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記載,明末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攻占成都之後,建立起了大西政權,巴蜀大地,特别是川西平原并沒有因此而太平起來。一方面,草莽出身的大西皇帝“以馬上治天下”,未能安撫生産,并引發新的矛盾而導緻戰禍綿延不絕;另一方面,此前的川西平原由于戰亂,已經是荒榛遍地土荒人稀。結果到了大西政權建立後的第三年(公元1646年),一向富庶的成都平原也鬧起非常嚴重的饑荒,糧食奇缺,大西軍及民間“食人”成了無賴之舉。大西軍成了饑軍,戰鬥力嚴重的削弱了,關心武力的大西皇帝優心重重,更有張獻忠早年共同起事的結拜兄弟,時任大慈寺主持的王志賢等人苦心相谏,大西皇帝不得不遵從“民以食為天”的古訓,決定屯懇扭轉危機,為此頒布了一道軍民屯懇的诏書, 其中第七道诏書中有:“方今惟耕田是吾人活路,不耕即是死路。工能造耕者,商能緻牛糧者,亦屬活路。”這句話語,一般省稱“活路诏”,後來從事耕種者,皆雲做活路去。(轉引自任乃強《張獻忠》,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現在看, 把做農活、做農事等統稱為“做活路”實在是太形象了。土裡刨食,靠天吃飯的鄉民,隻有通過辛勤勞作,才有可能解決溫飽,留下活路,保全性命。如果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不做出一-條“活路”來,就隻有“死路”一條。“做”是過程,“活路”是結果,“做”是播種,“活路”是收獲,沒有過程就沒有結果,沒有播種就沒有收獲。鄉民做農活不叫做農活,而是叫“做活路”,多麼樸實的語言,卻蘊含着深刻感人的生存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