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伏爾泰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王”“歐洲的良心”；同時期的盧梭也是啟蒙時代的大佬，代表作《社會契約論》是經典中的經典。

伏爾泰和盧梭的活動範圍不出歐洲，但在韓國作家黃台淵、金鐘祿的筆下，他們跟遙遠東方的聖人孔子，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

伏爾泰曾這樣評價孔子：“他提倡不念舊惡，不忘善行，友愛，謙恭。他的弟子們彼此親如手足，世界上曾有過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就是奉行孔子律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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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也曾這樣評價他并沒有親自踏足的中國：“一個國家之所以弄得很貧窮，正是由于它有大城市的緣故，因為大城市所生産的财富是一種表面的和虛假的财富，也就是說，金錢雖多，而實際的益處卻很少。關于這個規律，我隻知道有一個國家是例外的，那便是中國。”

看到這裡，是不是覺得有些特别呢？其實還有更多誇贊孔子的内容，都出自韓國作家黃台淵、金鐘祿所著的《孔夫子與歐洲思想啟蒙》。

金鐘祿在前言中提出一個觀點：“孔子是18世紀歐洲啟蒙主義的守護聖人”，這實際上就為全書的發展脈絡奠定了基礎。

應該說，筆者看到這些論點是很吃驚的，畢竟這跟我們之前在課本上學到的知識，實在勾連不上，但仔細深入地看完這本書後，覺得孔夫子還是一個能經得起誇贊的牛人。

• 第一，孔子魅力之歐洲初體驗

由于距離太遠，中國和歐洲很長時間的聯系，都處于斷斷續續地使者往來、貿易和戰争，精美的絲綢、瓷器和火藥、羅盤、印刷術等，就成為歐洲人對中國的朦胧印象。

元朝時期，有個神人叫馬可波羅，他在中國的經曆寫成了書，引發了歐洲人對中國的向往，但由于書中有不少誇大的說法，也讓不少人難以信服。

随着歐洲傳教士的來華，他們在碰壁後開始嘗試用中國人能夠接受的辦法，就是接受儒學，學習孔夫子。

當時的儒家是中國官學，全國都在學，來華的歐洲人學習之後，就把這些内容介紹回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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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早就征服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歐洲人看了，也有些心動，研究孔子和中國，就成了當時的一種時髦。

洛可可是18世紀從法國開始風靡歐洲的藝術形式，《孔夫子與歐洲思想啟蒙》一書中認為洛可可是儒家文化的複制，應該說，洛可可裡包含了一部分中國元素，但把它跟儒家硬放在一起，這顯然是誇大其詞了。

作者還對比了希臘哲學與儒家文化在歐洲的論戰，認為希臘哲學沒什麼優勢，但其實希臘哲學恰恰就是歐洲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的根基，根本就繞不開。

在中國人眼裡，萊布尼茨是非常出名的數學家，他和牛頓獨立發現了微積分，而且還發明并完善了二進制，但在這些成就之外，他還是一位哲學家，而且還對中國和儒家寫了一本書，對中國人和孔子的學問很推崇，但這種是建立在一種優越感之下的，兩位韓國作家認為萊布尼茨把儒家思想看作“人類發展的天意”，這恐怕隻是一句客套話罷了。

• 第二，孔子學說在歐洲各國

法國是啟蒙運動的主要陣地，誕生了很多大學問家，其中孟德斯鸠是不屑包括孔子學問在内的東方世界，總是從西方人的思維和角度出發，對中國進行各種批判。

伏爾泰則鑒于西方社會的種種弊端，對遙遠的中國大加歌頌，多次跟孟德斯鸠論戰，還把趙氏孤兒改編成《中國孤兒》，在歐洲各大劇院演出，極大地吸引了人們對中國的關注。

盧梭也是啟蒙運動裡的弄潮兒，他将孟德斯鸠和伏爾泰的觀點中和，對中國既有批評又有贊賞，但總的來說還是充滿了濃濃的優越感，對中國的情況，其實更多是出自一種不了解的客套。

魁奈則跟前面幾位老兄不同，他原本是一位著名的醫生，一路奮鬥成為路易十五的禦醫，但在法國遭遇重商主義的弊端後，開始轉向經濟學，并深度認同孔子學說，提倡重農主義，人稱“歐洲的孔子”。

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魁奈采用孔子學說，是為了解決法國的困境，并非是想照搬中國的經驗，事實上他也沒有那麼做，得出“中國是魁奈的理想國”的說法，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瑞士是著名的高福利高收入國家，但在19世紀以前，她一直是歐洲窮國家，後來的奇迹當然離不開中立國的地位，韓國作者把瑞士的成功說成了參考了中國儒家學說，這實在讓銀行業發達的瑞士有些汗顔，南轅北轍嘛。

接下來就到英國了，韓國作者認為英國低調而迫切地接納了孔孟哲學，理由是英國人羨慕中國的科舉制、英國哲學家休谟某些觀點贊同中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跟中國有關聯，甚至是“隐秘的抄襲”。

但這些東西實際上都有些牽強，而且有階段性的限制，畢竟英國跟中國打交道很早，兩次來華派使者都觀感不佳，顯然不會太盲從，更關鍵的是，《國富論》中的觀點是先有結論，後強行從儒家學說中拉相似點，這樣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

韓國作者還單列一節，認為司馬遷是經濟學界名副其實的“亞當·斯密”，這個結論有些突兀，匪夷所思，無論是從實際還是後果，兩個人都是風馬牛不相及。

• 第三，漫話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是英國人掀起來的，更廣泛一點是歐美國家的狂歡，通過工業革命，他們實現了自身的快速發展，也對包括中國在内的落後國家進行了侵略和打擊，至今都給我們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但在《孔夫子與歐洲思想啟蒙》中，有一章即為”工業革命的領袖是中國而非英國“，這一結論實在讓人大跌眼鏡，但從章節内容來看，顯然跟工業革命的距離有點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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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作者首先從10世紀的宋朝談起，稱當時掀起了工業、商業革命，但這顯然還屬于封建社會的範疇；接着又說18世紀以前的東亞經濟為世界之首，這個雖然有研究支持，但跟工業革命還是沒有多少關系；接着又說中國是自發放棄帝國主義的文明之國，這個倒是真的，但還是離題的；最後一節說”英祖、正祖時代的朝鮮經濟位居世界前列“，更是南轅北轍。

不得不說，韓國人誇起孔子來有兩下，其中引述的外國人說法，也是令人有點新奇，此書可做一定時期的研究之用，但對我們自身的實力，大家還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方才能夠立足，這也才是真正興國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