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之後，魏晉文學迎來了第二個高峰期-----正始時期，如果說建安文學的代表詩人是三曹的話，那麼正始文學的代表詩人就是竹林七賢。而其中，阮籍與嵇康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是最高的。

竹林七賢

魏取代了漢之後，建安文學慷慨雄壯的詩風逐漸從詩壇消失。正始時期，魏國内部發生了血腥的權利鬥争，司馬氏采取了殘酷的領導政策。文人們受到政治局面的影響，也借詩歌逃避禍患。在這樣的背景下，玄學開始興起，玄學詩也應運而生。

玄學的代表人物是何晏，他還提出了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名教，便是指的以君臣之義作為教。阮籍和嵇康生活的時代，關于玄學的争論更加地激烈。文人們對司馬氏以名教作為殺人武器的行為感到十分地憤怒，因此對于名教及名教的理論也懷有否定的态度。

何晏

嵇康認為批判名教及六經，有利于文人擺脫外在事物對自我的束縛。這個觀點證明了正始文人已經擺脫了名教對文學創作的束縛，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自由的文學創作心理。

玄學之争也牽扯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對才性的争論。才性之争使得正始文人注重對人格的完善。在魏晉時期，對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已經成了成為了評價文人人生态度與文學創作的重要标準之一，這也是文學自省的表現。

正始時期還提出了神貌、風姿等概念，這些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文人對于神的追求，不僅在文學創作中，在繪畫等方面也要類似的傾向。這些迹象說明，古代文學的美學追求進入了新的高度。

阮籍為人放蕩不羁，對司馬氏的拉攏利用持敷衍态度，但内心卻十分憤怒。他一方面對司馬氏奪取曹氏政權的行為感到憤怒，但另一方面，為了保全自身，卻隻能選擇沉默不語。正是因為如此，他的内心充滿了矛盾，詩歌的風格也偏向于含蓄。

阮籍擅長于著論，他的文章富于文采，并且能夠準确地切中問題與事件的要害。阮籍的文章目的在于批判現實，隐而不顯地對政治鬥争進行描述。

如《大人先生傳》，這是一篇表明心性、發洩憤懑的作品，但是這不僅僅是自述，又是對當時禮法之士的總結性描繪。同時，阮籍又借大人先生之口，對禮法之士進行了批判，更深層次的目的在于指責司馬氏将名教作為了殺人的工具。

阮籍

阮籍擅長于寫五言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詠懷》，《詠懷》并不是一首詩，而是一組詩，這組詩裡有八十二首，而且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創作的。

其中，有的詩在于表明他的心性，如第十二首；有的詩在于借史事諷刺曹魏集團的失政行為，才導緻了亡國的結局，如第三十一首；還有的詩描寫了面對司馬氏的殘酷統治，不知能否自保的憂慮，如第三首。

《詠懷》這組詩 ，表現了阮籍一生的情感态度，鐘嵘在《詩品》中将這八十二首詩的特點都總結為"厥旨淵放，歸趣難求"。之所以會形成這個特點，是因為司馬氏在易代之際選擇了高壓的政策，阮籍對此十分怨憤。

最能體現《詠懷》風格和目的的詩是那一首"夜中不能寐......"，這一首詩描寫了詩人在夜晚的所見所聞，并由此引發的感慨。從詩中的"不能寐"、"孤鴻"等詞中，我們可以預見詩人的寂寞、憂愁，并猜測出造成詩人這種心态的原因。而方東樹也說，這首詩便是《詠懷》的發端。

雖然《詠懷》的風格大體相同，但是在具體的表現手法上，卻又有各自的個性。《詠懷》吸收了《詩經》、《離騷》的特點，在藝術上表現出了兼容并蓄的風格，并首創了我國五古抒情組詩的體例。

嵇康的妻子是曹魏宗室沛穆王林的女兒，并且官位極高，正因如此，他和曹魏集團的關系十分地緊密。再加上他的性格比較剛正，所以他的詩歌風格也比較峻切激烈，并且經常談到了時政。

嵇康

嵇康的文章，不僅是在談論玄理，而在于談論政事，并且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如《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就拒絕做官，并對司馬氏持有激烈的否定态度。嵇康對六經的強烈批判，是從未有文人達到過的高度。嵇康的文章雖然沒有阮籍的文章有才氣，但是卻具有壯烈的氣勢。

嵇康擅長于創作四言詩，鐘嵘曾說曹操、嵇康和陶淵明的四言詩是後人無法超越的。曹操的四言詩以氣取勝，而嵇康的四言詩則以意象取勝。嵇康的四言詩意象鮮明，意境深遠，對晉宋四言詩的美學品格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嵇康還寫了《幽憤詩》，這首詩作于他被司馬氏關進牢房，被行刑之前。嵇康在詩中對自己的生平做了簡述，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心志，還有被冤枉入獄的怨憤。具有詞氣峻切、言必盡意的特點。

竹林七賢在人生态度上都具有相似的特點，他們都任情放達、發言玄言。随着司馬氏的統治日漸殘暴，竹林七賢的政治态度和處事風格也發生了轉變。

嵇康被司馬氏所殺，向秀選擇了進入洛陽，投奔司馬氏。王戎奉命讨伐吳國，官拜司徒。曹氏失勢後，山濤先是選擇了隐居，後來也選擇了投奔司馬氏，并成為了吏部尚書。

向秀

向秀的《思舊賦》是正始文學轉變的最後一篇作品，這篇作品描寫了司馬氏的殘酷統治，也抒發作者的怨憤難平。但在嵇康被殺後，向秀的作品便逐漸變得缜密，可見向秀對司馬氏心生畏懼。

竹林七賢張揚個性的批判精神，曾是正始文學中最光彩奪目的部分。但是從竹林七賢的詩風轉變，我們可以看出，在司馬氏的高壓政策下，竹林七賢的幸存者選擇了依附于現實政權，正始文學中憤世嫉俗的内容也逐漸減少直至完全消失，而這時的正始文學也徹底變成了西晉文學的虛浮華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