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地名普查、地名志和地名詞典編纂工作正在進行。認真研究和正确闡明地名的來源，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十分有意義的工作，這也是曆史地理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高興地看到，一些有志于此的同志正在進行有益的探索。然而，不能不指出，在探讨浙江省地名來源的文章中，存在着不少牽強附會的解釋。究其原因，就在于往往忽視了浙江省的地名很多來源于古代吳越方言。如果搬用漢語來穿鑿附會、以訛傳訛地解釋方言地名，便難免鬧出笑話。因此，加強方言地名的研究，實在是解開浙江地名淵源的一把鑰匙。

一

不加分析地沿襲古人之見，往往造成今人的謬誤。我們發現至今有的文章對地名淵源的解釋，都是從古書——主要是古代方志中照抄而來，其錯誤也實在是“古已有之"。但若将這些錯誤完全歸咎于古人，卻也并不公道。因為在古人的見解中，也不乏真知灼見。如唐朝顔師古注“句吳”說：“夷族語之發聲也，猶越為于越也”。宋朝劉昌詩說：“于、於，皆越人夷語之發聲，猶吳人之言句吳耳。"晚清的李慈銘說得更為清楚，他說：“蓋餘姚如餘暨、餘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猶稱于越、句吳也，姚、暨、虞、剡、亦不過以方言名縣，其義無得而詳。”既然古人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正确地解釋了這類地名，我們不應該至今還要以訛傳訛了。

李慈銘提出，這些地名“皆越之方言"。為此，首先對“方言”這個概念有必要稍加探讨。方言，顧名思義是地方的語言。在中國，方言一詞可能與《方言》這本書名有關。傳為漢揚雄所撰的《方言》（全稱應該是《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别國方言》）一書，确實頗為詳盡地記載了當時的地方語言，但可惜其中沒有有關地名的卷帙。否則，此書對于方言地名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在西方，方言一詞在語源上是由希臘文di-a（聯系）和legein（語言）二詞構成，英語叫dialect，《韋氏大字典》釋dialect作：“為一群人所使用的一種語言，它和另一群人所使用的語言在詞彙、語法或語音特點上具有區别。”《韋氏美國語新世界字典》則釋作：“語言的地方特點的總和。”把兩種韋氏字典的解釋合在一起，“方言”一詞的科學涵義大概已經包羅盡緻了。

既然一種方言與另一種方言之間具有詞彙、語法或語音的差異，因此，僅将語音上的某些區别作為不同方言的指标，這不僅是不妥當的，同時也是很困難的。因為語音的差異有時很大，有時也可能極微。以紹興市的舊縣山陰和會稽為例。山、會兩縣，在紹興府城之内，雖然僅僅隔了一條寬不過三、四米的小河，但某些詞語的讀音卻是不同的。聯系到地名來說，舊山陰縣西南部有個村子（今屬蕭山縣），在三十年代曾經編印過一部村志（見洪煥椿《浙江地方志考錄》第300頁），叫富家墩，而舊會稽縣有個集鎮，在著名的宋六陵附近，叫富盛。但就是這同一個“富”字，山陰人讀作“fu”，而會稽人卻讀作“hu”。能不能說，山陰人的話叫山陰方言，會稽人的話叫會稽方言呢？當然不能。這說明在同一城市之内，語音也會存在差異，所以用語音作為區别方言的單一指标，其尺度是很難掌握的。

怎樣的地名才是方言地名？方言地名當然要從屬于方言。但如上所述，構成方言的指标是綜合性的，因此，要十分嚴格地區别方言地名，可能存在一些困難。然而有一條卻是十分明确的：地名具有地域性，因此所謂方言地名，必然是該種方言流行或曾經流行的地區的地名。例如客家話流行的地區，必然有許多客家話的方言地名。但是用客家話說“北京”、“上海”等地名，盡管與普通話有很大差别，它們卻絕不是客家人的方言地名。正如我們說英國的牛津、劍橋，說美國的舊金山、費城等，英美人是根本聽不懂的，但它們也決不是我們的方言地名。

就曆史地名而言，《水經注》就記載了不少方言地名。例如《河水注》的半達缽愁，就是一個典型的方言地名。《水經注》釋之作；“半達，晉言白也；缽愁，晉言山也。”所以這個地名按漢語意譯就是白山。至今，我們還可以按語音和地名的所在地區，查明它即是梵語Punda Vasu的音譯。古代梵語方言地名，在《水經注》中還不止白山一例，卷一《河水注》中的“中國”，也正是一個同類方言地名。“中國”為什麼成為梵語的方言地名？因為這個“中國”，并非我們中國，我們中國在梵語中叫“支那”（古書中也譯作“脂那”、“震旦”或“真旦”等）。《河水注》說：“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這裡的“河”，是指印度河，“中國”則是指古代北印度地區的國家。這個“中國”，梵語讀作madhyadesa，madhya即恒河中遊一帶地區。在梵語中是中間的意思；desa則是國家，madbyadesa就是“中間的國家”。

除了梵語系統的方言地名，《水經注》中也還有其他語言的方言地名。例如卷二《河水注》引釋氏《西域記》：“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裡阿步幹鮮卑山。”清全祖望壽證說：“阿步幹，鮮卑語也，慕容魇思其兄土谷渾，因作阿幹之歌。蓋胡俗稱其兄曰阿步幹，阿幹者，阿步幹之省也。今蘭州阿幹山谷，阿幹河，阿幹城，阿幹堡，金人置阿幹縣，皆以阿幹之歌得名。”由此可見，在這許多稱為阿步幹或阿幹的地名中，所謂“阿步幹”或“阿幹”，原來就是古代鮮卑語中的“兄”的意思。

是不是所有方言地名都能查得出它們所屬的方言系統，查得出它們在漢語上是什麼意義呢？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在《水經注》記載的方言地名中，就有許多是無法查明其淵源的。例如卷三《河水注》記載的骨律鎮城，注文說：“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這裡所說的赫連，即十六國時期夏的建立者赫連勃勃（公元407-425年在位），屬于匈奴族的鐵弗部。則骨律鎮城當是匈奴語的方言地名，但究竟是什麼意思，在六世紀初的郦道元也已經無法解釋，僅知“語出戎方”而已。

法國《拉魯斯大百科全書》在地名學一條下說：“地名學要求語言學家追溯得更遠一些。誠然，大多數地方名稱一般不靠現代口語來解釋。因此，很多法國區域地名遠溯于已經消失的語言，人們不知其由來……”像上面例舉的骨律鎮城，就是《拉魯斯大百科全書》所說的“已經消失的語言”。這樣的方言地名，公元六世紀初就已經無法根究，今天，我們自然更“不知其由來”了。

《拉魯斯大百科全書》所說的這段說，對于浙江省的方言地名來說，恰恰也是符合的。浙江省現存的方言地名和曆史上曾經使用過的方言地名，也都要“遠溯于已經消失的語言”，而且我們也同樣“不知其由來”了。浙江省（其實還可以包括今江蘇、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區）的方言地名，就是古代的越語地名和吳語地名，或者也可以稱為吳越語地名。

二

衆所周知，于越和句吳是古代活動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兩個著名的部族，它們之間曾有過一段互相攻伐、複仇稱霸的戰争曆史，最後于越在其雄才大略的領袖句踐領導下，終于并吞了句吳，并稱霸中原達五代之久。直到越王無疆為楚所敗，土地被楚兼并為止，這才結束了這兩個部族載入史冊的一段轟轟烈烈的曆史。

從曆史上看，句吳和于越很可能是同一原始部族中的兩個分支，在部族蕃衍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居地分散和某些其他條件的不同，才逐漸造成了部族間的若幹差異。但他們在語言和風俗習慣等方面，基本上仍然是近似的。《越絕書》卷六說：“吳越為鄰同俗。”卷七又說，“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呂氏春秋•知化篇》說得更為明白：“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可見它們之間共同之處很多，所以譚其骧教授認為，吳和越是語系相同的一族兩國。

盡管這兩個部族的語言早已泯滅，但從現在尚存的人名和地名之中，可以發現它們在語音上是有許多相同之處的。例如句吳之“句”，與于越句踐、句無、句章、甬句東之“句”，句吳國都姑蘇之“姑”，與于越姑蔑之“姑”；句吳地名無錫、無湖之“無”，與于越人名無餘、地名句無之“無”。例子甚多，不勝枚舉。可惜人名與地名都是專門名詞，我們很難獲悉它們的意義。幸虧後漢時的袁康和吳平這兩個會稽人，他們把戰國以來流傳的于越記載收集起來，寫成《越絕書》一書。此書不僅為我們保存了吳、越兩族的許多社會和曆史情況，而且還為我們保留了于越語言中的兩個普通名詞。其中一個是漢語中的“鹽”，越語稱為“餘”。《越絕書》卷八說，“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裡。”另一個是漢語中的“船”，越語稱為“須慮”。《越絕書》卷三說：“越人謂船為須慮。”這兩個詞彙中特别是“餘”字，由于在地名中大量出現，所以對解釋當時的地名，有很大意義。

據史籍記載，吳越曾分别以今江蘇南部的蘇州和浙江東部的紹興為其部族中心。至于這兩個部族的交界線應劃在何處，曆來是有争議的。但今浙江省的全部版圖當時都在兩族的活動範圍之内，這一點卻是可以确定無疑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建立了郡縣行政制度，在今蘇南、皖南、贛東和浙江的大部地區，設置了會稽郡。全郡分為二十多個縣，雖然其中有些縣名頗有争論，但多數是可以肯定的。在今浙江省境内的，有烏程、由拳、海鹽、餘杭、錢唐、山陰、上虞、餘姚、句章、鄞、諸暨、烏傷、大末等。在這些地名中，絕大部分都是由于越地名沿襲而來，隻有少數才是秦更改的漢語地名。更改過的漢語地名是容易識别的，例如海鹽，既然“越人謂鹽曰餘”，“鹽”當然是漢字，所以這顯然是個漢語地名。又如山陰，據《谷梁傳•僖二十八》：“水北為陽，山南為陽。”地名按方位而區分陰陽，這是漢人的命名原則，則會稽山北的山陰，當然也是漢語地名。《越絕書》卷八記載“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更名大越曰山陰。”說明這個地名從越語改為漢語還是有案可查的。

除了海鹽與山陰，上述其餘地名大概都是越語地名，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方言地名了。它們有不少一直沿用到今天，在縣名中，像餘杭、餘姚、上虞、鄞等等均是其例。此外如紹興簡稱越，甯波簡稱甬，這類簡稱，也都是方言地名。在小地名中，方言地名仍然保留的如嘉興的語兒，紹興的朱儲等等，恐怕為數更為不少。另外，有的縣名雖已更改，但原來的方言地名卻仍然保留在當地的其他自然地理實體中。例如錢塘（唐）縣雖然早已不存，但地名仍然保留在全省第一大河錢塘（唐）江的江名之中。刿縣的改名比錢塘（唐）縣更早一千年，但地名仍然保留在附近的河流刿溪之中。不僅對于自然地理實體，方言地名在人文地理方面的影響也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三十年代建成而至今仍為全省第一的大橋，就叫錢江大橋，而錢江即錢塘（唐）江這個方言地名的簡稱。這樣一座現代化的大橋，其名稱卻仍然和幾千年以前的“已經消失了的語言”結合在一起。在峽縣，盡管錢武肅王在公元十世紀就嫌“雙火一刀”的剡字字形不吉而改掉了它。但人們卻至今仍視這個“剡”字為古色古香，把它冠之于許多人文地理實體乃至人工建築物的名稱之上。

由此看來，浙江省的方言地名盡管由來久遠，是“已經消失了的語言”，但卻有很強的生命力，已經滲透到全省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其他許多方面。正因為此，我們就更有必要趁目前地名普查、地名志和地名詞典編纂的機會，把浙江省各類地名中曆史最悠久、解釋最困難的方言地名整理一下。首先當然是把方言地名從其他地名中區别開來，至于淵源推究的問題，就應當本着“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的精神，不必急于勉強解釋，反緻弄巧成拙。對于那些長期以來以訛傳訛、牽強附會的歪曲，現在應該加以澄清，不要再繼續自欺欺人，贻誤後學了。

三

浙江省有些訛傳已久而比較重要的方言地名，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杭州 這個地名，自從隋文帝楊堅于公元589年第一次使用以來，至今一直沿用，已經超過了十二個世紀。杭州地處錢塘江和大運河之交，具有航運之利，人們常常按漢字“航”、"杭"字義相通，把杭州與航運聯系起來。這種附會，由來已久，到明朝的田汝成面集其大成。他在《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帝王都會》的标題下說：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于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以主禹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于此顧雲舍杭登陸也。《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并舟也。《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萦冋，造杭以渡，趙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餘杭耳。”

按《詩•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杭”、“航”二字在古漢語中确是相通的。至于田汝成引《說文》“杭者，方舟也”，按《說文》卷八下，此字應作“斻”字，《說文》說：“航，方舟也，從方，亢聲。”就算“航”與“杭”也通用吧，但《說文》是解釋漢字的辭書，而《詩經》的《國風》則是漢人的民歌，怎麼能和于越部族居住地區的地名牽連在一起呢？而且必須指出，隋文帝把南朝陳所置的錢唐郡改為杭州時，州治設在餘杭縣，說明這個“杭”字,是從餘杭縣而來的。也說明建州之初，在地區上和今杭州也絕無關系，隻是兩年以後（公元591年），才把州治移到鳳凰山下的柳浦，即今江幹一帶。所以，杭州得名于餘杭，也正和越州得名于大越一樣。雖然“杭”字也和“越”字一樣，其意義如李慈銘所說“無得而詳”，但它們都是由古代越語構成的方言地名這一點，卻是不必懷疑的。

二、“三餘” 《水經•漸江水注》：“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何焯校本中何注說：“三餘，餘暨、餘杭、餘姚也。”這三餘之中，餘暨縣的正式建置，見于《漢書•地理志》，三國吳改為永興，唐天寶初又改為蕭山。盡管餘暨不列入秦會稽郡縣名之中，但“餘”字與“暨”字，都是于越地名中使用的詞彙，所以它是方言地名不必置疑。至于餘杭和餘姚，則至今仍然沿用。前面已經引及《越絕書》所說的“朱餘者，越鹽官也”。因為越語中稱鹽為餘，所以鹽場所在的地名叫朱餘。同樣，“三餘”在地理位置上都濱臨沿海，而餘姚長期來是全省最大的鹽場所在（解放後鹽場才劃入慈溪縣），則三餘在于越時代與制鹽業的密切關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三個地名中的“暨"、“杭”、“姚”三字，在越語中的意義不得而知；但既然“餘”字的意義在越語中已經可以解釋，則把虞舜、夏禹等漢族地區的傳說人物拿到于越地區生搬硬套，其荒誕無稽就可想而知了。

三、錢唐（塘）、錢唐（塘） 江錢唐是秦會稽郡所置縣名，其義無法解釋，顯然也是于越遺留下來的地名。“唐”字後來改作“塘”字，大概始于唐代，這是因為縣名與國号相同的緣故。《水經•漸江水注》曾引南朝宋錢唐縣令劉道真所撰的《錢唐記》一書，記載了一個修築防海大塘的傳說：“防海大塘在縣東一裡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緻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複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也。”這個傳說對于說明我國海塘建築的最早年代，當然是十分可貴的資料。但故事本身卻是牽強附會的，有識之士也早已指出這種“千錢诳衆之陋”是不可置信的。若以這樣的“錢塘”來解釋錢塘縣名和錢塘江名，那當然就更為荒唐可笑了。

再說錢唐（塘）江。這條河流最早見于《山海經•海内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但比《山海經》晚出的《說文解字》中，卻出現了浙江和漸江兩個地名。《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自己也沒有搞清楚，浙江和漸江，原來就是同一條河流。在古籍中，像《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論衡》等書，都隻有浙江，沒有漸江。唯有《漢書•地理志》和《水經》作漸江，但《水經》晚于《說文》，它顯然是從《說文》抄來的。有人認為“浙” “漸”二字字形相近，“漸”字是“浙”字之誤，看來也有可能。“浙”字按字義不可解釋，大概也是方言地名。至于錢唐江一名，其出現比浙江要晩得多。王充在《論衡•書虛篇》中說；“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又說：“錢唐之江，兩國界也。”說明在後漢時代，浙江還沒有錢唐江這樣一個别名。王充所說的“錢唐浙江”和“錢唐之江”，其中的“錢唐”二字，都是指的縣名。而後來的錢唐江一名，開始可能就是“錢唐浙江”或“錢唐之江”的省略，以後逐漸成為一個固定的地名，最後甚至取代了浙江。不過錢唐江因河流流經錢唐縣而得名，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它是一個相關地名。由于與它相關的錢唐縣本身是一個方言地名，所以錢唐江同時也是方言地名。

以上所舉各例，都是省内的大地名。其實，除了這些衆所周知的大地名以外，于越時代遺留下來的小地名，為數必很可觀。由于小地名沒有全省意義，不易受人注意。特别是由于大地名的留傳依靠文字記載，地名一旦寫成文字，就容易固定少變。但小地名則不然，它們常通過世世代代的口傳而遺留下來。在口傳的過程中，後來遷入的漢族，就不免要以自己語言中的音義，和原來的越語地名相混淆，從而使這些方言地名發生漢化或半漢化的變遷。仍以朱餘為例。因為朱餘是個小地名，《越絕書》以後就不再見于記載。到了宋代，由于沿海建築堤塘和鬥門，這個于越時代的鹽場又在記載中出現，但“朱餘”已經成為“朱儲直到今天，朱儲村仍然存在，其鹽竈遺迹，也仍為老一輩人所熟悉。越語的“餘”，變為漢語的“儲”，這就是許許多多方言小地名改變的例子。譚其骧教授認為：“今江浙地方多以句、于、姑、餘、無、烏等為地名，與古代吳越語的發語音有關。” 為此，浙江省内與這些字音相近的小地名，若能追本溯源，可能都會找出它們與越語地名之間的關系。當然，這項工作是很細緻複雜的，需要在今後地名學的研究中逐步進行。

綜上所述，對于浙江省的方言地名，我們要做的工作，首先是把它們和其他地名加以區别，不要再按漢字望文生義，作荒誕不經的解釋。由于我們對古代越語的研究還很不夠，目前要對這些地名進一步作淵源的解釋，還具有很大困難。當然，這并不意味着對浙江省方言地名的研究就到此為止。因為随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地名學的研究方法，必然也會獲得除了文獻資料以外的嶄新途徑。例如，于越部族是在秦統一中國以後開始從這個地區遷移流散的。對于這個部族從秦以後遷移流散的路徑，曆史上記載頗多，我們并非茫然無知。例如明焦蚊解釋“三越”說：“此即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瓯，今溫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明歐大任在《百越先賢志自序》中說：“譯籲宋舊壤湘漓西南，故西越也；詳柯西下邕容綏建，故駱越也。”在上述東越、南越、閩越、西越、駱越等地區，目前存在的少數民族為數也頗不少。語言學家仍有可能從這些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方言地名中，尋求古代越語的蛛絲馬迹。當然，這樣的研究并非輕而易舉，必須集中曆史學、地理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各方面的力量，才能獲得研究成果。

圖片來源于網絡

作者：陳橋驿

選稿：周辰

編輯：楊肖翠

校對：陳汶靈

責任編輯：伍晨嫣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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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 日照市村落地名景觀分析

● 振筆欲增西域記——GIS視阈中《萬裡荷戈集》研究

● 清朝文獻中“巴爾楚克”地名考

● 關于地名讀音的依據及思考

● 淺析地名“一碗水”

●淺析西域曆史地名的發展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