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人們會想當然地認為，筆是寫字的工具，因此筆應該出現在文字之後。就中國而言，最早文字是商朝甲骨文，因此，商朝之前不可能有筆。實際上，在中國曆史上，不僅是先有筆後有字，而且筆的出現比字要早的多。早多少，應該早3000多年。

為什麼筆比字能夠早3000多年，原因在于，中國的筆最初并不是用來寫字的，而是用來寫契齒文。準确地說不是寫，而是刻。當然，最早的寫并不是用墨水在紙或竹簡上寫，而是在小木片上刻。因此，最初的筆就是刀。

《周易 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最早的筆就是用來刻寫書契的。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種原始形态，結繩最早，書契次之，兩者機制基本相同。結繩是一對打有繩結的繩子，書契則刻有契齒文的一對小木片。

但是後人卻往往這個書契錯當成字，包括寫《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他說：“黃帝之史官倉颉……初造書契。……。倉颉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

在這一段話中，許慎犯了三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混淆了文字與書契，把書契錯當文字；第二個錯誤，混淆文和字，他所說的文和字其實都是字，文隻是更早期的字。他對字之前的文一無所知；第三個錯誤，他錯誤地認為書就是書寫文字，而且認為書寫的材質是布帛。其實最初的書寫并不是寫字，而是書寫字之前的文，即契齒文。而且書寫的材質并非布帛，而是木片。即便是字，最早的材質也非布帛，而是甲骨和鐘鼎，甲骨文和金文被書寫在甲骨和鐘鼎上。

大家務必清楚這一點：最早的筆是刀，最早的書寫方式是刀刻，最早的書寫材質是木片，最早的書寫對象是契齒文、文。

對最早的筆是刀，即便是現代漢語依然保留了一些痕迹，比如“捉刀”、“刀筆吏”，“筆削”，這些詞語中的“刀”其實就是筆，“削”其實就是寫。

廣義上說，文可以指一切的表達符号，字當然也是文。但是狹義地看，文是指獨立而純粹的文。什麼叫“獨立”而“純粹”？這些相對語言而言。獨立而純粹的文與語言無關，相對語言完全獨立，并不是表達語言的工具。但是字則不然，現代意義上的字，即白話文，是完全的表達語言的工具。

既然契齒文作為文并不用來表達語言的，不是語言的工具，那麼它又是用來表達什麼的，又是什麼的工具？答案是，它是用來表達道的，是表達道的工具。這就是所謂的“文以載道”。

現代人會将“文以載道”中的“文”狹隘地理解成文章。其實最初的文并非文章，甚至也不是組成文章的字，而是字之前的文。字之前的文就是契約，就是結繩和書契，或者是結繩符号和書契符号。文以載道就是契約載道，契約符号載道。

而最早的筆則是刻寫契齒文的，刻寫契約符号的，當然也是刻寫道的。因此，中國最早的筆，以及最早持筆進行書寫的人，都擁有着崇高的地位，是道、道義的代表。

文和字之間的連續性體現在，甲骨文的字形結構直接借用了契約符号。契約符号都是基于結繩或書契流程的符号，包括結繩符号、書契符号、大人符号，以及結繩和書契所共用的流程性符号。這樣的符号一共有100多個，這是甲骨文的基本字形結構，構成甲骨文的基石。

上面這張表是摘自書契符号，都是與筆有關。通過解釋這些甲骨文，就可以複原“文時代”的有關筆的信息。

甲骨文“尹”的字形就是手持筆，那根長長的豎線就是筆。尹就是刻寫書契之人。那時刻寫書契，并非單純地技術工作，而是作為契約中介的一部分。但是，契約中介并非一般人所能承擔的，而都是道德和義理水平很高的人，這些人被稱之為“大人”。

這張表摘自大人符号列表。甲骨文“大”，很像一個人形，但是卻不讀人，而讀大。甲骨文的“大”本來是指大人的大德。大人在外形上與一般人沒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德很大。“大”子所象的不是大人之外形，而是象的大人之内在的德。因此，我說甲骨文是“象德文字”。象内在的德，即象内在功能和屬性，而非象外在的形，才是甲骨文的造字基本原則。

在甲骨文無論是是大字作為一個基本結構，在其他字例中出現，其意思都是指大人，而非指一般意義上的人。“大”不是一個象形字，而是一個象德字，象的是大人之德、大德。記住這一點非常重要。請參考大人符号列表的第一行。

大人的主要職責是契約中介，這一功能就體現在甲骨文“儒”字上。儒的本字是需，更準确地說，儒、需在甲骨文時是一個字的兩個義項，春秋之後才由其甲骨文母字孳乳為兩個字。這個甲骨文母字的字形為一個大加兩側的四點，一側有兩點。

将這個甲骨文字形釋讀為儒、需的是著名曆史學家徐中舒，他也是《甲骨文字典》的作者。他依據的是字形演變的鍊條，列出了從該甲骨問字形到需的現代字形之間的完整演變鍊條。更重要的是，這一解釋符合《五經》義理，也符号中國上古史的實際。隻是很遺憾的是，徐中舒正确确定的儒的甲骨文字形，但是卻錯誤理解的其字形含義。

在甲骨文中，水字，尤其是作為字形基本結構的水字符号，也是象德文字，所指的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水，而是水的重要屬性，即水之德。那麼水的重要屬性是什麼？即水之德是什麼？是遵循、順應，對河道的遵循和順應。因此，甲骨文字形結構中的水字符号，一般都是指遵循、順應。

“大”字兩側分别有兩點，其意思就是，大人做為契約中介，位于契約雙方的中間，而契約雙方對大人是遵循、順應的。因此，儒的甲骨文本字的字形意思就是，被契約雙方遵循的大人，而大人則代表着道義、道。或者更簡單地說，儒就是大人。

但是，徐中舒卻象形原則，把甲骨文儒的本字字形中的水字符号看成了物理的水，将這個字字形的含義解讀成洗澡的人。這是錯誤的、庸俗的。

甲骨文“尹”也是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當然也是儒。隻是，“尹”更側重大人、儒的一項基本職能：替契約雙方書寫、刻寫書契。

甲骨文“夾”、“亦”的字形都是在描述大人作為契約中介的角色。甲骨文“夾”是現代的“俠”、“夾”等字的母字。“俠”含義與儒基本差不多，都是在人民之間執行道義的人，隻是這個字越來越民間化，後來發展成為“武俠”。而儒則是官方化，都是政府官員。

甲骨文“夾”的字形比儒更直接地說明的大人的契約中介角色，其字形就是大字兩側分别一個人。大是大人，人是契約雙方。甲骨文亦的字形則是大兩側分别有一點，是在描述大人對契約雙方的平等對待：對左方那樣，對右方也那樣。

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是依靠其道德、道義的威望和水平，義務地來為契約雙方提供評理服務的。通過大人的評理，使契約雙方消除分歧、糾紛，達成共識，最終實現契約的簽訂和執行。因此，大人在結繩和書契時代，承擔着保障契約秩序的實現和運行的功能，是中國文明早期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

在政府出現前，中國社會就存在良好的契約秩序，而這些秩序的基石則是作為契約中介的大人。政府在中國的萌發是從五帝時期開始，至堯舜時代成型。因此，五帝之前的三皇時代，就是一個無政府的契約時代，也可稱之為結繩時代。而這個結繩時代，也可稱之為“大人時代”，“儒時代”。社會秩序是靠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态的契約來維護的，而契約的保障則是大人、儒、俠、尹。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易 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老子說：“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也是大人而治、儒治。

作為契約中介，大人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為契約雙方刻寫書契，因此，大人也叫尹。尹的甲骨文字形就是手執筆。這裡的筆其實是刻刀，在書契上刻寫契齒文，是刻文，而非寫字。

“君”的甲骨文字形是尹加口，口的意思是大人的話，即大人為契約雙方的評理。君就是君子，其實也是大人、尹、儒、俠，隻是字形更強調其評理的功能。

甲骨文聿是在尹的基礎派生而來，僅僅在尹所持的筆上加了倒V符号，應該是指代所刻寫契齒文。甲骨文聿則是現代漢字“律”、“筆”、書”、“畫”的母字。也就是說，這幾個字在甲骨文時代是一個字“聿”，春秋之後在獨立分化出來。

大人、尹應刻刀将契齒文刻寫在書契上，書契的材質是小木片，這是中國最早的書寫材質。後來的甲骨以及竹簡都是在書契的基礎發展出來。

當作為書寫材質時，書契還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策”、“冊”。策是個體的，冊則是川成串的。策、冊都是起源于書契，甲骨文時代以及後來的竹簡時代，都進行了借用。

策的甲骨文母字是“朿”，是對一對刻着契齒文的書契的描述。由于契齒文很一排魚刺，因此，從“朿”中不僅派生出了“策”，還派生出了“刺”。策、刺的甲骨文母字都是朿。

實際上，進一步深入研究可以發現，“策”的核心義項實際上就是指一根根的契齒，即一根根的刺。這些刺實際上是數字符号，指代契約所涉及财産的數量。因此，策的另外一個重要義項就是數。現代很多文字研究者，認為策之所以是數，因為策是計數用的小木棍，這是錯誤的。策不是木棍，而是書契的契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