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村武彥

光榮三國遊戲裡的“卑彌呼”是日本邪馬台國的女王，在三國志9裡非常強大，有30萬以上的部隊，倭巫女還會幻術，渡海攻擊很難打。卑彌呼是曆史上真有的人物，實際上其國力和戰力如何？這涉及到日本大和政權起源的問題，本文将會詳細介紹。

中國史書記載的倭人和倭國

居住在日本列島的倭人最早出現在中國史書《漢書·地理志》中：

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

文中的“樂浪”即漢武帝于公元前一〇八年在朝鮮半島設置的樂浪郡，倭人的朝貢是在公元前一世紀左右。從“歲時”這一用語可知，倭人一直定期向中國設置的樂浪郡朝貢。這一點可以從福岡縣的須玖岡本遺迹（春日市）和三雲遺迹（前原市）出土了西漢時期銅鏡得到證實。而且如前所述，符合從這一時期開始青銅器的原材料産地已經從朝鮮半島變為中國這一史實。

按照考古學的劃分，這是彌生時代中期，相當于吉野裡遺迹的巨型環壕部落形成時期。其“百餘國”大概是指具有吉野裡遺迹這樣的中心部落的“國”，即九州北部作為發達地區的各國。盡管史書中記載的是“國”，但中國視其為倭人“團體”。

《漢書》之後有倭人記載的是《後漢書》。但是該史書是在《三國志·魏書》（以下按慣例稱《魏志》）之後編纂的，而且參照了《魏志》，閱讀時需要注意。《後漢書》中有《魏志》中沒有的關于倭國的單獨描述，是非常寶貴的史料。

東漢光武帝在位時的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千裡迢迢來到東漢京城洛陽——這裡首次出現了作為倭人團體核心之一的奴國。到訪京城證明，奴國看準了東漢王朝是東亞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作為回報，光武帝向奴國授予了金印。奴國也見于《魏志》，相當于後來的“傩縣”（《日本書紀》仲哀八年紀）、“那津”（《日本書紀》宣化元年紀）等的所在地，位于流經福岡平原的那珂川流域。

金印就是在以前的博多灣志賀島（現已成陸地）出土的“漢委奴國王”印。該金印表示中國和奴國王還不是君臣關系，即非臣朝貢國，奴國的中心是須玖岡本遺迹。

漢委奴國王印

《後漢書》中還記載，公元一〇七年（漢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按照原有的說法，唐代的律書《通典》北宋版中有“倭面土國王”，因此有“面土國”（伊都國）和“末廬國”之說。但是如《後漢書》所記，就是倭國王（西島定生《邪馬台國與倭國》）。

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外交對象的，并非奴國這一特定的國家，而是倭國王個人。也就表明，在日本列島已經有了倭國這一政治團體。這樣，我們可以認為在二世紀初就已經建立了倭國的架構。

《後漢書》中所見的“生口”就是活人的意思。這裡所指的可能是奴隸身份的人，或者就是指倭國人。不管怎麼說，一百六十人是很多的。據《魏志·倭人傳》中卑彌呼獻上“生口”男四人、女六人，壹與獻上三十人，也有人說“生口”指戰争的俘虜。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在倭國建立時，島内就發生了大規模的戰争。

倭國大亂後共同擁立的卑彌呼

據《後漢書》，在漢桓帝和漢靈帝期間，即公元一四六年至一八九年，倭國大亂。《魏志》中寫道：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曆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組成倭國的各國共同擁立的就是女王卑彌呼。擁立卑彌呼後面再講，這裡先從考古學探明的高地部落的角度來看一下倭國大亂的一個側面。

彌生時代中期和晚期，包括濑戶内海周邊在内，在從九州到關東地區的山頂和高地等視野開闊的地方出現了高地部落；與環壕部落一樣，其周圍挖有具有防禦功能的壕溝。在山頂等地建立部落并非日常生活所需，而是有特别的意圖。這很有可能是倭國各地出現了引發軍事沖突的政治性緊張局面，或許跟“倭國大亂”有關。

從西日本高地部落多這一點來看，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區的政治勢力之間可能發生了紛争。因此可以推測，部分高地部落是“倭國大亂”時建立的。考古學的發掘調查将這些部落展現在了世人面前。

高地部落

（大阪高槻市的古曾部芝谷遺迹，二世紀）

在這樣的軍事和政治的緊張關系中，女王卑彌呼被共同擁立出來；卑彌呼之後，卑彌呼的宗親之女壹與（也作臺與）即位。為什麼女性國王會被擁立出來呢？

《魏志》中寫道，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是個巫師類型的女性。多數人認為正因為卑彌呼具有這種宗教性格，所以被擁立為倭國王。這種觀點高度強調古代政事中祭祀的重要性，但是我們還是先不要急于下結論。

卑彌呼死後，壹與被擁立為倭國王。關于此事，《魏志》中記載：“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跟卑彌呼即位時一樣，先是要立男性國王，但是各國不接受，導緻戰亂，于是不得不讓十三歲的壹與即位。

這就是說，是性别因素而非宗教原因決定了即位人選。換言之，隻有以擁立女王的形式，才能保持倭國的聯合。所以，解開擁立女王之謎的關鍵，須從壹與的即位着手。

接下來的問題是，擁立女性為王的理由是什麼？我們還是從史料《魏志》來看。卑彌呼“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卑彌呼終生未婚，之後的壹與可能也未婚。這樣看來，擁立女王的重點是不讓其生子，各國不願意國王由男系來繼承。

按《梁書》記載，壹與之後的國王是男王。盡管《梁書》的可信度不高，但是在三世紀的倭國，女王确實隻持續了兩代。

卑彌呼是倭國而非邪馬台國女王

多數讀者可能認為卑彌呼是邪馬台國的女王，即使在古代史學界，也有衆多人持這一說法。然而中國史研究者西島定生認為，“據《魏志》，卑彌呼是倭國女王，而非邪馬台國女王”（《邪馬台國與倭國》）。邪馬台國是卑彌呼居住地的國名。

确實如此，《魏志》并未寫明“卑彌呼是邪馬台國女王”，隻能看出其是倭國的女王。作為倭國聯合體中的大國，以前的邪馬台國王對外可能都是以倭國王的身份出現，然而由各國擁立的卑彌呼是作為倭國王即位的。西島的觀點為邪馬台國論争提出了新的論點。

光榮三國志遊戲裡的卑彌呼

有人指出卑彌呼有兩張面孔 , 一張是代表倭國與魏國交涉的“親魏倭王”的文明面孔，另一張是作為巫師的未開化的女王面孔（石母田正《日本的古代國家》）。

但是卑彌呼被描述為“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即位列倭國王以後，成了“不見”的王。因有“拜假”會見魏國帶方郡派遣的使者，在對外交涉的場合現身。在原始王朝制度下經常有“不見王”的存在，卑彌呼正是作為這樣的一位國王不現身影。

魏國授予卑彌呼的“親魏倭王”稱号是超出當時倭國實力的高級别稱号。依據“當在會稽東冶之東”的描述，倭國的位置在魏國的敵對國吳國的東方海上。基于這樣的地理認識，出于對吳國外交政策的需要，魏國給了卑彌呼以高級别待遇。

作為卑彌呼居住之所，可以見到“居處”“宮室”“樓觀”“城栅”的名稱，其各自的規模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是環壕部落發展而成、兼有防禦設施的城塞，這些景觀以後會展示。女王有千名侍女伺候，隻有一名男子傳遞飲食、出入居所。如“有男弟、佐治國”所述，處理政務的卑彌呼的弟弟，作為對馬國、末廬國、伊都國、奴國等聯合體的盟主，輔佐治理倭國。

與此倭國聯合體對抗的是狗奴國，其國王是名叫卑彌弓呼的男子。公元二四七年，卑彌呼與狗奴國開戰，向魏國帶方郡派遣使者尋求支援，魏國派遣下屬官授予诏書和黃幢（黃色的豎旗）激勵将士。由此可見，魏國對邪馬台國具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

邪馬台國的所在地

今天日本全體國民所關心的焦點是有關邪馬台國所在地的争論。面對這種急躁情緒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邪馬台國”的讀音。我們一般讀為“Yamatai Koku”，其實正确的讀音應該是“Yamato”或者“Yamado”（《岩波古語辭典》補訂版）。

關于列入邪馬台國所在地候補名單的地區，衆所周知有“九州說”和“近畿說”（奈良縣大和地區可能性較大）。有部分學者采用“畿内說”，但“畿内”意為“包含京城在内的天子直轄地”，并且已經存在于近畿地區，那麼邪馬台國位于畿内是不言自明的。在此，我們認為作為地區名稱，有必要使用“近畿”。另外，按照前面的讀音，因為與“大和”（“大和”日語發音為 Yamato。——譯者注）發音相同，所以近畿說更有利。

按照地域分布，東京的古代史學者主張九州說，京都主張近畿說，考古學則認為近畿說更可靠。

我在學生時期也主張九州說，這并非因為“學閥”的意識，而是受了大學古代史教育的影響，但是現在并不一定要依照這一格局來思考。

由于有了吸收考古學研究成果的彌生時代觀，現在的我更傾向于近畿說。隻要不出土“親魏倭王”等文字史料，邪馬台國的所在地是無法徹底查清的。如果“親魏倭王”印章在九州出土，問題就解決了；但是假如在近畿地區出土，那麼又會有人主張印章是從九州轉移到近畿的。

至邪馬台國裡程圖

根據《魏志·倭人傳》的描述，南方的邪馬台國位于中國台灣東邊遠處的海上，相當于吳國的東邊，這也是正與吳國對抗的魏國重視邪馬台國的原因之一。然而日本列島由九州向東北方向延伸，呈弓形，如果按照《魏志》的描述來解讀，邪馬台國就是位于海上了。因此，如果将“南”的方向改為東的話，就可以按照《至邪馬台國裡程圖》所示的放射狀方式解讀，但首先需要明确《魏志》的地理觀念。

近年來的研究趨勢逐漸脫離方向和距離的問題。當今，有關王權論為代表的社會集團、刑法和習俗等方面的研究是《魏志·倭人傳》的研究熱點。考古學方面，從對彌生時代的全面研究來讨論邪馬台國的研究者正在增加。

奈良縣櫻井市的纏向遺迹是近畿地區值得關注的一處，該遺迹鄰接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後圓墳箸墓古墳。而在此前方後圓墳出現之前，纏向石冢古墳（全長 93 米）等所謂的“纏向型前方後圓墳形制”的彌生墳墓就建于該地。也有研究指出，其建造時期可追溯到三世紀中葉至前葉（根據箸墓古墳為三世紀末的理論，即為三世紀後葉）。

纏向遺迹是在中心部落衰敗後的三世紀初突然出現的，在此出土了運河與水道等大型人工設施，以及從濑戶内海西部至關東各地的土器。另外，在吉備出土了先進的特殊器具等，其性質不大可能隻是單純的“農村部落”（寺澤薰《大和政權的誕生》）。如果把這些遺迹考慮在内，近畿地區作為候補地區就比較合适了。但這僅僅是候補地區之一，必須謹慎看待。

毋庸置疑，探明邪馬台國并非研究者的專屬任務，誰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各位讀者不要拘泥于“學閥”，要做到自由思考，同時要按照學術的規範來探讨問題。

從銅鏡看邪馬台國

我們從銅鏡來看一下考古學角度的某些邪馬台國理論。卑彌呼于景初三年（239 年）收到了金子和五尺刀，一起的收到還有“銅鏡百枚”。女王将這些物品展示給倭國人，以示魏國天子的憐愛。這種被認為是魏鏡的銅鏡在各地古墳中均有出土。

其中有刻有“景初三年”銘文的神獸鏡，例如大阪府和泉市的黃金冢古墳出土的畫文帶神獸鏡，島根縣的神原神社古墳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見本章篇章頁）。

邪馬台國時期進口的銅鏡在古墳中被發現，是這些銅鏡由首領傳承後被作為陪葬品的緣故。基于這樣的事實，很多考古學研究者認為“銅鏡百枚”中包括了三角緣神獸鏡。

但是迄今為止三角緣神獸鏡已經發現了約四百面，從數量上來說，這些不可能全部都是魏國制造并送給卑彌呼的。因此，出現了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古代的三角緣神獸鏡是魏鏡，另一種認為三角緣神獸鏡是倭國産銅鏡。最近還有人提出，包括據說在倭國生産的仿制鏡，都是中國産銅鏡。

日式三角緣神獸鏡

要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來看并不容易。這是因為中國尚未出土過三角緣神獸鏡，隻出土過三角緣神人車馬畫像鏡（岡崎敬等《邪馬台國論争》）。關于這一事實的解釋産生了分化。雖然也有意見認為銅鏡是魏國專為倭國制作的特鑄品，但是在制作國卻從未出土過，這一點讓人難以理解。

此外，在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廣峰十五号墓中出土了魏國年号中不存在的“景初四年”銘文的銅鏡，辰馬考古資料館藏的斜緣盤龍鏡也認定其為同範鏡（用同樣的模具鑄造的銅鏡）。雖然有可能是預先制造的，但是這很不具說服力。

單從三角緣神獸鏡的數量來看，即使當時進口了一倍以上也不足為怪，考慮到其特殊物品的性質這個數量則過多。一九九七年奈良縣天理市的黑冢古墳（古墳時代初期的前方後圓墳）出土了三十三面三角緣神獸鏡，震驚了世人（1998 年 1 月公布）。

這些銅鏡被擺放在木棺的外面，木棺内棺頭部擺放着畫文帶神獸鏡。這一次，畫文帶神獸鏡的位置更受重視，這一現象有利支持了銅鏡産于倭國的學說。不過，中國也出土過與三角緣銅鏡和三角緣神獸鏡高度相似的圖案，因此也可以承認古代的三角緣神獸鏡中包括了魏鏡。

我們希望重視的是三角緣神獸鏡的同範鏡問題。根據表示各地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同範關系（也叫分有關系）的圖表，其中心是近畿地區。這說明分配三角緣神獸鏡的人在近畿地區。如果是各地的首領各自分别進口，這樣的偶然性不可能反複出現。即使是仿制的三角緣神獸鏡，結果也一樣（小林行雄《古墳文化論考》）。

這意味着進口中國銅鏡并模仿制作的作坊中心在近畿地區，由近畿向各地首領配發。即使三角緣神獸鏡是倭國産銅鏡，這種分配關系也不會改變。

以上是從銅鏡的角度來觀察邪馬台國理論，如果從彌生時代的遺迹分布及其陪葬物品來考察的話，可以認為彌生後期的近畿地區在包括外交在内的政治權力方面是淩駕于九州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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