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是精神的栖息地，靈魂的後花園，在這裡，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學者的内心世界。

近日，《方圓》記者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劉仁文研究員的書房，有一種走進一間大隐隐于市的舊書書館的錯覺。

三個房間、四面靠牆書櫃裡擺滿了幾十年來他收藏的各種中外文書籍，除了專業的法律書籍外，還有社會學、經濟學、文學、政治學、心理學、宗教學、語言學、翻譯學等方面的書籍，讓人目不暇接。

在琳琅滿目的書籍中，最顯眼的要數整齊排列在書架上端的成卷的學術大部頭，這些大部頭看起來有點高深莫測，令人不禁猜想，這些藏書的主人應該是一位嚴肅而莊重的法律專家。

然而，熟悉劉仁文的人都知道，他為人熱忱，說話風趣，兼具法學研究的理性和體察人心的感性。立體刑法學和死刑研究是他的學術标簽，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是他的人生信條。

閱讀是一種修行

劉仁文和他的書房。（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劉仁文1967年出生于湖南省隆回縣，隆回這個地方雖然偏僻，卻出過很多曆史名人，如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就誕生在這裡。劉仁文的母親也姓魏，按族姓輩分，她稱呼魏源“默深公”（魏源字默深）。于劉仁文而言，這片土地不僅養育了他，更滋養了他的精神世界。

就讀湖南省重點中學隆回二中時，劉仁文加入了該校的學生文藝社團“默深文藝社”。當時，該社團及其創辦的報紙《鳳聲報》在全國中學生文學社團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著名作家冰心還專門為《鳳聲報》題寫了報名。作為默深文藝社的骨幹成員，劉仁文說，那段經曆為他良好的文字功底打下了基礎。

讀書改變了劉仁文的命運，把他從湘西南山村裡一步步“送”到了北京。按部就班的本科、碩士、博士和博士後的讀書經曆難免會帶上一些讀書的功利色彩，但他還是盡可能地讀了些“閑書”，這些書潛移默化地增加了他身上的人文色彩。

如今，雖然承擔了衆多的社會工作和學術兼職，但對于劉仁文而言，書房始終是他心靈的休憩之所，讀書則是一種放松的方式，而他最享受的時刻，就是一頭埋進自己的書房，取一本自己喜歡的書，伴一杯咖啡或一杯清茶，靜靜地閱讀和思考。相比起與人打交道，與書打交道實在是要自主得多。

“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這是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先生的一副對聯。出于欣賞，劉仁文把它抄錄并裝裱在自己的書房裡。

劉仁文認為，在現代快節奏的生活中，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讀書的狀态，永遠不要因為焦慮而去選擇一定要讀什麼書。

對于專業書籍，有些當然需要自己下功夫硬啃下來，但對于專業之外的書，還是要以個性化的判斷為主，不必人雲亦雲。天下好書無數，每個人的閱讀興趣不可能沒有差異，即使那些人人叫好的書，如果自己提不起興趣，也沒有必要勉強。關鍵是自己要發揮閱讀的主體性，真正在閱讀中身心有所獲益。

錢鐘書曾經說過：“大抵學問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劉仁文對此很是認同，但他又覺得，法學是一門入世之學，需要在出世和入世之間找到平衡。錢先生還有一句話也令劉仁文羨慕不已，其大意是自己想讀的名著幾乎都讀過了，此生沒有大的遺憾了。

劉仁文總是強調：“法學隻是龐大知識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學法律的人不能隻讀法律的書，學刑法的人更不能隻了解刑法。不僅“法律應與詩書通”，還要廣泛涉獵其他領域的知識，甚至要學會去閱讀生活、閱讀社會、閱讀人性。要通過閱讀促進思考，通過思考促進閱讀，并在閱讀與思考中實現和作者、曆史與現實的對話，實現和自己靈魂的對話。

‍兩腳踏中西文化

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劉仁文不止一次駐足在林語堂的一副對聯前——“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林氏的這句話，道出了學問研究中博覽廣采、融貫中西的态度、方法與自期。

劉仁文對此心有戚戚焉。早在青年時期，他就以訪問學者、客座研究員的身份在哈佛、牛津等多所世界知名學府和德國馬普所、國際刑事法院等多個研究機構、司法機構學習和工作。海外的遊學開闊了他的眼界，也為他日後在法學研究中強調兼顧國際與本土的立場埋下了伏筆。

在記錄其行走異國他鄉感懷體悟的散文随筆集《遠遊與慎思》一書中，劉仁文不無感慨地提出，“讀萬卷書”應與“行萬裡路”結合起來，才能“以更寬闊的視野來看待法律”。

劉仁文認為，除重視比較法研究，以感恩之心回望改革開放以來域外法治建設對我國的幫助和借鑒作用外，也應該意識到，我國現今的法學需要盡快擺脫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學知識的過分依賴，增強主體意識，弘揚時代精神。

作為國内較早研究死刑、考察世界廢除死刑運動的學者之一，劉仁文在2004年就翻譯了聯合國秘書長死刑問題報告起草人、牛津大學犯罪學研究中心主任羅吉爾·胡德教授的著作《死刑的全球考察》。

盡管強調域外死刑廢除對我國的借鑒意義，但劉仁文在《死刑的溫度》一書中仍然高度重視我們自己的民族精神：“雖然文化不同，但善良、恻隐這類人性的美德總能引起全人類的心靈共鳴，在我們的文化中也不缺這樣的基因。”

劉仁文很早就從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出發，提出應将所有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納入刑法。他引用美國學者博登海默的名言：“人們賦予自由的那種價值為這樣一個事實所證實，即監禁在任何地方都是作為一種刑事制裁手段加以使用。”為此，他對我國曾經存在的收容遣送、收容教育、勞動教養等制度展開了深刻的反思，并為這些制度的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這正是劉仁文的“立體刑法學” 所提倡的系統思維的反映。在立體刑法學的視野裡，他特别強調刑法應與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保持一緻。

劉仁文告訴《方圓》記者，這方面的最新成果是自己今年發表于《環球法律評論》的《論我國刑法對性侵男童與性侵女童的平等保護》和《中國刑事法雜志》的《論行賄與受賄的并重懲處》，前者的一個重要視角是參考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由此他指出我國刑法在保護兒童免遭性侵害領域去性别化的重要意義；後者的一個重要視角是參考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論證了“行賄受賄一起查”的必要性。

在劉仁文看來，法學歸根到底是一種實踐理性，要有效地解決所在國的社會治理問題，就需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入本國活生生的現實中來。

劉仁文曾經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法學研究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文章，提出中國的立法、司法和法學研究應當樹立“國際視野、中國視角、自己方案”的格局。對于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要根據其要求和精神，使國内法與其有效銜接起來；對于國際上通行的一些做法，也要盡可能地借鑒。

與此同時，還要有我們自己的視角和方案，腳踏祖國的大地，傾聽時代的足音，重視發掘本土資源，充分吸收我國傳統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中的精華部分。

回歸經典

知名書評人綠茶先生手繪劉仁文書房。（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在與知名書評人綠茶先生的對談中，劉仁文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法學是一門理解人和認識人的學問，研究犯罪不僅意味着要去了解刑法與判罰，更意味着要去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走向犯罪的道路。而對這些問題的苦苦追思，可能要回到刑法學與犯罪學的經典著作閱讀中去。

在刑法學領域，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的代表作《論犯罪與刑罰》于1764年寫成，距今已有250餘年，雖然是一本很薄的“小書”，卻是人類曆史上第一部展現近現代刑法學面孔的開山之作。

當時正身處歐洲啟蒙時期的貝卡利亞，率先發出了反對封建酷刑、刑訊逼供和死刑的呐喊。他在書中寫道：“曆史上任何酷刑都未使決心侵犯社會的人們回心轉意。對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

類似這樣文筆優美、思想性極強的表述，書中随處可見。貝卡利亞在書中對死刑的分析也被劉仁文多次引用：“如果我要證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為人道打赢官司。”

如果說貝卡利亞代表的是反封建、建立現代法治原則、提倡人道主義的舊派，那麼另一位意大利學者恩裡科·菲利所著的《犯罪社會學》代表的就是建立在法治和人道主義基礎上的提倡有效應對犯罪的“社會防衛論”的新派。

作為犯罪學的經典著作，菲利在書中對犯罪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分析，并提出了犯罪原因三元論：個人原因（心理與生理）、社會原因（家庭、學校與社會）和環境原因（特定的時空）。

受菲利的影響，劉仁文進一步認為，一個人走上犯罪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這三種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有時缺少一種因素，這個人或許終生都不會犯罪，“理解犯罪原因的多樣性、複雜性甚至偶然性，對于社會預防和懲罰犯罪是有啟發的，比如可以将菲利提出的環境因素應用到現實社會的預防犯罪上，在建築和街道的布局設計上避免死角、改善照明等”。

劉仁文還提到菲利的犯罪飽和論，“就如一個杯子裡的水能夠溶解多少食鹽，一個社會在特定結構下其犯罪總量也大體是恒定的。了解到這一點，對于我們制定科學務實的刑事政策也是有益的”。

在劉仁文推薦的書單裡，英國哲學家與法學家傑裡米·邊沁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位列其中。他告訴《方圓》記者，這本書帶給讀者的思考主要有兩點：第一，刑法介入的邊界在哪裡？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是什麼？第二，法律如何達到既要追求絕大多數人的幸福又要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的目标？

現在新型司法案件層出不窮，社會輿論很容易被個案引發的争議所牽引。法律人不應被民意裹挾而随波逐流，應通過自己的專業判斷，在衆聲喧嘩中保持冷靜與理性。越是這樣的時刻，越應該回到犯罪與刑罰的本源性問題上去思考。縱然時代在發生着巨大的變遷，我們依然應該去閱讀經典。

“盡管人類曆史的長河已經流出很遠了，但回溯到‘道’的起點，有些并沒有變。”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貫穿法學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被喻為困擾法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德國法學家耶林曾将其比拟為法學中的“好望角”，法學家去解決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實不亞于嘗試以一葉扁舟橫渡這個風暴角。

劉仁文曾經在《對“見危不救”要否入罪的思考》等論文中深入分析了法律與道德的複雜關系，指出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法學家在競渡法律與道德這個好望角時的成敗得失，論證了對本人或第三人無任何危險的見危不救行為入刑的可能性，以及在我國不宜簡單對此類行為入刑而應通過完善治安管理處罰法來解決。

“如果對本人或第三人有危險，又沒有職務上的要求，那麼即使見危不救，也隻能是一個道德問題，不能上升到法律層面，更不能上升到刑法層面。”劉仁文說道。

劉仁文還推薦過研究群體心理學的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衆》。他說，通過閱讀此書，我們可以明白“二戰”期間德國和日本的普通民衆為何會在集體無意識中變成殘忍的戰争機器，對于我們思考恐怖主義犯罪、有組織犯罪的形成機理也有啟發作用。

康德說過：“人性這根曲木，決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盡管人性是劉仁文始終關注并給予高度重視的一個詞彙，但他也認為，人性太複雜，需要制度來約束，隻有在良好的制度中，人性中閃光的一面才會被激發出來，而陰暗的一面也才會被抑制下去。

“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巨變、各種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加的時代，法律自然要回應社會，法學也自然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但越是如此，我們就越需要閱讀經典。因為從人性的本質而言，變隻是表象，不變才是永恒，正可謂‘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劉仁文說道。

和煦的陽光透過敞亮的窗戶，優雅地映照在坐在書桌旁的劉仁文身上，我确實有一種窺見他深沉的内心世界的感覺。

劉仁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二級研究員、刑法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更多内容請關注《方圓》7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标題：《劉仁文：社會巨變中更需閱讀經典》

本文為《方圓》雜志原創稿件，轉載時請在醒目位置标明作者，并注明來源：方圓（ID:fangyuanmagazine）。

編輯丨肖玲燕 房佳佳 設計丨劉岩

見習記者丨塗思敏

視頻制作丨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