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是辜鴻銘最有影響力的作品。 晚清以來，中國形象被嚴重扭曲。學貫中西、特立獨行的辜鴻銘，于1915年出版用英文寫成的《中國人的精神》，用自己的筆維護了中國文化的尊嚴，改變了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此書一出，轟動西方，後被譯為多種文字。

今日，談談辜鴻銘的辮子。

閉着眼睛想象辜鴻銘，呈現在眼前的是電影《建黨偉業》裡劉佩琦塑造的那個形象，頭戴禮帽，身着長袍馬褂，手拿文明棍，身後還站着一個英國管家，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他後腦勺上的那條大辮子。在這個充滿新思想的北大校園裡，這條代表舊習俗的大辮子無不讓人側目。可辜鴻銘的解釋是:“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而諸公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有形的辮子好剪，心中的辮子就不好說了。”

可這個辮子究竟是個啥？

在滿清貴族看來這是對其統治合法性的認同，所以戊戌變法時，老太後的聖懿就是“汝但留祖宗神位不燒、辮發不剪，我便不管”；在革命黨的眼中，那是“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亡國滅種；是自1644年以來，文明被野蠻征服的恥辱；在辛亥前夜國人心裡，這是落後與封閉的表現；在清末洋人眼裡，這是愚昧和野蠻的象征。

在當時看來，剪了辮子就是先進的、開明的，留着辮子就是落後的、保守的。但第一剪掉辮子的卻并不是這些激進的革命黨人，而是一些孩子，這些孩子就是“洋務運動”時期的官派留學生。

這一百多個隻有十多歲的孩子第一次離開祖先的土地，在輪船艙内，太平洋的風浪掏空了他們從來沒有被五谷雜糧填飽過的腸胃；在火車窗外，大平原上奔騰的野牛群激起了他們血液中沉睡多年的野性。當那黃色小臉上一對對黑色的小眼睛驚奇地看着費城的自由鐘時，一群金發碧眼的同齡人也圍着他們取笑道:“chinese girl! chinese girl!”這讓他們感到很難堪，尤其當他們知道“chinese girl”的意思後，就開始厭惡自己頭上的辮子了，有些更小的孩子甚至委屈得哭了。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在兒童單純的自尊心驅使下，他們拿起了剪刀。這樣做的後果便是清廷提前結束了他們的學業，将他們草草召回國内。

但是變革的種子已經埋進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了。随着甲午戰争的失敗，美國和南洋的華人青年的辮子不見了，接着是越來越多的旅日學生和革命黨緊随其後。到預備立憲時期，咨議院已經有議員開始提案“剪發易服”了，再往後天津的警察，新軍士兵也開始鉸辮子了。連清廷外派的考察團，辮子也鉸了七七八八。但是滿清這個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仍百般阻撓，死死抓着這根辮子不肯放手，最後隻能在武昌的槍炮聲中，躺進了自己已經掘好的墳墓裡、而中國人也迎來了長達數十年的大革命，這是誰都始料未及的。

可究竟為什麼要跟個辮子過不去呢？

1644年，滿清趁明朝内亂入駐中原，總共也不過二十多萬人的八旗子弟，統治了上億的明朝遺民。作為統治者，内心是恐懼的，而白山黑水的漁獵文化在強大的漢文化面前也慚愧得擡不起頭。

為了讓億萬黎民認同他們統治的合法性，在屠刀和剃刀的揮舞下，我們有了這條辮子。兩百多年後，在工業文明的沖擊和堅船利炮地打擊下，我們又不想要這條辮子。女真人的辮子之前就是“金錢鼠尾”，幾乎跟光頭差不多，那是漁獵民族為了生活和戰鬥方便而選擇的一種發型，并沒有什麼其他的含義。讓辮子變成一種符号的是人，而其根源就是人内心的自卑感。

辜鴻銘出生于南洋，自幼随布朗夫婦來到歐洲，後求學于德意志，獲得過十三個博士學位，會說九種語言。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成就已經首屈一指了。所以在他看來，長袍馬褂不過是一種包裝方式，腦後的辮子是他非主流的一種喜好，所以辜鴻銘才會說出:“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諸公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有形的辮子好剪，心中的辮子就不好說了。”

對辜鴻銘來說，辮子不過是一個發型，它跟短發、長發、卷發一樣。留辮子不過是人家的文化偏好，是扮酷、是個性化的體現。而拿着辮子上綱上線，逼着人家留辮子或者剪辮子的，那麼辮子就是他們秉持的立場，不管哪種立場，強迫别人接受的都是有問題的。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辜鴻銘能做到“己所之欲也不施于人”，這就高人一等了。

那麼，快去看看他的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