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我國的傳播是夥随着佛教經典的譯介而展開的。在印刷術發明之前，佛經主要以寫本流傳，自北魏以後又有石刻佛經的雕造。石刻佛經在我國的發現很多，現将它們的情況分别介紹如下①:

石窟刻經 石刻佛經始于北魏末。洛陽龍門北魏蓮花洞中已刻有《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北齊天保元年至六年（550-556年）鑿成的河南省安陽小南海石窟，中窟窟門右側有乾明元年（560年）刻經兩部，即《華嚴經偈贊》和《大般涅槃經·聖行品》。并于中窟門額上方镌刻有《方法師镂石闆經記》，《記》雲:“大齊天保元年，靈山寺僧方法師、故雲陽公子林等，率諸邑人，刊此岩窟，仿像真容。至六年中，國師大德稠禅師重瑩修成，相好斯備。方欲刊記金言，光流末季，但運感将移，暨乾明元年歲次庚辰，于雲門帝寺庵從遷化。衆等仰惟先師，依準觀法，遂镂石班經，傳之不朽。”

最著名的石窟當屬北齊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年）河北省武安縣北響堂山（即石鼓山）唐邕刻經。北響堂第3窟外有石碑，其上镌刻着《鼓山唐邕刻經銘》。文曰:“……以為嫌缃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于是發七處之印，開七寶之函，訪蓮華之書，全銀鈎之迹，一音所說，盡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寫維摩诘經一部、勝鬘經一部、孛經一部、彌勒成佛經一部，起天統四年三月一日盡武平三年歲次壬辰五月廿八日。……”此銘文将唐邕發願刻石經之原由、刻經部數及起止年月均交待得一清二楚，對後世僧俗镌刻石經以備法滅，無疑影響深遠。此外南響堂和小響堂石窟還刻有《華嚴經》、《法華經》、《多心經》。

北齊石窟刻經還有河北省涉縣娲皇宮、木井寺的《深密解脫經》、《十地經》、《佛說思益梵天問經》、《法華經·觀世音普門品》等佛經多部。

隋開皇九年（589年）河南安陽靈泉寺西寶山南麓，有高僧靈裕創鑿的大住聖窟。窟門外東側石壁上方镌有題銘，記載此窟的開鑿年代、用功數目、窟内造像内容及《歎三寶偈言》。窟門外兩側石壁還刻有《大集經·月藏分·法滅盡品》、《法華經·分别功德品》、《勝鬘經》、《二十五佛名經》、《三十五佛名經》、《五十三佛名經》、《妙法華經偈言》等多部佛經。窟内越壁西側刻有《大集經·月藏分》中言和《摩诃摩耶經》中言。安陽靈泉寺東魏大留聖窟、隋代大住聖窟、北齊小越海石窟的存在，以及道憑、僧稠、靈裕等高僧事迹的發現，為北朝義學之發達，又添新證。

唐開元年間（713-741年）四川省安嶽縣卧佛院開鑿經窟幾十座，其中刻有佛經的15個，尚未刻經的經洞40多個。總計刻經面積150多平方米，約40餘萬字。其規模之大，所刻佛經卷、品之多，當為曆代石窟刻經之首。卧佛院刻經題記有7處。其中有刻經年代的4處:開元十五年二年、開元廿一年五月廿九日、開元廿三年二月十五日、□□年六月廿六日。有刻經人署名的5處，長江縣李沙、清信女滿月、安嶽縣沙門僧義、長江縣楊思慎、玄應。從以上7處題記均在卧佛院的主要經窟中，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卧佛院刻經的年代是在唐開元年間，并由各方僧俗共同完成的。

卧佛院的刻經以《大般涅槃經》為主，從其卷第、品目看屬昙無讦譯北本《涅槃經》。此外還有《妙法蓮華經》、《佛名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摩诃般若波羅密經》、《修多羅般若波羅密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金光明經》、《維摩诘經》、《大方便佛報恩經》、《報父母恩重經》、《阿彌陀經》、《禅秘要經》、《佛說禅法略出》和密宗經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藥師琉璃光佛功德本願經》、《灌頂随願往生十方淨土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等。初步統計刻經約70 部（包括重出經）。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于46号窟刊出的唐靜泰撰《衆經目錄》，目錄前有釋靜泰撰《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此經錄見于石刻僅此一處，其刻經年代在8世紀初，遠早于10世紀中葉以後興起的木刻本藏經系統之高麗藏和金藏。值得指出的是，高麗藏于靜泰撰序文之後及五卷經錄總目之前，夾有“衆經目錄隋沙門法經等撰”一行文字，令人迷惑不解，而金藏本及卧佛院石刻均未見。此外于“衆經目錄卷第一”下，高麗藏又出現“隋開皇十四年敕翻經沙門法經等撰”字樣，金藏本與之相同，而僅為卧佛院石刻所無。筆者認為這裡存在着四個問題:第一，高麗藏既然在五卷經錄總目前出現法經撰字樣，表明法經撰有五卷經錄，而在其後各卷卷首，隻卷第一下刻有同樣之撰者，卷第二至第五則變為“釋靜泰撰”，高麗藏前後自相矛盾。第二，金藏本隻在卷第一下出現法經撰字樣，而其餘四卷為靜泰撰，此種情況為曆代經錄所無，亦不合情理。第三，也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法經其人确實撰有《衆經目錄》，然為七卷本，且經目分類編排與靜泰撰五卷本大異。再者法經是隋開皇年間奉敕編篡經錄的，怎麼可能将唐人譯撰的衆多部經典收錄在冊呢?第四，如果說靜泰撰經錄與其前某種經錄有直接聯系的話，那就是隋仁壽二年彥琮奉敕撰的五卷本《衆經目錄》。兩本的分卷及經目分類完全相同，隻是靜泰經錄增加了唐人新譯經論75部，合1335卷。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卧佛院石刻《衆經目錄》糾正了後世兩種木刻本藏經在撰者問題上出現的傳刻錯誤，其石刻本價值顯而易見。

此外四川安嶽縣玄妙觀還有唐開元十八年（730年）刻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資中南岩有唐鹹通年（860-873年）刻的《妙法蓮花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摩崖刻經 佛經摩崖刻興盛于北齊。最富盛名的是山東省泰山之《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此摩崖刻經在泰山鬥母宮東北1公裡的山谷中，在一塊約60平方米的石坪上現存經文1043字，字徑50厘米，被曆代尊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隻可惜未留下書刻人姓名及镌刻年代。據經文中“何”作“

北齊時有明确的刻經年代之摩崖刻見于山東泰安縣祖徕山的兩處刻經。一處是在徂徕山光化寺東南巨石上，刻于武平元年（570年）正月的《大般若經》。經文共8行，每行7字。經文後有屬名“冠軍将軍梁父縣令王子椿造像，息道升、道昂、道昱、道恂、僧真共造”字樣。另一處是在徂徕山大悲庵東南映佛岩上，于寬闊平展的石面上大字深刻着《般若波羅密經》。共14行，每行7字。經文後有“般若波羅密經主，冠軍将軍梁父縣令王子椿，武平元年，僧齊大衆造”等字樣。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所刻《金剛經》在山東鄒縣城東北小鐵山西側，石坪面積1037平方米。經文17行，共900餘字。經文後還有題為“石頌”的頌文，記述了镌刻年代，經主匡喆（西漢丞相匡衡的裔孫）、著經人僧安道壹及刻經之意願“缣竹易銷，金石難滅，托□高山，永留不絕”。實為摩崖刻之佳作。

到了宋代，镌有題記的摩崖刻經僅存有浙江省一處之佛名摩崖了。宋紹熙五年（1194 年），臨海縣東鄉廣福寺楓嶺（分水嶺）下石壁上，有僧人惠智立、張念五監開的“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大勢至菩薩”三佛名石刻。

石幢刻經 石幢為石刻佛經的又一種形式。佛教石幢始于唐初，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譯傳有直接關系。此經最早譯本見于唐儀鳳四年（679年）正月，杜行

現存年代最早的經幢是唐永昌元年（689 年）陝西富平縣建造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唐宋以後，經幢數目銳減，至明代已廖廖無幾了。北京北海公園内西天梵境保存有明代建的兩座石幢。

經幢一般由幢座、幢身、幢頂三部分組成。其形制多八面柱體，亦有六面、十面或圓柱形體。經幢逐級雕刻，累建而成，多者達二十幾級。目前國内有三座高幢，均超過15米。它們是唐代浙江杭州梵天寺内的一對經幢和北宋河北省趙縣城内的一座經幢。

幢身镌刻經咒或經文，額部刻經題為八面橫列，每面刻一字、兩字或三字不等。佛教經幢以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或此經咒語的為數最多。單獨刻尊勝陀羅尼經咒語的有唐天寶七年（748年）陝西西安崇仁寺幢。一幢兼刻兩種咒語，即《佛頂尊勝陀羅尼咒》、《佛說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神咒》的有唐天寶三年（744年）陝西西安經幢。先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再刻經文的有唐鹹通四年（863年）福建漳州市公園仰文樓舊址經幢，後唐長興四年（933年）浙江省肖山化度禅院（宋景德三年改為明化寺）幢。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漢譯本很多。有佛陀波利譯本（志靜作序）、地婆诃羅譯本（彥悰作序）、杜行譯本、佛陀扇多譯本、義淨譯本。此外還有單獨譯佛頂尊勝陀羅尼咒語的金剛智譯本、善無畏譯本（以上兩種譯本，唐武徹著述稱“加句靈驗本”及“加字具足本”）、不空譯本、法天譯本、法護譯本。現存梵文本佛頂尊勝陀羅尼咒語的除《大正藏》第十九冊收錄的日本藏三種本子外，國内還有宋政和四年（1114年）經幢，為漢梵兩種文字镌刻。幢文首題“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法護譯。

此外刻有其他佛經的石幢有:廣東省廣州市光孝寺唐寶曆二年（826年）幢，上刻《大悲咒》；浙江省杭州市梵天寺唐乾德三年（965年）一對經幢，一座上刻《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經》，另一座上刻《大佛頂陀羅尼經》；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寺北宋熙甯三年（1070年）幢，上刻《大白傘蓋神咒》；雲南省昆明市古幢公園大理國時期（938至1254年）幢，上刻梵文《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大日尊發願》、《發四宏願》；北京北海公園一對明代幢，一座刻《金剛經》，另一座刻《藥師經》；還有鹹甯縣卧龍寺唐乾甯元年（894年）幢，上刻《大悲心陀羅尼經》，八面刻，每面12行，行近90字，為石幢刻佛經中之長編者，通編以小楷字書經文，世不多見。

佛教經幢一般在經文後還刻有書經人姓名、镌刻人姓名和建幢人題名。除經文外，還刻有佛教人物、經變故事、獅象動物、飛禽、建築花卉等。

塔刻佛經 造塔之舉始于佛教的發源地印度，衆僧侶尊照佛祖之教誨“若欲免離無常苦惱，超入如來法身壽量，應先發心，持佛淨戒，修最上福。……發心者發四無量心，言持戒者持不殺戒，修上福者無過造塔”①。世世代代建造了數量衆多、類型各異的塔。

最早的塔是為了保存釋迦牟尼佛舍利而建造的。現存時代最早的塔始建于印度阿育王時期。東漢時随着佛教傳入我國，建造佛塔也開始了。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塔是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河南省登封縣嵩嶽寺的磚塔。

于塔身镌刻“十二部大藏經”的經目塔，為宋代名僧趙智鳳（1159-1249年）創建，石塔在四川省大足縣城東北15公裡的寶頂山小佛灣毗盧庵前。塔方形三層，塔身除雕像外，遍刻經目約600部，不同于其他種藏經目錄。文中有趙智鳳新造字多個。趙智鳳是宋代四川密宗的一代祖師，故此經目塔對研究南宋佛教史（尤其是密宗史）有很重要的價值。

此外明代四川峨眉縣城西南的峨眉山麓報國寺内，有一紫銅塔，塔高7米，塔身除鑄有4000餘尊佛像外，還刻有《華嚴經》全部經文，故名“華嚴塔”。

于塔内石壁上镌刻佛經的有北宋太平興國時期（977-983年）河南省開封市郊東南1．5公裡的繁塔。在塔的第一層南門的門洞内，東西兩壁有石刻六方，東壁刻《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西壁刻《十善業道經要略》，并附《佛說天請問經第二》。在塔的第二層南門門洞内，也有石刻六方，為《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均為監察禦史趙安仁手書。

此外還有北宋紹聖三年（1096年）安徽省宣城縣城北5公裡的敬亭山南麓之雙塔，塔内有石刻《觀自在菩薩如意陀羅尼經》，為文學家蘇轼書。

于過街塔下洞内（此洞可通車馬）壁上镌刻佛經的有北京市昌平縣居庸關關城中心之雲台上的三座喇嘛塔。塔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以前，元末明初毀。洞内刻有梵、藏、蒙、維吾爾、漢、西夏6種文字的如來心經陀羅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文和咒語。

①在石刻佛經中最著名的是始刻于隋而完成于明崇祯年間的石刻大藏經-房山雲居寺石經，關于房山石經我們将另文介紹。

①見《大正藏》第19冊355頁。

②見《大正藏》第19冊354頁。

①唐般若譯《佛說造塔延命功德經》，《大正藏》第19冊724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