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字幼安，号稼軒，是繼蘇轼革新詞壇，塑造獨特魅力後的又一豪放派代表人物。他繼承了蘇轼的豪放詞風和南宋前期愛國詞人的傳統，進一步擴大了詞的表現範圍。使詞創作的境界更闊大，手法更多樣，并且在詞中融進了詩歌、散文、辭賦以及經史百家成語，使語言更加豐富多彩，辛棄疾是豪放詞派的集大成者，推動了詞風的轉變，在詞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他的詞中還有大量清麗婉媚的婉約之作。反應了作者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和藝術造詣。

辛棄疾作詞的志向就是要弘揚蘇轼的傳統，把詞當作品抒懷言志的手段，并以此向讀者展現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明确地宣稱：“人無同處面如心。不妨舊事從頭記，要寫行藏入校林。”(《鹧鸪天》)意思就是要把自我一生的人生經曆、生命體驗和精神個性完整地表現在詞作中。

辛棄疾對民族苦難憂患的社會根源有着清醒深刻的認識，在詞中，他往往用英雄特有的理性來反思、探尋民族悲劇的根源，因而他的詞作比南渡詞人有着更為深刻強烈的批判性和戰鬥性。他譴責朝廷當局的苟且偷生：“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水龍吟.為韓南澗尚書壽》)痛憤英雄豪傑被壓抑摧殘：“汗血鹽車無人顧，千裡空收駿骨。”(《賀新郎》)更直接諷刺宋光宗迫使自己投閑退隐：“君恩重，教且種芙蓉。”(《小重山.與客泛西湖》)在名篇《摸魚兒》)詞中對排擠妒忌自己的群奸小人也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和抨擊：“峨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辛棄疾拓展詞境的另一個層面是對農村田園生活和隐逸情趣的表現。從蘇轼以後，就已經很少有關于農村鄉土的佳作了。辛棄疾在江西上饒、鉛山的農村先後住過二十多年，他熟悉也熱愛這片土地。辛詞對當地的村民和山水景緻作了多角度的素描，給詞世界增添了一道極富生活氣息的清新自然的鄉村風景線，如：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媪。大兒鋤豆溪東。中二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卧剝蓮蓬。

—《清平樂》

明月别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本是行伍出身的辛棄疾，有着在戰場上橫戈殺敵的戰鬥體驗。他既熟悉軍事生活，又時刻期待着重上沙場，再建武功。因此，當他“筆作劍鋒長”時，刀、槍、劍、戟等軍事意象就自然而然呈現于筆端，諸如“千騎弓刀、”“倚天萬裡須長劍、”“嵯峨劍戟、”“卻笑将軍三羽箭”、“邊頭猛将幹戈”、“紅旗鐵馬響春冰”和“斬将更搴旗”等軍事意象頻繁出現，構成了詞史上罕見的軍事奇觀。

辛棄疾的詞作不僅在對象内容上做了更新，而且在表現手法上也做了改變。在蘇轼“以詩為詞”的基礎上，辛棄疾進而“以文為詞”，将古文辭賦中常用的章法和議論、對話等手法移植于詞的創作中。《賀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即采用辭賦的結構方式，章法獨特絕妙。《沁園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模仿漢賦中《解嘲》、《答客難》之賓主問答體，讓人與酒杯對話，已是别出心裁;而詞中的議論，縱橫奔放，又蘊含着豐富的人生哲理和幽默感，餘味無窮。用《天問》體寫的《木蘭花慢》，連用七個問句以探尋月中奧秘，奇特浪漫，理趣盎然。表現方法的革新，帶來了詞境的新變。

内容的博大精深，表現方式的千變萬化，語言的不拘故式，構成了辛詞多樣化的藝術風格。雄深雅健，悲壯沉郁，俊爽流利，飄逸閑适，都兼收并蓄，其中最能體現他個性風格的則是剛柔相濟和亦莊亦諧兩種詞風，如《蔔算子》寫賢愚的颠倒錯位。《千年調》表現官場上圓滑而不失莊重，嚴峻而不乏幽默，是辛詞的又一風格特色。

在兩宋詞史上，辛棄疾的作品數量最多，就辛詞内容境界、表現方法和語言的豐富性、深刻性、創作性和開拓性而言，辛詞都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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