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蘊,一是社會批判層面。作品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人生曆程,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統區的國政時弊和衆生相進行了抨擊,包括對上海洋化商埠的腐敗堕落、對内地農村的落後閉塞,對教育界、知識界的腐敗現象的譏諷。二是文化批判的層面。主要是通過對“新儒林”的描寫和對一批歸國留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來實現的。《圍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裡還是傳統文化起主導作用。方鴻漸是“新儒林”中尚有正義感的人物,他的出國留洋,目的是“光耀門媚”。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劇的結局,正是傳統文化所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