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針對青少年近視率不斷升高的問題，包括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八部門聯合下發了《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下簡稱《方案》），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八部門聯合‘圍剿’近視，政府的重視程度超過以往。”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教授何明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到，這同時也反映了中國青少年治療近視已經刻不容緩。

為青少年近視研究奔走了近20年的何明光長長舒了一口氣，在《方案》提到的防控措施的第一條“增加孩子戶外活動和鍛煉”正是出自何明光多年的研究推動。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杜安娜

人物簡介：

何明光：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預防眼科教授。他是眼科臨床流行病學研究、臨床治療和農村基層的防盲技術專家。他所帶領的團隊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活躍的四個閉角型青光眼研究團隊之一。

接受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采訪時，何明光正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進行一項中澳兩國合作的科研任務。雖然科研正在最後緊張的沖刺階段，聽說是關于“中國孩子近視”問題的采訪，何明光決定放棄自己的午餐時間，認真談一談這件事。

到了約定采訪時間，何明光已經準備充分地坐在了鏡頭對面，笑容可掬。何明光是中山大學眼科中心預防眼科的教授。在他的醫療生涯中，“近視眼”和“閉角性青光眼”是他研究的兩大重點領域。

選擇這兩項做研究的理由，用他的話來說：“都是華人群體發病率最高的視覺健康問題，要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在解決中國的高發病上，用科研提供證據，解決實際問題。”

最早發現城市青少年近視率

“中國青少年的近視率遠高于歐美學生。”何明光神情凝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孩子的近視率小學生為45.71%，初中生為74.36%，高中生達到83.28%。“現在的這個數據确實很讓人着急。”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何明光就已經開始隐隐擔心。

上世紀90年代初，剛從中山醫科大學眼科專業畢業的何明光注意到，“雖然那時候很多人都知道小孩的近視眼患病率很高，但一直都沒有确切的數據”。

“以前，我們都是從部分學校提供的零星數據，從佩戴眼鏡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推測近視眼患病率很高，但到底有多高，誰也不知道。”何明光心裡早已對這項調查躍躍欲試。

适逢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展開了一項全球“兒童屈光不正”的調研，包括印度、美國、智利等多個國家參與其中，中國也參加了這項調查。為了得到一個科學的數據，2002年何明光在廣州市做了一個針對城市青少年的近視眼患病率的調查。

這個調查是在廣州荔灣區做的，“從40萬人群當中抽取5~15歲孩子做了檢測”，這次，何明光得到了一個準确的城市兒童近視眼患病率數據，“從此，我們國家有了以人群為基礎的近視眼患病率數據”，研究結果在國際上發表以後，成為近視眼領域引用最高的文章之一。

戶外活動降低近視眼發病率

“那次調查發現：當時廣州市15歲初中畢業的孩子近視率就已經達到78%了！”何明光清晰地記得當時抽樣調查的每一個數據，這個結論讓他深陷憂慮：“我應該做點什麼？”

為了找到突破口，何明光又在陽江市陽西縣做了一個農村青少年近視率的抽樣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農村孩子的近視率隻是城市孩子的一半”。這讓何明光很困惑：為什麼中國孩子的近視率這麼高？城市孩子的近視率又遠遠高過農村？

“我們不可能去要求教育部門停掉孩子們的作業。”何明光說，隻能“繞開”這些思路去想辦法。從2010年到2013年，“在廣州市教育局的幫助下，我們在廣州市小學生中做了一個臨床随機對照研究”。何明光把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生分成了兩組，一組叫“幹預組”，另一組叫“對照組”。其中，讓“幹預組”的學生每天增加一節40分鐘的戶外活動課，另外一組則不做幹預。

經過三年的跟蹤觀察後發現，何明光發現“幹預組”的小學生比“對照組”的小學生近視發病率降低了四分之一。于是，他把這一結論寫成論文發表在了世界頂級醫學雜志《美國醫學會雜志》上。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國外對“戶外活動進行幹預”的重視，“就這麼一個簡單的方法，就可以降低近視眼的發病率”。

做出預測模型預防高度近視

2010年之後，随着國際主流媒體對何明光所做研究的大力報道，這一方法也很快得到了我國相關部門的重視，并在國内展開推動。

雖然何明光一直在墨爾本做研究，但這次八部委聯合出台預防青少年近視的文件前，他一直在背後做技術支持工作，包括“對近視眼防護方案做了好幾版修訂”。

何明光說：“對于青少年近視的防控，形成了一個全民關心的熱潮。希望得到全社會的理解和推動。”

“把我描述成一個研究者就可以了。”何明光微微笑道。這些年，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步步推進青少年近視的防治：“其實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研究，就是想了解：第一，青少年近視眼有多嚴重？第二，有什麼好的方法預防？第三，近視眼發生後怎樣減少進展，避免發展為高度近視？”

對于前兩個問題，何明光已經用将近20年的時間給予了自己滿意的答案。“關于最後一個，”他說，“對于已經近視的孩子，我們現在已經做了預測模型。在孩子7~9歲時就可以預測在18歲時會不會發展成高度近視。一旦發現這些孩子後，我們就可以提前做一些治療。”

小學是近視高發期

不要讓孩子做太多作業

廣州日報：這次八部委提出了很多有效的防治方案，對于青少年近視眼的防治，你有什麼建議？

何明光：我自己的體驗是：首先，小學階段是近視眼最高發的年齡，家長要明白并不是讀書越多、功課做得越多，學習的效果就越好。我現在澳大利亞做研究，我觀察到這邊的小學基本上沒有家庭作業，但在全世界的學生學習能力排名中，澳大利亞的孩子排名很靠前。

第二，更多地增加戶外活動時間。這是學校和老師共同的責任。在澳大利亞的學校，課間休息時間，鼓勵學生在戴帽子做好紫外線保護的情況下，都在戶外活動，不允許留在教室内。

第三，學校要定期給孩子做視力檢查，及早發現近視眼，及時矯正。

第四，如果孩子已經出現了近視，要去醫療機構控制近視進展，不要發展成高度近視。

廣州日報：這些年來，你一直緻力于青少年近視眼的防治工作，在你看來，近視眼究竟會對人的一生産生怎樣的負面影響？

何明光：從社會功能來說，影響孩子的職業選擇，很多專業就不能做了。

從醫學的角度來講，一旦發展成高度近視，會引起視網膜脫落、青光眼，高度近視視網膜病變發生的風險會幾倍地增長。比如高度近視的孩子，視網膜脫落的概率是普通孩子的八倍。

長遠來說，高度近視還會遺傳，如果父母都是高度近視，孩子成近視眼的概率要提高三倍以上。

AI眼病篩查将大大節省醫療資源

廣州日報：關于近視，你在做怎樣的最新研究？

何明光：我現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實驗室做研究。這是一個中澳合作的研究。一個是做“大數據”的研究，我們在25萬人的人群基數上做研究；另外一個是做“人工智能眼病篩查”，我們有20萬患者的影像數據。

關于人工智能眼病篩查這項研究，将會大大節省社會醫療資源。比如現在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篩查，我們最缺的是醫生。中國有一億多糖尿病患者，需要每年檢查眼底，而且這些糖尿病患者眼底絕大多數是正常的，如果讓專科醫生逐個去做篩查，很浪費資源，眼科醫生也不夠，而用人工智能機器來做就是比較好的選擇。

這項技術不僅給醫生減輕了負擔，也給病人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将來病人在社區醫院就能進行篩查，不用專程去醫院。

我現在研究的就是在真實世界裡，用人工智能做篩查會遇到什麼問題？怎麼解決？怎樣可以大規模地投放人工智能服務？目前，這一研究已經接近尾聲。

廣州日報：你之前也一直專注于做農村防盲的工作，現在有什麼進展？

何明光：在中山眼科中心各級領導的支持下，農村防盲，我們一直在做。很多農村地區缺乏有能力的手術醫生，這是最主要的問題。一般情況下，都是以短期培訓班的方式學習，但我們是派醫生到基層醫院，現場手把手帶教。基本上廣東省很多縣級醫院的醫生，都是我們教會的。（服務區域）主要是粵西、粵北這些貧困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