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釉龍首帶蓋執壺

執壺喇叭口，長頸，溜肩，矮圈足，弧腹瓜棱形，于中腹以上出流。流作龍首形，張口露齒，随形巧做，獨具匠心，另一側貼塑壺把，彎曲而成，但若與龍首相連，則亦可視為夔龍之軀幹，巧妙至極，令觀者流連忘返。外壁施白釉，呈現象牙一般的質感。此執壺造型風格别具，敦實卻不顯厚重，把、流的設計均極盡巧思，令人贊歎。

白釉童子鈕蓋碗

碗直口，深腹，圈足，蓋與碗為子母扣。碗身光素整潔，蓋鈕小童子仰頭趴于碗蓋之上。為整個蓋碗平添了情趣。定窯為北宋瓷業之代表，深得社會和後世所推崇，元人劉祁《歸潛志》賦詩贊曰“定州花瓷瓯，顔色天下白” 。明初曹昭《格古要論》中稱道：“古定窯器土脈細膩，色白而有滋潤者為貴”。

本品可謂定窯之佳作，造型簡約，形制優雅。胎質細密輕薄，呈現象牙一般的質感，隽永而淡恬，賞之相當美觀 。

白釉刻蓮花紋小碗

白釉刻雙魚紋出筋大碗

定窯刻花纏枝牡丹紋盤

定窯燒造白瓷始於唐代，到了宋代其白瓷就顯赫於天下，那是因其細薄潤滑的釉面白中微閃黃，給人以溫潤恬靜的美感，越品越是悅目悅心，元代劉祁在《歸潛志》一書中曾有“定窯花瓷瓯，顔色天下白”的贊譽。此刻花牡丹盤器型大而規整，撇口，淺腹，圈足。圓盤全身釉色飽滿，裡口凸起弦紋兩圈，通體牡丹花卉印刻，以回紋将盤内壁與内底界開，兩層牡丹上下相錯，能見其滿盤盛放。花朵盛開，枝葉茂盛，圖案精緻，把牡丹的雍容華貴表現得淋漓盡緻。印花繁缛，層次分明，線條流暢，紋飾清晰，充分顯示出定窯印花品種制作的高水平，此大雅之器也。

定窯白釉刻纏枝芙蓉花碗

本品可謂宋代定窯之佳作，造型簡約，形制優雅。胎質細密輕薄，呈現象牙一般的質感，隽永而淡恬。其釉色透明，微微有聚痕，靜穆滋潤，是為北宋定窯之特征。其内壁刻劃折枝芙蓉花卉紋飾，線條婉轉舒暢，有如春風拂柳，詩意盎然，所刻輪廓線一側劃以細線相襯，大大增強紋飾之立體感。本品胎、釉、形、紋飾無一不佳，簡潔而優雅，華貴而含蓄，北宋定窯之佳作也。

定窯刻龍紋大碗

盤圓唇，芒口，腹斜淌略微外鼓，圈足修削工整，微撇。盤心刻龍一隻，盤龍于碗内壁，口大張，目圓瞪，角後伏。須發噴張，鱗爪飛揚。細觀則見線條為單刀所刻，然而入刀角度頗具變化。龍身線條入刀較斜，鱗爪細部則以較垂直的角度可成。此盤紋飾氣韻生動，毫無凝滞，非成竹在胸的熟練匠人不可為之。盤施白釉，釉光含蓄，色泛牙白。盤心零星可見褐色突起的小點，蓋因古時胎土手工淘洗工藝的局限，胎土中殘留含礦物的雜質，在釉水包裹下，經高溫窯火燒結而成，亦添古趣。盤外壁及底部多有釉水凝結，即俗稱的「淚痕」，盤口即圈足底部露胎，胎質極為細密潔白。

定窯刻花器物比印花制作早，而三爪龍紋應為南宋至元代的龍紋典型風格。 龍紋器物應為定窯官制之器。據《曲陽縣志》載，五代時曲陽澗磁已盛産白瓷，官府曾在此設官收瓷器稅，紋飾以龍鳳紋為主。此類宮廷用器多有傳世，窯址遺有大量龍鳳紋器物碎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組成聯合考古隊，于2009年9月起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主動性的考古發掘。在澗磁嶺、北鎮、澗磁西及燕川四個地點布方發掘，以獲得定窯燒制在宋、金、元各個階段的地層資料，并進行分期研究。出土了數以噸計的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其中完整或可複原标本數千件，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們認識的定窯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見過的獨特器物。發現帶有“官”款、“尚藥局”款與“龍鳳”紋定窯殘片，表明了此種定窯産品為官用的可能性。

此盤尺寸頗大，直徑盈尺。英國大維德基金藏有一件金代定窯龍紋大盤，形制、尺寸、裝飾與本品極似。惟彼件釉面劃損痕迹嚴重，不過較其釉質及龍紋裝飾，與本品同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亦藏一例金代龍紋大盤，盤心亦可見突起之褐色斑點，惟彼件龍紋刻劃稍遜，不如是次本品龍紋之鮮明生動。另一例與本品如出一轍例，尺寸，龍紋刻畫姿态與本品一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