的古老小鎮，真的讓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在小鎮裡的一個不大的廣場上，中間是那種早上出攤兒、傍晚收攤兒的臨時商戶，一排一排地有序羅列，賣帽子的商戶，就在其中一排的中部，并不十分顯眼，而我，事先也絲毫沒有要購買一頂帽子的打算。

隻能用“有緣”二字，來解釋這次款額不大的成功交易——我一眼就看上了這頂用亞麻布料手工縫制的帽子，趨前打探，發現攤主正在手工織布，有意思，看來這頂漂亮的帽子是徹頭徹尾的手工制品了，難得難得，要買要買。

攤主在計算器上給我開出了價碼，竟然是400多，太貴了，但轉念一想，這應該是捷克克朗吧！于是掏出一張歐元紙鈔晃了晃，果然，攤主又打出另一個數字：18 。二話沒說，成交！立馬戴上新帽子拍照傳回國内，兒子很快回應道：“旅歐華僑。”我倒是想來歐洲當僑民，可惜的是年齡太老，當不成了！

幾天以後，在奧地利薩爾茨堡的哈爾施塔特湖區，和一場春天裡的漫天飛雪不期而遇，這頂帽子派上了大用場。

但是，更讓我刻骨銘心記憶的另一次用場，是發生在購買帽子的十幾分鐘以後。

在克魯姆洛夫小鎮那個不大的廣場上，我戴着新買的帽子，轉悠到了一座雕塑近旁。

那是一個鑄鐵制成的紀念柱，是為600多年前被黑死病（鼠疫）奪去生命的2500萬亡靈所建。

在科學技術相對落後的600多年前，黑死病是讓人類束手無策的天災，但當時同樣低下的精神文明水準，卻使得這場天災有了濃烈的人禍色彩。

史載：1345年冬，鞑靼人進攻熱那亞領地法卡，久攻不下的鞑靼人惱羞成怒，竟将黑死病患者的屍體，用抛石機抛入城中，結果城中鼠疫泛濫，大多數法卡居民死于非命，隻有極少數人逃到了地中海地區。然而，伴随他們逃難之旅傳播的，卻是可怕的疫病。

念及此，心中好一陣悲涼。

我對老伴兒說：“咱們來悼念一下吧！”于是，在捷克的克魯姆洛夫小鎮，在那座黑黢黢、讓人倍感沉重的紀念雕塑之下，我脫掉帽子，向那些永遠無法瞑目的冤魂，奉上兩位中國老人的哀思！

商子雍，陝西西安人，資深報人，文化學者，著名作家。現為陝西省雜文學會榮譽會長。

曾獲西安新聞十佳及西安市有突出貢獻專家，西安市優秀新聞工作者等榮譽稱号。

主要作品有四卷本的《商子雍文集》(2004年)，《求是齋雜品》(1995年)等。

編輯 | 黃帥 審核 | 吳秋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