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多位清朝女詩人中，江南才女占到七成之多

本報首席記者 王湛 本報通訊員 王葦佳 邱伊娜

4200多位清朝女詩人中，江南才女占到七成之多

江南女子不隻是“相夫教子”

提到江南女子，不少人對她們的印象就是戴望舒筆下，“彷徨在寂寥的雨巷”，撐着油紙傘，丁香一般的知性姑娘。

自古江南才女雲集，在現代藏書家胡文楷的《曆代婦女著作考》記載的4200多位清朝女詩人中，江南才女占到七成之多。

在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的宋清秀教授眼中，曆史上的江南女子不僅能佐助丈夫事業、規勸丈夫，在教子方面也扮演着“嚴父”和“名師”的角色。

在“相夫教子”這樣的“眼前的苟且”的局限之外，她們結詩社、交密友、還能傳道授業并以此為生，甚至奔赴戰場，參與公共事務，追求她們的“詩和遠方”。

相夫勸其正

教子不盡求功名

清初的杭州西湖上曾有一樁風雅趣事，錢塘才女顧若璞為了讓兩個兒子認真讀書，仿照明代萬曆年間曾任國子監祭酒的馮夢祯，建造一條畫舫，停泊在斷橋至孤山的水面上，命名為“讀書船”。

宋清秀指出，雖有言“子不教，父之過”，但事實上，中國古代母教的重要性更甚于父教。尤其是明清江南地區，因才女衆多，母教最發達，也最具特點。因為母親有才學意味着她們可以直接參與到子女具體的學業教育中。

顧若璞是明末清初的女詩人。丈夫黃茂悟的早逝使27歲的她不得不承擔起子女教育的重擔。在她給弟弟顧若群的信中記載着，為能教育孩子，顧若璞白天利用操持家務之餘的空閑時間給自己“補課”。待到兒子放學歸來，就拉着兩個兒子圍坐在燈下，為他們講課講到三更。

不同于教育隻為博取功名的傳統，明清母教的目的也更廣泛。宋清秀解釋，顧若璞為她的“讀書船”賦詩一首時提到了西漢揚雄故居“揚子宅”，北宋書畫家米芾貯藏書畫、從事創作的“米家船”的典故，這是希望兒子能夠做揚雄那樣的大儒，或者成為像米芾那樣的藝術家，而非以功名為唯一目的。

顧若璞不僅教子有成，教女也是一絕。在她的影響下，侄女顧之瓊，長媳丁玉如，孫女黃智生，族女顧娰、顧長任都成為了名重一時的女詩人。

除卻教子，相夫也是江南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職責。“古時候相夫的原則是能勸誡其夫歸于‘正’，即幫助丈夫修養其德行，成就其事業，在丈夫處于危難的時節，給予其助力，患難相恤，共渡難關。”宋清秀介紹。

清代才女曹柔和之夫黃文蓮直言自己詩文的提高得益于妻子甚多，将妻子稱呼為“閨中良友”。

清代書畫家、詩人王采薇的才情更是使其夫孫星衍為之傾倒，他常和朋友誇耀自己妻子善作詩，并以此為榮。王采薇也對孫星衍的生活多有照料。兩人常常一起學習。孫星衍回憶，有時候自己離開書房，留下滿桌案的書籍，等到回屋時，書房已被妻子收拾得窗明幾淨。

宋清秀提到，女性有才學，這在家學傳承中能發揮重要作用。不僅如此，古代男性多不事生産，妻子還要負擔家計。才女在和丈夫花前月下，把酒言歡，吟詩作畫的同時還要為家計生活謀劃。古人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是否能齊，女性的作用至關重要。

《紅樓夢》中的海棠詩社

原型是杭州的蕉園詩社

雖然“相夫教子”是古時候女性最重要的職責，但江南女性的視野并沒有局限在家庭裡。

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紅樓夢》三十七回中，黛玉和寶钗、寶玉等一行人以賈芸孝敬寶玉的兩盆白海棠為題賦詩，此間建立起的海棠詩社。宋清秀介紹，書中詩社原型正是杭州的蕉園詩社。

同大觀園内的海棠詩社一般，清初的蕉園詩社也是才女雲集，女詩人徐燦、柴靜儀、林以甯、顧娰、錢鳳綸皆是詩社成員。

《杭郡詩輯》描繪着這樣一幅景象：春和景明之際，西湖之上，畫舫往來，遊人如織。才女們相邀泛舟遊湖，賞花觀景，吟詩作畫。這也成為一時美談。

在宋清秀看來，蕉園詩社的發展不僅是女性文學的繁榮的代表，而且顯示了女性文學公共空間領域的形成。湖山泛舟的雅集，在西湖上形成了一個女性公共領域，為閨秀提供的自由創作與表達的舞台，标志着女性文學被社會接受和認可。

詩社成員之一的錢鳳綸在《與林亞清》的信中，曾将詩社的成員和魏晉時期的名士“竹林七賢”，唐代以李白為首隐居于竹溪的名士“竹溪六逸”相提并論。宋清秀告訴錢報記者，這充分體現了處于閨房中的女性也有竹林七賢般的高雅情趣與遠大志向。

清乾隆年間錢塘女詩人徐德音則展示了江南女子的另一面。“六奇枉說漢謀臣，後此和戎是婦人。能使邊庭無牧馬，娥眉也合畫麒麟。”對于昭君出塞，她的詩作《出塞》不再哀歎美人無緣君王寵，而是将昭君置身于國家、民族、公義之中，贊賞其能以一己之力，豔羨其能成安定邊疆的壯舉。

通過詩社，從家庭的局限中走出來的江南才女們，像男子一般“以文會友”，在交往酬唱中結識“閨蜜”，結交知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吳晶考證，徐德音和女詩人林以甯之間的交情匪淺。徐德音曾為林以甯的《墨莊集》做序，贊賞其作為“高山流水”，而林以甯也對徐德音的詩作多有贊譽，可見其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

江南才女人格獨立

教書謀生還參與戰争

宋清秀談到，江南女性除了相夫教子，結社唱和外，還憑借才學充任女子私塾教師，提高自身的經濟地位。

清代才女陸惠，在丈夫張春水逝世後，以教書為生，教授的還是科舉文字。據記載，陸惠教授的男學生約有十餘人。當時女子雖然沒有資格參與科舉考試，但陸惠卻能授男徒學習科舉文字，并且卓有成效。通過她的教學，其中五人能夠熟練撰寫八股文，其餘的亦能對科舉文的寫作程式有一定的了解。

在動亂時期，女性甚至積極參與戰争。

她們中有人縱論曆史人物，如男子一樣關注國家大事，評論其政治軍事得失，憑借手中筆墨參與社會。明末清初才女張娰音撰寫《讨李賊檄》評說李自成反抗明朝的功過，顧若璞在《張夫人壽序》大贊其文章有忠義之氣，甚至能讓當時“須眉男子”感到羞愧。

江南女子中也并不全是“弱柳扶風”之姿，明末才女畢著便是親身參與了戰事。清代著名史學家徐鼒《小腆紀傳·列女》記載，畢著從小文武兼修，能夠挽強弓——“一石弓”，擅長劍術。清軍犯關，畢著父親作為明将鎮守薊邱城，力竭戰死，二十歲的畢著臨危受命，“乘夜率衆出襲”清軍營，殺死敵酋，救回“父屍”。

明末，蘇州嘉定侯峒曾之妻趙氏則在其夫殉國後，慷慨赴死，壯烈殉國。《殉難前谕遣婢仆書》記載了她殉國前的想法——“爾主明臣也，殉難分也；爾主元配也，殉夫亦分也“，在她看來，為“明主”之國和“元配”之夫殉身是她的本分。

對此，宋清秀解釋，這是當時中上層知識女性普遍的理念，這種思想與“女子無外事，惟以織紉為事”的思想截然不同。可見閨秀平日盡管不參與政事，沒有入仕的機會，但在國家傾危之時，其潛在的家國之念就會油然而生。

“江南風景優美，經濟繁榮，文人雅士數量衆多。一方水土一方人，暮春三月，雜花生樹；三秋桂子，十裡飄香，這樣的江南所以涵養這樣的女子，她們用手中的筆抒寫心中的美麗與哀愁，用她們的筆寫出了公義與道德，滲透進男性社會的各個層面，對社會生活、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産生了不容輕忽的影響。”對于江南女子，宋清秀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