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當作夫妻間美好的愛情誓言，覺得既典雅又純情，沒想到有專家站出來糾錯指正，說這出自《詩經·邶風·擊鼓》裡的話原本是講的戰友之情。于是許多人信以為真，大呼“漲姿勢”，并且引起了一場争論。其實，這是專家搞錯了。

指正的專家引經據典說，“戰友說”是古代大師的注釋，而“夫妻說”出現非常之晚，是當代學者錢锺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提出的。是的，是錢锺書在《管錐編》中首先糾正古代大師的注釋錯誤，說：“《箋》甚迂謬”、“穿穴密微”，并認為“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等句，和《水浒傳》第八回林沖刺配滄州臨行雲“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身去不穩”等語“情境略近”。但專家認為錢锺書的這種聯想隻不過是幽默一下，不是正兒八經的學術論證，不足以推倒古代“毛詩“和“鄭箋”中的權威注釋，于是就斷定“夫妻說”不可采信，那也太迂腐了。

難道錢锺書先生的這番話真的是随便寫的嗎？我不敢這樣看。錢先生的語氣似乎很輕松随便，但如同他的《管錐編》裡許多精辟見解一樣，都是有着深厚的學問根底的，絕不是随便開玩笑的。

相反，我倒認為回頭去迷信盲從古代“毛詩“和“鄭箋”的注釋，是受了一度盛行的複古風氣的影響。難道“毛詩“和“鄭箋”的注釋都是不刊之論嗎？那可不一定。我們就翻出古代經典來看看，其實古代學者早就指出過那裡面對這首詩的注釋是有錯誤的。

我們不妨把《詩經·邶風·擊鼓》的原文抄出來看看：“擊鼓其镗，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比如，對于這首詩裡面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句，毛《傳》把“契闊”解釋為“勤苦”，就是明顯的錯誤。後來黃生《義府》加以糾正，解釋為“契，合也；闊，離也；與死生對言”這才是正确的。而鄭玄在《箋》中根據毛傳的錯誤注釋發揮其意，說是“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當然也就是錯誤的解讀。

又如，對于詩中的“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毛《傳》把“爰”解釋為指代詞“或”，也就是“有的”，說是“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鄭《箋》解釋說“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于何居乎？于何處乎？于何喪其馬乎？”這樣解釋也是有問題的。

其實，把“爰居爰處”解釋為有不還者，無論是死傷病，都是解釋者附加上去的，詩句文字本身隻關乎“居”和“處”，并沒有這個意思。再則，如果是說有的戰友不還，有的戰馬跑了，這樣就把人和馬同等看待，并列為在林中尋找的對象，也是不合情理的。實際上，應該把“爰” 當做疑問代詞，也就是“哪裡”的意思。詩中并沒有講戰友，講的都是這位戰士一個人的事情，他自己“爰居爰處？”，不知在哪裡居住和落腳，同時“爰喪其馬”，我的戰馬也不知跑到哪裡去了，于是他在林中去尋找自己的戰馬，并且由馬聯想到自己的家園和妻子，從而發出後面的回憶和哀歎，這才順理成章。

以上是說古代經典注釋對詩句的解釋是有錯誤的，我們不能拘泥于古人。然後，我們從全詩所表達的内容來看，這首詩确實是寫戰争中的情景的，開頭的詩句把那場戰争的經過交代得很清楚，曆史學者甚至還進行過史實考證。但是，能不能認為既然是寫戰争的詩，就一定是講戰友之情，不是講個人的遭遇和愛情呢？我們不能用封建學究的态度來理解這首古詩。

事實上，這首詩的開頭就明白地講：“擊鼓其镗，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這是說一場戰鬥結束了，這位戰士沒有留在“土國城漕”，而是獨自被派往南邊繼續作戰。這個“獨”字很重要。而且他明确地講“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這是這首詩的情感基調。所以他後面的回憶和哀歎一定是跟“我獨南行”“不我以歸”有關，一定是講的他個人的事情，一定是講的家鄉和妻子，無關乎戰友。如果講的戰友關系和情感，那麼就和前邊的“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不相符了。

再說，戰友之間誓言“死生契闊”倒還說得過去，但如果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就不合情理了。哪有戰友之間要手牽着手白頭偕老的呢？除非是同性戀。按照常情，這話隻能是夫妻間的誓言。特别是這位獨自南去的戰士最後哀歎“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永别了你，我怎麼活啊？遠離了你，是我失信了！），這樣撕心裂肺的話，隻能是對他妻子說的。如果是對死去離散的戰友，他會這樣說嗎？作為部伍戰士，戰友之間同生死之心有之，但總不能說不肯分開作戰，不能離散，一旦分開行動和離散就不想活了吧。

因此，我們應當認為這首詩是一個戰場兵士的愛情絕唱，是一篇中國最古老的反戰詩歌，具有很高的人文價值；而“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原本就是夫妻間很經典的山盟海誓。

事實上。詩經裡的許多本來很純情的愛情詩，都被後世“甚迂謬”的儒家學者“穿穴密微”為“高大上”，毛《傳》和鄭《箋》對這首詩的注釋也屬于這種情況。錢鐘書先生按照詩文的本義糾正他們的“迂謬”，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釋，确實是思想解放的真知灼見，人們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當愛情誓言也是情理必然。一些專家搬出古人的注釋“指正”人們的“常識錯誤”，故意聳人聽聞，這隻能說明他們思想上的迂腐和學術上的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