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芝，東漢草書大家。索靖，西晉書法家，尤擅長草。張芝、索靖同為敦煌人，又有親戚關系，索靖是張芝的姊孫，就是索靖要稱呼張芝舅爺，但兩人人生沒有交集，書法上索靖受張芝影響。

張芝文化藝術節上

張芝系東漢敦煌郡淵泉人，索靖系敦煌郡龍勒人。按現在的行政區域劃分，張芝是甘肅酒泉市瓜州縣四道溝老城一帶人，索靖是敦煌市人。現在瓜州有“草聖故裡”的招牌，并且建有張芝紀念館，還有甘肅·瓜州張芝文化藝術節，至2019年已舉辦了七屆。

張芝文化藝術節

張、索二氏均為敦煌(郡)望族。張芝的爺爺張享曾任漢陽(天水)太守，張芝的父親張奂更是屢立功勳、聲名顯赫的将軍，張芝的母親是富家閨秀，淑慧賢良，張芝就生長在這樣一個大家庭裡。敦煌索氏原居河北巨鹿，于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設置敦煌郡時遷入敦煌，累世宦官之家，這一支後來被稱為“北索”。在曆史長河中，“北索”影響大于“南索”，在從漢末到唐末的八百年間，索氏族人一直活躍在變化紛繁的敦煌曆史舞台上。

張、索二氏均為敦煌望族，族史均在《敦煌名族志》有記載

張芝情操高潔，不慕功名，朝征不就。索靖卻不然，他深受晉武帝器重，可能聯姻晉朝皇室，生前擔任過西晉的重要官吏。張芝初善章草，後脫去舊習，省減章草點畫、波磔，成為“今草”他從民間杜(操)、崔(瑷)那裡汲取了草書的藝術精粹，創造了跨時代的大草“一筆書”，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一筆書”的開先河者，《冠軍帖》碑譽為草書之冠，為張芝代表之作。索靖書法受張芝影響很深，尤精章草，其傳世作品有《出師頌》《月儀帖》《急就章》等。

張芝《冠軍帖/绛帖》：知汝殊愁，且得還為佳也。冠軍暫暢，釋當不得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

張芝《冠軍帖/绛帖》：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終年纏此，當治

比較張、索書法，書法界認為：

“精熟至極，索不及張芝；妙有餘姿，張不及索靖”。

敦煌地區的書法在魏晉時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正緣于張芝、索靖領軍人物的巨大影響，直接普及和推廣了草書，使草書藝術真正在社會上站穩了腳跟，并對中原地區的書法創作産生了巨大影響，體現了敦煌書家敦煌書法的曆史價值。但是，值得深思是，敦煌遺書中的草書作品，并非是張、索書法模樣，而是與張、索書法并無直接的傳承關系，既無相傳張芝所書《冠軍帖》那樣的連綿激蕩的大草形式，亦無相傳索靖所書《月儀帖》那般“标準章草”的模樣，卻表現出了自己相對獨立和穩定的另外一番模樣。

索靖《月儀帖》局部之一

這裡我們可以做個猜測，一種可能是：當時抄經者大多為寺院僧尼和以抄經為業的經生，雖然他們同屬“知識分子”，但是他們中大多數社會地位低下，不大容易接觸得到大家名帖。在那個時代，書法藝術主要是貴族、文人士夫的雅玩，隻限于在高層，傳播手段的落後，張、素書法不可能印刷成冊、廣播天下。

二是：宗教崇拜的超穩定性、古體尊崇的膜拜心理和世代相因的保守習慣，使得抄經體系擁有極強的獨立性和穩定性，不易受“流行書風”的影響。抄經者第一次抄經時必然選擇書法高手之作，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書法水平。後來抄經者習書的範本就是前人抄寫的經卷，抄經時又須依照舊本，不摻己意，導緻寫經書法往往滞後于時代書風很多年。

索靖《急就章》局部

三是：抄經是項虔敬佛祖的功德，總的要求是“端嚴而凝神”，張、索書法為草書，并不直接适用于佛經抄寫。“楷體抄經”已成規矩，隻有疏、釋、略述、宣演之類，不再像經典那麼莊嚴，加之字數動辄數萬字，為提高效率才“變通”選擇行草書和今草書。再者，抄寫經疏終究是為了持誦，草書實在難認，所以也不允許用草書抄經。

在敦煌遺書中書體，西晉之後的正式隸楷過度時期，很明顯能看到楷書發展的脈絡，所以他們的書法正是以他們各自的楷書，或行書面目耳濡目染着寫經書法。但在寫經卷中也有很多長草寫本，但誰能肯定寫本中的章草筆意和行草風格不是出自張、索，隻是長草類書體應用不那麼廣泛。

書法的相互融合與影響，或局部或廣泛，都有可能，但我們還是可以大膽揣測，張芝、索靖的“實用書法”作為時代和地域性，一直引領着書法潮流。可以這樣認為，張芝、索靖書法的影響是間接的，但并不排除直接影響的可能性。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書法史長河中，點滴之水都是營養，惠及每一位書法愛好者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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