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漢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縣人，又說河北晉州市或河北館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以直谏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谏臣。

　　2、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曆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着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卧室，“訪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對于朝政得失，頻頻上谏。唐太宗曾褒獎他說：“卿所陳谏，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不久，遷任尚書左丞。貞觀三年（629年）即以秘書監參知國政，進封鄭國公。魏徵的直言極谏是著名的，當時以“識鑒精通”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說：“每以谏诤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谏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達“數十餘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态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3、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廣，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為了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他規谏太宗要與民休養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台榭和對外窮兵黩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谏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于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谏太宗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谏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曆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谏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争，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

　　4、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貞觀八年（634），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太宗看後大怒，要給他定以讪謗之罪。魏徵馬上勸谏說，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說：“可為痛哭者三，可為太息者五。”自古上書，都是言辭激切，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激切并不是讪謗。太宗聽後有所悔悟說：“朕初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之。”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罷朝後，太宗曾餘怒未息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又說魏徵“每廷辱我”。不難看出，魏徵的犯顔直谏，往往是一針見血，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

　　5、除了軍國大事外，魏徵對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評。貞觀六年（632）八月，長樂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長孫皇後所生，敕令資妝要倍于永嘉長公主。魏徵上谏，以為長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禮不應超過長公主。長孫皇後聽到此事後，十分欽佩魏徵的剛直敢谏，頗有感觸地對太宗說：“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谏，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發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顔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為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後，便親自去魏徵家，賜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極谏，甚至說出了連長孫皇後也不敢輕易說出的話。

　　6、盡管太宗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對他的犯顔直谏曾感歎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妩媚，适為此耳。”當然，唐太宗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說：“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豈敢數犯龍鱗？”這一番話也并不隻是謙遜之辭。

　　7、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離開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裡，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史家高度評價魏徵說：“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讨論政術，往複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