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閱有唐一代的皇帝，唐玄宗應當是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共計四十四年之久。其中開元時期從713年至741年，跨越了二十九年時間，也正是這二十九年，讓唐玄宗成為一位彪炳史冊的帝國之君，當後世史家用“開元盛世”來概括這段大唐帝國的黃金歲月，唐玄宗李隆基，已經用自己的半世功名追比自己的曾祖——唐太宗李世民。

其實，對比“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我們便會發現，産生盛世的因子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觀念、素質、人，如果說貞觀之治出現在連年戰亂、大唐基業未穩之時，那麼，當開元之治出現，大唐的曆史已運行百年，有了厚重的積澱，在這樣的背景下呈現出的盛世模樣，勢必更加絢麗奪目。

當然要消弭後武則天時代長達九年時間造成的影響，這是雄心勃勃的唐玄宗李隆基要完成的重要一役。九年時間，看似是宮廷的紛争，但已經足夠形成一股污濁的社會風氣：大量“斜封官”的出現，直接的後果就是破壞了官場的生态，賣官鬻爵，屍位素餐，拉幫結派，成為開元初期大唐官僚集團必須割除的癰疽，而冗官冗費造成的财政負擔更是讓這位新即位的李隆基憂心忡忡；與此同時，奢靡之風也呈現出愈刮愈烈的态勢，單說安樂公主那件明豔逼人的“百鳥裙”就極盡奢華，“正看為一色，旁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百鳥之狀，并見裙中。”一時間，引得長安貴婦紛紛效仿，獵戶們遂大規模地捕殺珍稀鳥類，以至于“江嶺奇禽異獸毛羽，采之殆盡。”一件百鳥裙引發如此惡劣的競奢之風，至于大修園林别館、極盡饕餮之欲，更是可想而知。

事實證明了唐玄宗李隆基對“開元”這個年号所傾注的心力。和武則天的武周時代不同的是，李隆基自即位之日起，就希望将這個确定了的年号一路精耕細作下去，他對武周朝頻繁更換甚至一年數變的年号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年号的混亂體現的是一個帝王治世思維的混亂，他希望能像他的曾祖父苦心孤詣的“貞觀”年号一樣，慎終如始，将“開元”做得載入史冊。正是在這樣一種治世雄心之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年輕有為的皇帝雷霆萬鈞的行動。

即位伊始，玄宗便刮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去奢從儉之風。開元二年（714）七月，唐玄宗頒布了一道敕令：将宮中的乘輿服飾、金銀器玩集中于殿前，一并焚毀，規定内宮妃嫔以下者，不得佩戴金玉飾物不得衣着錦繡，違者重罰，同時，關閉了專供禦用的織錦坊；不久，第二道敕令接踵而至，規定文武百官司所用衣帶及酒器、馬銜、馬蹬，三品以上許用玉器，四品官用金器，五品用銀器，其他官員禁止使用美玉金銀。婦女裝飾随其夫或子品級而定，各地不得采琢珠玉，禁止織紝奢華繡品，違反規定者，一律杖責一百；同年九月，唐玄宗再發敕令，嚴禁厚葬，規定送終之具不得用金銀器物，冥器等物的色數及大小均有明确要求，與此同時，他還率先垂範，下令撤銷了皇陵的特殊供應，并将陵墓的規制框定在具體的範圍内；更令滿朝文武看到這位皇帝的治世決心的，是他将妃嫔以下一千多名宮女放還歸家。當熊熊燃燒的火焰燒掉浮華奢靡之氣，當徒耗青春的深宮怨女終于重返桑梓，嫁為人婦，這個一路從刀光劍影中登上皇座的年輕皇帝，從執政之始，就給大唐子民打開了一個盛世可期的想像空間。

當恢複谏官史官參加宰相議事的制度成為常态，當一道《整饬吏治诏》将基層的刺史縣令納入嚴格的考核範圍，當“有善必賞，所以勸能；有罪必誅，所以懲惡”成為升貶黜陟的重要準則，上層建築與社會經濟的裂隙也随之得到調整，而也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開元之治”才呈現出四面開花的格局。

開元之初，政府的勒索、豪強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得大唐中央政府的負擔者——均田農民承受的負擔越來越重，甚至到了“天下戶口，逃亡過半”的程度。要知道，大唐帝國的經濟基礎就是均田制度，它的權力依存于均田農民的人數，為了挽救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機，扭轉積貧積弱的狀況，已經不能再增加農民負擔，必須和豪強大族争奪土地和勞力。在此背景下，從開元九年至十二年，利用四年時間，玄宗采納監察禦史宇文融建議，令有司“議招集移按诘開巧僞之法”，并任命宇文融為全國覆田勸農使，下設十道勸農史和勸農判官，分頭到全國各地檢查黑地和豪強蔭庇的客戶，并将檢括上來的土地全部沒收，按均田制分給無地客戶使用，對于“帳外”人口，一律登記在冊，就地入籍，免去六年租庸調，隻交戶稅。這項政策的施行，很快便立竿見影，短短四年時間，便“得戶四十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以慣例戶均五口計，八十萬即得人口400萬，這既是勞動力的根基所在，更是國家财稅的重要根基。

為了保障農業生産，玄宗的開元時代也成為一個大舉興修水利工程的時代。早在開元初年，京兆尹李元紘就不惜得罪貴族官僚，拆毀多處封堵，使鄭白渠暢通無阻，而玉梁渠、甘泉渠、靈長渠等工程更是灌田數十萬畝，據統計，開元時期共興修水利工程50餘項，相當于唐朝水利工程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力地解決了農業灌溉問題；與此同時，結合南方稻米充足，北方糧食匮乏的狀況，玄宗派專人大力發展漕運，沿洛口、河陰、柏崖、集津、太原、永豐、渭南等國家大型倉庫，節級轉運，水陸并使，儲存糧食，不到三年時間便轉運糧食共計七百萬石。一時間，“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較量。”作為這個開元盛況的見證者，在長安曾逗留十年的詩人杜甫可謂感觸頗深。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纨魯缟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杜甫《憶昔》節選

初唐，府兵制規定二十歲當兵，六十歲放免，家不免征徭，武器衣糧自備，軍士們的職責是宿衛和戍邊。這種兵制，從高祖建國，曆經太宗、高宗、武周、中宗、睿宗，随着初唐大規模戰争的結束和邊疆危機的減少和均田制的破壞，已經顯現出它的弊端，輪番征調終身為兵的20—60歲的兵丁中，常有逃亡現象出現。正因如此，當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伊始，便宣布府兵以後二十五歲從軍，五十歲免役，同時，考慮到府兵“涉河渡碛，冒險乘 危，多曆年所，遠辟親愛，壯令應募，華首來歸”，遂将兵士們的服役上限設定為四年。開元十年（722），兵部尚書張說認為“府兵自成丁從軍”，“其家又不免雜役，浸以貧弱，逃戶略盡，百姓苦之。”建議召募壯士充當宿衛，不問色役，優之為制，玄宗準允。次年，便從關内招募十二萬軍士充當衛士，這就是“長從宿衛”，也稱“長征健兒”，這個變化，正是沿襲近兩百年的府兵制向募兵制轉軌的發韌。此後十餘年間，唐玄宗将這種制度逐漸推廣到了全國。這種兵制，使原來的府兵輪番到邊境守衛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府兵到邊境守衛的千裡奔襲之苦，而雇傭兵因為是集中訓練，也進一步提升了戰鬥力。到了開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再次下令：“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置長征健兒”，“給永年優複，其家口情願同去者聽到軍州，各給田地屋宇。”至此，始自西魏曆經隋代并在大唐帝國運行百年的府兵制徹底廢止，代之以募兵制，而籍此變革，大唐各級政府也都”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征發之役。”

除了變革兵制，唐玄宗在整頓軍旅方面對還出台了很多措施，如頒布《練兵诏》，令“西北軍鎮宜加兵數，先以側近兵充，并精加簡擇，其有老秀等色，所司具以條例奏聞。戰兵别簡為隊伍，專令教練，不得辄有使役。”在擴充軍隊加強訓練的同時，戰馬的數量也得到及時補充。玄宗初即位時，當時全國的戰馬總量隻有二十四萬匹，為了加強軍馬的繁殖和保養，玄宗任命太仆卿王毛仲為内外閑廄使，全力負責軍用馬匹的供應，至開元十三年（725），軍馬已增至四十三萬匹；兵強馬壯之後，如何做到“糧足”，随之成為玄宗軍事戰略的又一考量，為徹底解決軍糧問題，玄宗命令擴充屯田範圍，在西北和黃河以北地區大力發展屯田，增加糧食産量，至開元末年，全國至少已有五百七十萬畝軍屯土地。

當軍事力量逐漸壯大，唐玄宗收複失地鞏固邊疆的馬蹄聲随之叩響。淪陷十一年的營州等十二州悉數收複；長城以北的拔拔也古、同羅、回纥相繼宣布取消割據稱号，與唐中央政府合作；而在西域方面，也重新打通了中亞的通道，掌控了中亞的綠洲地帶。當開元時期的大唐疆域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括玄阙州（今俄羅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别克斯坦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國土面積達1076萬平方公裡，一個天朝大國的氣象已經形成。

開元時期，大唐的手工業駛入了飛速發展的快車道，從業者遍布于官營、私營的各類手工作坊，成為國家的重要稅源，而這些手工業者先進的技術、持續創新的工匠精神和質量優異的産品，又極大地豐富了市場，保證了社會的需求。當金縷裙、銀泥裙這些令人眼花缭亂的絲織精品扮靓唐人的生活，當“唐三彩”以超絕的工藝成為一個王朝的豐盈造像，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五光十色的盛唐畫卷；而随着龐大的内河航運構成大唐帝國四通八達的“血管”，各地區之間的商業往來也更加頻繁，如果說長安、洛陽兩京是軸心，那麼全國商業經濟的締結與流動，則通過密集的河網和發達的漕運被激活，進而讓整個“開元之治”變得血脈贲張起來。誠如唐代著名理财家杜佑在其所撰《通典》中所雲：

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鬥至十三文，青齊谷鬥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馔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裡，謂之驿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範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适數千裡，不持寸刃。

國力的強盛迎來的是萬邦朝觐。七十餘國，這是編修于開元時期被視為中國曆史上首部系統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中記錄的一個數字，這個數字，是開元時期記載的前來朝貢的蕃國數量，從東亞的日本、朝鮮，到東南亞地區諸國，從中亞、西亞的波斯、大食，到地中海沿岸城邦，都和大唐帝國的中央政府建立了朝貢的政治關系。在頒繁的國際文化交流中，長安，作為當時聯通東西方重要的交通樞紐，長年集聚着幾十個國家的使節、商人、學者、僧侶。他們當中，或是不畏風浪負芨“取經”的日本“遣唐使”，可以憑“始至之州”發的“邊牒”，享受在唐期間交通和住宿的免費待遇，并自始至終得到來自鴻胪寺學者大儒的親自授業；或是通過絲綢之路，以輕脆的駝鈴之聲穿越天山南北的西域商旅；或是從波斯灣出發，經印度洋到達廣州，再沿海岸線一路北上達泉州、明州、揚州的“海上絲綢之路”使者。當來自不同地域不同種族的文明因子在長安這座當時全球最大最繁榮的國際化大都市彙集，開元，已然成為一個符号，一個“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帝國符号。

玄宗任命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組成了一支龐大的搜集編修曆史典籍的隊伍；與此同時，玄宗還在長安洛陽兩京創設集書院，組織了一大批精英學者在這裡深耕細作，著書立說。主持撰寫兩唐書的宋代文史大家歐陽修對開元時期的編書修史盛況頗為豔羨，他曾說：“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共著錄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

而因為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皇帝，在承平時代，更是以自己的深度引領，成為盛唐文化的先鋒。

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 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 ——宋璟《失題》

這首詩是時任宰相宋璟在盛贊唐玄宗的羯鼓之技，這位六歲能歌舞、少時自蓄散樂以自娛的大唐皇帝，有着極高的文藝禀賦，他會演奏琵琶、橫笛等多種樂器，尤以羯鼓最精，據說他練習時敲壞的羯鼓能裝滿滿四大櫃，而他自己也認為羯鼓是“八音之領袖”。當然，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對大唐音樂的引領并不止于其精湛的演奏，他創作的大量曲子，“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長，皆應散聲，皆中點拍。”其中，《紫雲回》、《龍池樂》、《淩波仙》成為一時的經典，而《霓裳羽衣曲》，更是讓盛唐音樂達到了中國音樂史上的巅峰。

而最能代表盛唐氣象的，無疑是詩歌的繁榮。如果說唐詩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高峰，那麼，開元時期的詩作，絕對是這座高峰上的高峰， 李白、杜甫、王維、賀知章、孟浩然、王之渙、高适、王昌齡、岑參、張籍等這些燦若星鬥的詩人，都齊聚于大唐開元這個耀眼的年号之下，而脍炙人口的《唐詩三百首》，無論哪個版本，開元時期的詩作，永遠都有着不能忽視的重量。當衆多滿腹才情的詩人迎着大唐開元年間的桃李春風，一路金樽對月，慨當以歌，開元，便以最華美的文字融入中國文化的長河，千古不廢，熠熠生輝！

最驕傲的人當然是唐玄宗李隆基。二十九年時間，他重新将李唐王朝扳回了發展的軌道，并将開元這個年号做成了一個“左右藏庫，财物山積”的極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