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開篇語】2019年8月16日,作家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成為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五部獲獎作品之一。《應物兄》首發于2018年《收獲》長篇專号秋卷和冬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這是一部包羅萬象、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展現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的生活經曆、精神軌迹，持續引發着文學評論家的讨論。

文 | 李彥姝

《應物兄》的龐大體量以及氤氲氣質，從一些批評文章的題目中可略知一二。閻晶明用“塔樓小說”比喻《應物兄》結構之錯綜及故事情節之“不通透”。邵部以“沙”之喻道出了小說的彌散性和細碎性特征。王鴻生、項靜、叢治辰等均以并列式關鍵詞為題折射小說的多維度性。上述種種皆可作為《應物兄》文本繁複性與混沌感的佐證。“人物關系錯綜複雜、情節枝蔓雜生、前因後果難以梳理、故事主線便漫漶不清”等幾乎成為批評家們的共識。

線頭衆多、玄機頻現的《應物兄》如何使得一種論題專一的批評成為可能？我以為關鍵是要撥開雲霧，找到小說的“題眼”，即找到紛纭世事、人事、物事背後李洱所持的一種總體性觀念及其核心且迫切的問題意識。當被記者問到“應物兄身上寄托了您怎樣的理想和期待？”李洱回答：“知、言、行，三者的統一，是我的一個期許。”我以為這一回答正扣住了《應物兄》的題眼。應物兄是小說的核心人物，寄托在他身上的理想和期待，也是作者賦予這部小說的總體性理想和期待。如果再凝練一點，那麼小說題眼隻有一“言”字——人物的知、思、行皆與言緊緊纏繞，以相合或相悖的方式呈現出來，因此将《應物兄》看作一部以人物聲音為主線的“說話體”小說也無不可。

“口力勞動者”的嘈嘈切切

“言”的問題纏繞着整個20世紀的中國知識界。魯迅一向關注國民的發聲問題。1926年他在《記念劉和珍君》中提出“在沉默中爆發還是滅亡”的命題；次年他在香港青年會發表題為《無聲的中國》的演講，呼籲國民告别麻木不仁的失語症。數十年後，王小波撰文《沉默的大多數》，他所謂的“沉默”與魯迅所痛心疾首的“無聲”内涵迥異——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和人格趣味，表達了基于對話語世界真實性的懷疑的不合作姿态，成為對抗權力、诳語、虛僞、浮誇的隐蔽手段。魯迅與王小波對于“言”的看法其實并不相悖，兩者代表了言說之正義性的最高标準與最低标準——大膽講真話與不說違心話。

今天中國知識界的言說域、話語場又是怎樣一番情形呢？《應物兄》固然是虛構文本，但對此問題的思考和揭示不可謂不深入、不真誠、不辛辣。小說不是以環環相扣的情節敷衍或主人公跌宕的命運起伏演變來抵達終點的，人物叨叨擾擾的言說才是推動小說前行的主要動力。小說是圍繞儒學相關話題展開的，孔子最反對巧言令色、花言巧語，而小說中信奉孔子的各色人物大多能言善辯、辭令豐贍。人物的言說水系雜錯，彙溪流以成江海，其所覆蓋知識容量之龐大是一大看點。

《應物兄》呈現了太平世中的嘈嘈切切，很多人已經成為管不住嘴、憋不住話的“口力勞動者”，張嘴即來，天南海北，漫無邊際——不管對信得過的人，還是對信不過的人。當然，公開說還是私下說，說什麼怎麼說，處處透露着玄機和技巧。

小說中最具反諷意味的，是違心話聽上去言之鑿鑿、義正詞嚴；而肺腑之言則低切逡巡，欲言又止，即便大聲道出也常因逆耳而為人反感或不屑。拿應物兄來說，他的明言與暗思嚴重沖突。私域範圍内第一人稱的自言與腹語往往合其所想，而隻要在公共領域發聲，真實性就大打折扣，真話往往到了嘴邊又咽到肚子裡，或說出來隻有自己能聽到而不肯被别人聽到半句，于是“他聽見自己說”“他都不敢相信是自己說出來的”這種暗示身心分裂的表述多次出現。比如開篇應物兄談到濟州霧霾嚴重的問題時，他感到嗓子發疼，鼻腔發癢，但他卻聽見自己說：“《詩經》裡有一句話，叫’終風且霾’，說的就是又刮風又有霧霾，所以霧霾古以有之，不可大驚小怪。”這便是博學之人的狡黠之處——躲進書本，以知識為擋箭牌繞開問題、粉飾現實。

在對霧霾進行了貌似深刻的知識考古之後，他暗自心虛：“聽衆不會罵我吧？”可見，心之所屬的他是一個被現實經驗所籠罩的、對世事洞若觀火的生命體，然而從他口中冒出的語辭卻屬于另一套貌似完整自洽但又不免虛妄乏力的體系。謊言試圖縫補自身，這是就目的而言；結果卻是背叛、閹割自身。應物兄言不由衷所折射出的立場遊移是知識分子的典型症候，如同辯論比賽中的辯手“通過抽簽來确定自己的文化立場”，他們對于某件事情、某個觀點的認知常無“定論”，言說全由一時所處之位置決定。

小說中能言之人大多善跑“馬拉松”，寥寥幾語便可闡明的事偏要撚細拉長，于是就衍生一系列閑話、空話、廢話、沒話找話、繞圈說的話……“口語擴容”經有多種途徑，比如“掉書袋”，引經據典，旁征博引；比如“打官腔”，冠冕堂皇，模棱兩可；比如“講段子”，灰黑冷葷，俏皮輕佻；比如“扯線頭”，越扯越遠，結果離題千裡。

小說是在一系列無厘頭的的閑話廢話中開篇的——由兩條狗鬥毆所引發的來自狗主人代理人的争執是掉書袋和打官腔的結合，充滿鬧劇意味。雙方以外交談判的辭令将狗咬狗賠償事宜的處理複雜化，直至事端難以收場。雙方搬出孔子的修身、克己、德怨、忠恕之說，将一場寵物糾紛的裁量權交給了居于廟堂之上的儒學，這個“狗咬狗”的開端，為整部小說奠定了狗血的基調，也為儒學的出場蒙上狗血的色彩。

在《應物兄》所提供的數對人物關系中，很多人滔滔不絕的講述隻圖逞口舌之快，罔顧聽者感受，話語行為的主客體之間無有效交流，交往理性并沒有在頻繁的言語接招中誕生。在華麗辭章中空轉的對話是一種隔心隔情的虛假交流，人與人相互理解的河道始終是幹涸的。

問題不僅出在言說者那裡，也出在傾聽者身上。對于僵化、被動的聽者而言，言說者究竟說了什麼并不重要，而他是誰、在哪說才是要緊的。

言說、知識、反諷在霧中裸露其自身

沉默不具有先天的道德優越性，言說本身也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人物之言不及心、不及義、不及思、不及行。以冗長臃腫、浮誇饒舌的言說串聯成的小說呈現出鮮明的鬧劇色彩。鬧劇不是喜劇，也不是悲劇，“既無關反思，也無關破壞，它取消意義。它是鉛筆描在像披上的卡通畫，橡皮還沒有用完，它就已經消失。”那些饒舌之人的言辭貌似酣暢淋漓，可是其人本身卻索然無味。嘈雜喧嘩、邏輯混亂、沒頭沒尾的人物聲音制造了表面密實、内裡疲軟的話語廢墟。

“沉默有自己的語言”，李洱在《花腔》中用過這句話，悖論中帶來簡潔而深刻的啟示，有心人可以讀出一種嚴肅的含義。這種含義在《應物兄》中亦有鮮明的呈現，那些性情高潔的知識分子在大多數時刻少言寡語，人格的挺立是以大音希聲或有一說一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這其中的樸實無華、高貴真誠是抵制噪音及彌漫其中的虛無的武器，而更可貴的是這種“聲音的稀缺”并非出于自私、怯懦、逃避、“甩鍋”，也并非出自假意的清高；而恰恰相反，是出于具有高度主觀能動性的道德堅守以及拒絕随波逐流的自覺姿态。

在雙林與張子房下一代人中，也有默默無聞又性情高潔的知識分子，比如早逝的文德能。文德能生前留有大量筆記，但是對于還沒有考慮成熟的問題從不公開發表文章，因為“他總覺得那些知識還沒有被内化為自己的經驗，所以無法舉筆成文”。這句話尤為重要，體現了一位真正知識分子“知行合一”的理想，這理想純粹而又沉重，直至生命終結都沒能實現。文德能身上閃耀着自我守持之美。

學術圈所謂的“成功學”秘籍是個人才華需要進行外在包裝與公開宣揚，高音量、高密度的言說才是成功捷徑。若一味汲取知識而不知賣弄，若治學隻求向内悅己而不求向外渡人，那麼學問就失去了其工具性，而知識的持有者也極可能泯然于衆人。芸娘是小說中少數被褒揚的女性，她的魅力全在“靜氣”與“求真”中顯現：“芸娘可不是一個喜歡說閑話的人，她的每句話都會給人以啟迪。也就是說，’說閑話’三個字，跟芸娘壓根兒都挨不上邊。”程家大院是小說的承重牆——這也是一個誠念聚集之地，在它被意外發現的那個萬籁俱寂的時刻，小說情感骨架立住了，五味雜陳，悲從中來，從而使這個以人物聲音為主要動力的文本最終沒有凝滞于口舌之快。

《應物兄》中雖有貫穿始終的人物，但沒有核心人物或曰焦點人物。應物兄也隻是叙事視角的提供者，是諸事件起承轉合及串聯衆人言說的一根繩索。批評界對于《應物兄》的主要質疑是文本的臃腫和情節的渙散。我常常也揣測，小說如果删繁就簡、化言說為情節——摒棄人物口中長篇累牍的閑言碎語尤其是晦澀的知識話語，是不是有可能積澱更為密實的情感壓艙，呈現出更節制的叙述控制力和更強烈的藝術感召力？

但換一個角度思考，如果剪除“言說”的枝蔓與各類知識話語，那麼這部小說所蘊含的關于“言、知、思、行”關系的核心問題意識以及尖銳的反思批判可能也就随之煙消雲散了，噪聲與靜谧、泛濫與匮乏、反諷與深情、卑瑣與高尚為了顯露自身與反襯對方，不得不糾纏在同一文本中——症候大面積爆發，才更凸顯疾患之痛切，療救之必要，也才更襯那些健康高潔靈魂之可貴。言說、知識、反諷在霧中裸露其自身，這部小說要想成為它自己，必得先樹立迷障，繼而穿透迷障，于是它也便隻能保持現在所是的這副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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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封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