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佛教是經印度西北部和西域儲古國而沿絲綢之路往東傳入中國以及朝鮮和日本等地的一種佛教。很多人都知道佛教，可是卻不知道其實佛教分為很多，有南傳佛教當然也有北傳佛教。那麼，北傳佛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從宗教文化的角度來看看吧！

　　什麼是北川佛教：

　　北傳佛教的中心

　　據《三國志·東夷傳》注引魚豢《魏略·本戎傳》的記載，西漢哀帝元壽無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介紹了佛陀的事迹。這标志着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漢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據傳請回攝麻摩騰、竺法蘭二僧到洛陽，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典《四十二章經》。他們居住的地方成為中國第一座寺院，即現在的白馬寺。

　　在佛教傳入初期，政府禁止漢人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僅有少量寺廟供來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參拜。當時中國社會盛行黃老和神仙方術，認為通過祭祀可借助神仙方術的靈力，祛災得福，延年益壽。佛教傳入不久，隻有統治階級中的少數人信奉，認為它是神仙方術的一種。東漢明帝的異母弟楚王劉英信奉佛教，他把佛與黃老并祀。東漢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當作黃老道術，在宮中“立黃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時用祭天的禮儀。他們祭黃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壽命，甚至是為了飛升成仙。

　　從東漢末年以後，印度的大小乘佛經大量傳入中國，一些漢族知識分子信徒協助印度等國的外來們把佛教經典譯成漢文。在大乘佛典中宣傳一切皆空幻不實的《道行般若經》（《般若經》小品的譯本之一），對後世最有影響。魏晉時期盛行的老莊玄學，大乘般若學說因為在思辨方法上與玄學相似，所以很快風行社會。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胡族政權武裝割據，戰争頻繁，南方東晉社會也不安定。這種情況為佛教的迅速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從北方胡族統治階級來說，因為儒家傳統觀念排斥“夷狄”入主中原，便有意扶植佛教這種“夷狄之教”（特别是因果報應論）作為自己統治的依據。後趙奉西域僧佛圖澄（232—348）為“大和尚”，讓他參與軍政機要，并廢除以往禁止漢人出家之令，大力發展佛教。前秦王苻堅尊崇佛圖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國家财力支持他組織譯經。道安整理佛典，編出漢地第一部《經典》，又為漢地僧團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規。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動佛教進一步傳播的骨幹力量。廬山慧遠（334—416）弘傳般若學說和淨土信仰。他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等，主張在家信徒應忠君孝親，做“順化之民”，出家僧衆雖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禮儀，但通過傳教化民，仍可有助于國家治理。後秦王姚興迎龜茲（今新疆庫車）僧鸠麻摩羅什（344—415）到長安，譯出《般若經》大小品、《法華經》、《中論》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後中國佛教學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據。南北朝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統治階級把支持佛教作為發展文教事業的一環。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為突出。他親自登壇講經，寫佛教着作。四次舍身寺院，然後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額錢财贖回。北朝雖曾發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兩次滅佛事件，但從總體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發展的。南朝梁時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僅在洛陽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萬人。可以說此時佛教已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之中。

　　佛教中中國傳播中經曆了漫長的民族化過程。佛經原是用梵文或蔥嶺以東的“胡”文寫的，有一系列專門術語和概念。中國在佛教傳入前已擁有高度發達的道等傳統文化。衆總是站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來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為中國人熟悉的概念、用語來翻譯佛經，解釋佛經。因此，把佛經譯為漢文是佛教中國化的第一步。各代的譯經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響力，如東漢的支谶、安世高，西晉的竺法竺叔蘭，後秦的鸠摩羅什，東晉的佛陀跋陀羅，劉甯的求那跋陀羅，陳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阇那崛多和達摩笈多，唐的玄奘、義淨、不空等等，都把當時印度最新的學說傳譯到中國，譯者周圍有很多助手，有的擔任口譯（度譯或傳譯），有的筆錄成文（筆受），有的對譯文加以審核和修飾（潤筆）。譯經時必須從漢文中選擇與原文意思相當的詞概念，用漢文文法進行表述。譯者中的很多人和他們的助手都通曉中國傳統文化善于文墨。他們在譯經時自然而然地把他們對經文的理解，把帶有民族和時代特色的漢文漢語摻雜到佛經中去。如把“涅盤”譯為“無為”；把“禅定”譯為“守一”，把“真如”譯為“本無”、“自然”；把“無上正等正覺”譯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黃老學說和玄學的詞語。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及考等倫理觀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經之中。中國的“道”，“理”、“性”等詞語含義豐富，在譯經時一般賦予這些詞的不同含義去理解譯文。

　　經、說法是傳教的重要手段。講經說法者為了使聽衆容易理解，往往借用為民衆所熟悉或好懂的語言、道理來加以比附，此即為“格義”佛教。後趙佛圖澄的弟子竺法雅哦個精于儒、道經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講經，時常“以經中事數，拟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高僧傳·竺法雅傳》）。這隻是一個例子，格義佛教實際是會通印度佛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形式，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進作用。

　　譯經和講經都離不開研究。以譯主為中心的譯經班子實際也是個研究團體。要講經則必須對佛經作一番研究考察。由于人們對問題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學說，産生不同的學派。這樣，便形成了民族佛學，并形成了北傳佛教。

　　佛教的曆史：

　　整體而言，北傳佛教多與傳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為主，流行梵文聖典及其翻譯經典。南傳佛教則保存較濃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語佛典。

　　中國中原地區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由西域傳入佛教，東漢末年陸續譯出佛教典籍，佛教教義開始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華嚴、法相、律、淨土、禅等宗派。宋代以後又漸與儒道融合。漢譯佛典的數量極大，現存最古老的漢譯佛典是二世紀後半期安世高和支婁迦谶所譯的。其後經曆三國、兩晉以至唐、宋各時代，均有譯本推出，故現存漢譯佛典為數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中國西藏佛教自七世紀左右起直接由印度傳入，傳入後逐漸形成具有西藏地區特色的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藏譯佛典數量僅次于漢譯，其中包含漢譯佛典中所未見的中後期大乘經論，是研究中期與後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又因藏譯佛典大部分是從梵文原典直譯，容易還原為梵文，故也被稱為“準梵語佛典”。其翻譯時代始于七世紀，直到十三世紀仍持續着經典的翻譯。

　　蒙古佛教由西藏傳入。蒙古文譯本的佛典是從藏譯或漢譯再譯而成，故其資料價值不高。

　　朝鮮于四世紀後期傳入中國佛教，七世紀以後更派遣僧人至中國求法，主要為禅宗。與日本同為漢譯佛典流行區。

　　日本于六世紀前半葉自中國、朝鮮傳入佛教，旋即發展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極多。

　　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經典，與漢譯、藏譯相比，數量極微。可分為在尼泊爾古塔及僧院發現的“尼泊爾本”；在中亞發掘的“中亞本”；發現于北印度喀什米爾古塔的“基爾基特本”。我國的新疆與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

　　此外，中國、朝鮮、日本等，各宗祖師及高僧之着作甚豐，亦為北傳佛教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