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缢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雲爾。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樂府詩以其質樸天然、情感真摯而著稱。而在樂府詩中，北朝的《木蘭辭》和東漢的《孔雀東南飛》，以其流暢的表達和叙事手法，以及曲折動人的故事，被人們稱為“樂府雙璧”。

《爾雅》雲：“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璧，璧是古代中國用于祭祀的玉質環狀物，常用于代指美玉，以白膩無暇、滑如凝脂為上品，例如和氏璧。 玉璧是珍玩中的上品，故有“黃金有價玉無價”之稱。可見這兩首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在傳吟千古的樂府詩中，《孔雀東南飛》能夠有如此之高的地位，首先，這首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叙事詩。其詩350句、1700餘字，講述了焦仲卿、劉蘭芝堅貞不渝的愛情，讀之栩栩如生，人物如在眼前。

這首詩以近乎白描的叙事手法，對封建禮教的殘酷無情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孔雀東南飛》能夠在近兩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中傳唱不絕，不正好說明了它豐沛的藝術魅力和文學内涵嗎？

焦仲卿和劉蘭芝的愛情悲劇，在今天仍然充滿着現實主義的投射，婚姻、愛情、家庭和倫理，從有人類産生以來就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所以這首詩的魅力能夠跨越千年不減。

在這首詩中，一個在封建禮教下懦弱無能的小吏，一個獨立自主剛烈無比的女子，一個寵子無度蠻橫專制的母親，一個冷酷無情自私自利的兄長，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副栩栩如生的東漢圖景。

《孔雀東南飛》的藝術價值不僅止于此。這首詩曾經被收入中學課本并要求背誦的，初讀，隻覺得焦母專橫嚴厲，焦劉遭遇可悲。年長之後，能夠從詩中讀出堅貞、責任、執着，而當有了一定的閱曆和知識豐度之後，卻能夠從詩中讀出封建王朝兩千年的萬千氣象。

如果用現代人的思想觀念代入《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框架，很多人會覺得不解：焦母為何有如此大的“威權”，活生生地将一對恩愛夫妻拆散，而那焦仲卿，堂堂七尺男兒，竟然畏母如虎，眼睜睜地看着心愛的妻子被趕出家門，最後被逼得自缢身亡。

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複取！”

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這原本是一起很平常的婆媳沖突，婆婆卻要上升到拆散這對夫妻的程度，并且已經幫他找了新的對象。焦仲卿跪在地上乞求，并且發下毒誓：如果你把蘭芝趕出家門，我就再也不會娶别的女子了！

焦仲卿并不是沒有反抗，他對妻子深深的愛讓他勇敢地對抗自己的母親，可是焦母親的反應更加激烈。她“槌床大怒”，就是用手使勁在床上捶打，“你是我的兒子，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養大，你居然幫那個女人說話！”焦仲卿無奈之下屈服了。

這就是“禮教”的力量。它看不見、摸不着，卻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裡，支配着人們的行為、影響着人們的思維。“

“禮教”從本質上來說，它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套禮儀、倫理規範，而“禮教”的演變和形成，卻有着異常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

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這套學說，正是漢武帝所急需的一套倫理治國規範。

從曆史上來看，漢武帝稱得上雄才大略，在他執政期間，開疆拓土，武功赫赫，與秦始皇并稱為秦皇漢武，但此時封建王朝統治基礎仍然處在完善當中。

在漢武帝之前，漢朝推行的黃老之治，這套學說讓久經戰亂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發展經濟，出現了封建王朝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但是到了武帝時，他卻需要一套行之有效、能夠為世人接受的意識形态來加強漢王朝的中央集權。董仲舒此時提出的“獨尊儒術”，正中漢武帝下懷。

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政治主張之所以在漢武帝之前從來沒有得到過重視，是因為它缺乏現實基礎，缺乏可行性。董仲舒是個聰明人，他所要“尊”的儒術，既承自春秋儒家，又創造性地吸取法家、道家以及陰陽五行家的思想，可謂與時俱進。

這套學說與現實接軌之後，在漢武帝的大力推廣下，封建王朝拉開了外儒内法的大幕，它神化了君權父權、維護了封建秩序，切合了封建王朝的統治需求，它所提倡倫理綱常成為兩千年來的文化正統和思想主流。

在漢武帝時代，這套與時俱進的學說是有着積極意義的進步思想，但是，它在為封建統治階級背書的同時，它所提倡的許多内容也帶來了極其負面的效果，例如大力提倡的“孝“治。

以“孝“治國的理念，在曆朝曆代都得到推許，它是封建統治中君臣父子等級觀念的體現，究其根本，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是，當”孝“成為一種行為觀念時，在民間就産生了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愚孝”。

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複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雲：“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

晉代的郭巨，非常孝順。父親去世後，他獨自奉養母親。後來家道中落，變得非常貧困。他的兒子才三歲，母親經常少吃幾口，省下食物給孫子吃。

看到母親這樣疼愛孫子，郭巨卻感到不安，他和妻子商量：兒子可以再有，母親卻隻有一個，不如把兒子埋了，節省口糧供養母親。于是郭巨挖了個坑準備埋掉兒子，卻在地下挖出了一壇子黃金，上寫”天賜孝子郭世“的字樣。

故事中郭巨的“埋兒奉母”的行為感動了天地，所以賜他黃金。郭巨從此又過上了好日子，不僅能夠孝養母親，還把兒子也養大了，他孝順的美名為天下人所稱頌。

但是這個故事讀完之後，卻讓人毛骨悚然。為了母親埋掉自己的親生兒子，一般人哪作得出這樣殘忍的決定？更可怕的是，他的妻子、母親都沒有反對！而天下的人，也對這種行為表示贊許。

這個故事是勸人“行孝”，宣揚的是孝子必有好報，但是，如果郭巨挖不出金子咋辦？那麼三歲的兒子是不是就要被埋掉？再進一步推理，如果埋掉了兒子，還是養不起母親，是不是要把妻子也埋掉？

這樣殘忍的故事卻因為披上了“孝”的外衣，居然成為美德故事，并且在民間廣泛流傳，在“二十四孝”中，除了埋兒奉母之外，還有卧冰求鯉、 恣蚊飽血這樣的故事！可見”禮教“在當中人們心中有着什麼樣的地位，封建王朝統治下對人性的扭曲已經達到了什麼樣的令人發指！

那麼，焦仲卿對于母親的屈服和順從，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我們還可以從焦母身上挖掘出更多的細節。焦仲卿喪父，是母親把它撫養長大，不僅助長的封建家長的權威，更讓焦母産生了一種畸形的戀子情節，導緻她做出如此違背人倫的決定。

在《孔雀東南飛》中，焦母為何執意要把劉蘭芝掃地出門呢？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

從詩中對劉蘭芝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個聰明能幹、心靈手巧的女子，紡織、女紅、音樂、詩書都非常出色，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

即便是這樣一個聰明賢惠的女子，在焦母眼裡，卻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兒子。那麼，焦母眼中的兒子，到底有多優秀呢？在詩中，焦仲卿的身份，是廬江府小吏。

我們經常把封建王朝統治時期的行政管理人員稱為“官吏”，但實際上，官和吏在政治架構中的地位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從出身和社會地位來看，官是由朝廷統一任命的，是有編制的“命官”，是封建王朝有編制的“國家幹部”享受百姓供養，國家發放俸祿。

“吏”員是官員自行招聘的工作人員，是為官員驅使和服務的，他們沒有正式編制，靠“依附”官員獲取報酬。焦仲卿就是服務于廬江府的吏員。

而從個人前途上來看，官員有正常的升遷渠道和晉升通道，隻要在任上沒有出什麼大婁子，沒有得罪高官大員，通常三年一考察，就能夠得到晉升。

小吏就悲慘多了，是沒有任何晉升渠道的，一旦為吏，終生再也沒有當官的可能。再能幹也是吏，隻能靠給官員服務維持自己的地位。

在階層固化的封建時代，官和吏之間始終隔着一道巨大的鴻溝。如果再說苛刻一點，官府中的吏和捕快、更夫、獄卒等并無本質區别，都是官府中的“雇傭人員”“編外員工”，隻是看起來比這些靠“體力”吃飯的要光彩一點而已。

吏的出現，有着非常複雜的政治傳承和現實因素。當周立國之後，直到秦早期，實行的都是“世官制”。這種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世襲”，血統決定一切，爵位、官職、封國都可以世襲。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卿、士大夫，都是能夠世襲的。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無法形成有效中央集權的先秦時期，這種分封的方式切合了當時的實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到了戰國晚期之後，這種制度的弊病就逐漸顯露出來了！既然下層的百姓再努力也無法打破階層壁壘，那我為什麼還要努力去作戰、耕種呢？于是借“商鞅變法”，秦國開始引入軍功爵位制度，讓普通士兵通過努力可以變成擁有土地和财富的地主，極大調動了士兵的作戰積極性。

秦國能夠滅六國、一統天下，這套制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能夠讓“草根”看到上升的希望，故秦之強，不在于兵器有多麼先進、訓練有多麼殘酷，而在于它點燃了人的欲望。但是這樣就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戰争時期可以通過獲得軍功提升地位，和平年代怎麼辦？

漢朝用試圖用“察舉制”來解決這個問題。所謂察舉制度，就是由地方的長官通過考察、建議，把自己轄區内的優秀人才推薦到上級和中央，經考核之後授予官職。

察舉制漢始于漢高祖十一年，以劉邦頒布《求賢诏》為開端，到了漢文帝時期，明确規定了察舉科目以及應試方式，而它的正式确立卻立和成熟卻是在漢武帝元光元年。

在董仲舒提出以儒治國之後，以儒術取士也成為察舉制的核心，舉茂才、孝廉、賢良方正，對考察對象的年齡、學問、品德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

察舉制确實給了普通人晉身的機會，但它并沒有解決公平問題。地方長官在考察人才時，根本無法避免個人好惡、親疏遠近。到了三國兩晉時期所采取的九品中正制，依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官官相護、唯親是舉、沽名釣譽、世襲為官成為普遍現象。

直到隋朝正式實施科舉制度之後，才真正為寒門士子打通了一道向上攀登的小道。 盡管這條路很難走，但依然有無數平民百姓的孩子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了階層的躍升，他們其中的優秀分子，在華夏文明史上綻放出了耀眼的光彩！

這些制度解決了官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吏”的問題。官員要對一郡一府實現有效治理，光靠幾個“官”是杯水車薪，就算他們長出三頭六臂也無濟于事！于是就出現了“吏”這個特殊的群體。

“吏”通常由政府招聘，成為吃“公家飯”的編外人員。吏是沒有俸祿的，他們的報酬由長官自行解決。這些基本上沒有任何升遷希望的小吏，他們工作的動力從哪裡來？無非一個利字！

小吏雖然沒有官身，卻代表官府對基層百姓實施治理，他們緝捕盜賊、收取賦稅、治安行刑，直至包攬訴訟、魚肉百姓，成為地方上的一害。

這裡面的邏輯很簡單：既然沒有升官的可能性，那我為什麼不多撈點錢呢？

不要小看一個吏的能量，對百姓來說，吏就是官，在巧妙的操作下，他們也擁有了對百姓的生殺予奪權力！能夠擔任吏員的，要麼是當地大族的子弟，要麼是地方上的豪強，要麼是走了門路有點關系的人家。

更要命的是，官員是三年期滿升遷或者調動，是要走人的。吏卻是本鄉本土，他們往往會架空官員、欺上瞞下、橫征暴斂、上下其手！而官員卻離不開這些能夠幫他做事的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緻詞：三男邺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在封建王朝兩千多年的統治中，正是數以萬計的小吏，撐起了基層政治的“重任”。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把小吏為害百姓的惡行描寫得淋漓盡緻！所以吏員的名聲并不好。

所以，那焦仲卿雖然在刻度，隻是個小吏而已，可他的母親仍然覺得劉蘭芝配不上自己的兒子，可悲！可歎！可氣！

劉蘭芝被焦母趕回家之後，情況如何呢？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雲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雲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劉蘭芝被趕回家之後，也就半個月的功夫，縣令就派人上門說媒，想讓自己的三兒子娶劉蘭芝。劉蘭芝沒有答應，婉言謝絕了。可馬上太守又遣媒人上門，為自己的第五個兒子求親。

劉蘭芝是一個離過婚的女人，為什麼會不斷有人上門求親？而且并不是普通人家，是縣令、太守這樣有官員身份的家庭。

一方面，劉蘭芝姿容出色、賢惠溫柔，另一方面，可能劉家在當地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風氣比較寬松、觀念開放，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遠比後世要高得多，有權利、有條件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盧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漢書陳平傳》

漢朝開國功臣陳平，他的妻子曾經五次嫁人，最後嫁給了陳平。陳平是胸有大志的奇才，為何會去娶一個結過五次婚的女人？這其中固然是因為張家富裕的原因，但是以陳平的容貌才識，這些并不能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關鍵還是他喜歡這個女子，并且不在意對方的婚史。

更為傳奇的是漢武帝的姥姥和母親。

漢武帝的姥姥臧兒，原本是燕王臧荼的孫女，嫁給王仲為妻，生下了漢武帝的母親王娡。王仲去世後，她又改嫁長陵田氏，生了個兒子叫田蚡，即漢武帝的舅舅、宰相。

更為傳奇的漢武帝的母親。王娡到了婚配年齡之後，嫁給了金王孫為妻，還生下了一個女兒，日子過得也不錯。可這時候有個算命的，說臧兒“二女皆貴”。她想方設法讓王娡和金王孫離了婚，又把女兒送入太子宮中，成為景帝的妃子，并生下了漢武帝劉彘。

要知道，王娡是個離過婚的女人，而且跟前夫還有一個女兒，就這樣的身份，卻居然成為大漢太子的妃子，最後成為大漢的太後，可見漢朝的風氣有多麼開放！

而漢武帝的姑媽也同樣如此。長公主劉嫖嫁與堂邑侯陳午時為妻，并且生下了陳阿嬌，也就是漢武帝的皇後。而陳午死後，劉嫖又和比自己小二十多歲的董偃在一起，這種關系還得到了漢武帝的承認，稱董偃為“主人翁”。

漢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也經曆了多次婚姻，先是嫁給了開國功臣曹參的孫子、平陽侯曹壽。曹壽死後，又嫁給了開國功臣夏侯嬰的曾孫、汝穎侯夏侯頗。最後才嫁給了大将軍衛青。時人視之為常，并沒有什麼風言風語。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更為脍炙人口的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卓文君丈夫去世後在家寡居。司馬相如非常仰慕她，想方設法接近卓文君、引起她的注意，最終帶着美人私奔回了成都。

能夠寫出《子虛賦》《上林賦》這等華章麗辭的司馬相如，聲名聞于帝王、才華為世人稱頌，在察舉制舉官的漢武一朝，有着可以預見的大好前途，可他卻絲毫不嫌棄卓文君是寡婦。

與焦仲卿同時代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位高權重，可他的幾個女人卻曾經都是他人的妻子，例如何進的兒媳婦尹夫人，例如張繡的嬸嬸鄒夫人，例如秦宜祿的妻子，都被曹操收入房中，感情還特别融洽。

曹操的兒子曹丕，也娶了袁紹的兒媳婦甄氏，最後還立其為皇後。就連劉備，在入蜀成就霸業後，立為皇後的也是劉瑁的遺孀吳夫人。

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漢時女子再嫁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就連最尊貴的皇室，也絲毫不因婚史而輕視女子。且女子再嫁之後，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劉蘭芝還家之後，縣令和太守都來求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了劉蘭芝的優秀。

那麼，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的“三綱”，其中有“夫為妻綱”的說法，為何沒有得到貫徹呢？一種觀念能夠為世人所認可，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封建禮法“從一而終”的觀念，在民間不可能馬上被推廣和認同。直到宋代之後，這種觀念才逐漸被人們所認可！

但這隻是表面的原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漢、三國、乃至魏晉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由于戰争頻發、人口銳減，提高生育率、增長人口成為當務之急，這實際上是婦女再嫁的内因。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绫羅。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劉蘭芝再嫁，是沒有任何障礙的，也不會受到冷遇和歧視。可她深愛着焦仲卿，最終還是投河自盡，而焦仲卿也自挂東南枝。不知道焦母知道這個消息後，會不會後悔地痛不欲生？

曆史是殘酷的，這個美好的愛情故事，固然流傳千古，成為愛情堅貞不渝的象征。但是在建安六年，孫權攻破了廬江府，斬了太守李術，并實施了屠城。作為廬州吏員的焦仲卿，如果尚在人世，恐怕也免不了一死。

書寫曆史的紙張固然輕飄，但是文字承載的重量卻厚重如山。《孔雀東南飛》的愛情故事，字裡行間所透露出的沉重與無奈，卻讓人扼腕歎息！

兩千多年間的封建王朝，真正的盛世屈指可數，皇圖霸業、千秋功業于百姓何加焉？鬥升小民所求，無非老婆孩子熱炕頭！平安喜樂，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