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明的覆蓋面向西延及河西走廊，時間不算太早。西漢置四郡于茲，郡名恐怕都屬于用漢字記音的當地地名。東漢人應劭注《漢書·地理志》，謂“張國臂掖，故曰張掖”，隻可能是一種望文生義式的“通俗辭源學”解釋。敦煌和吐魯番兩地名同樣是進入漢語的外來語詞。著名的古代于阗塞語專家貝利在數十年前已指出，兩者都來自塞語、中亞粟特語等所屬之東伊朗語族的語詞 druvāna（或者也可能是經壓縮的druva-pāna），譯言“堅固的城堡”（按、于阗語druva-即譯言堅實、穩固）。白一平和沙加爾在不久前出版的《上古漢語的新拟構》裡指出，上古漢語裡帶-r收聲的字，在中古漢語中多被置換為-n或-j。所以中古漢語讀作dun的“敦”字，其上古發音當為dur，正好用來譯寫源詞裡的首音節dr(u)-。至于用“煌”來譯寫-vāna，蓋因古無輕唇音，故以漢字寫其音時讀van-為wan-，詞尾的a省略不譯。吐魯番之名曾以tturpane的形式出現在于阗塞語文書裡。該地名今雖僅存于維吾爾語中，作Turpan，但它顯然是維吾爾人在進入新疆時從更早先的當地土著人群那裡承繼來的原有地名。所以它也理應從druvāna或 druva-pāna演 變 而 來（druvāna/druva-pāna﹥turpan），且由其原意轉義為指稱整個盆地的專名。

　　那麼它們最初究竟是誰家的“堅固城堡”呢？我以為它們最早應是月氏位于其疆域東部的兩座邊城，由以控厄分别從塔裡木盆地和天山北麓進入東亞漢文明地區的咽喉要道。這裡涉及到 《史記·大宛列傳》所謂“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之語裡的“祁連”到底是哪座山的問題。若其所指真如一般以為的是今祁連山，則月氏作為一個遊牧大國的生存空間就未免過于局促了。全祖望曾考證雲，漢代有兩祁連，分别是“甘州（今張掖）之祁連山”（即今祁連山）和“伊州（今哈密）之祁連山”（今東部天山）。馬洛裡和梅維恒在所著《塔裡木古幹屍：古代中國與神秘的來自西方的最早居民》裡主張，月氏始居之祁連，乃北祁連是也。此說看來與月氏之為遊牧大國的史實更相符合。敦煌和吐魯番所以會成為月氏東方的兩大重鎮，因此也就完全得以說通了。

　　遊牧于東部天山北側的月氏人，至少曾将天山以南的塔裡木盆地東半部分納入版圖。唐時尚稱該地為“睹貨邏”；唐後期遷到那裡的回鹘人亦以“吐火羅”名之。月氏人說的是一種東伊朗語，與被他們征服的吐火羅人所說的吐火羅語不能互通。但據貝利的研究，“睹貨邏”或“吐火羅”是一個東伊朗語詞彙，可以拟構為tu-gara，譯言“大山脈”，在此處系指東部天山而言。然則吐火羅是月氏統治者對被征服的大山以南綠洲居民的稱呼，而不是“睹貨邏人”的自我稱謂。随着月氏人受稍晚興起的匈奴侵逼而西遷，月氏帝國以山北為其根據地、而稱山南被征服地區為睹貨邏的國土結構，也被他們照搬到錫爾、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地帶，以及阿姆河南岸的希臘化國家巴克特裡亞的故土。于是在阿姆河南北兩岸也出現了一片以“睹貨邏”命名的地域。相隔萬裡之遙的兩處“睹貨邏”故地，都見于追述玄奘西行求法的《大唐西域記》。

　　然而，保留在唐代文獻裡的這個地名，是否還可以向前一直追溯到月氏時代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個源于tu-gara的地名，在《史記》裡就被轉寫為“大夏”！

　　司馬遷在叙述張骞西使之行迹時提到的 “大夏”，向來被解讀為從阿姆河南岸發展起來的希臘化王國巴克特裡亞。關于“大夏”如何被“吐火羅”摧滅的過程，其頭緒因中西史料的畸零不全而顯得極為複雜。然而巴克特裡亞何以被漢文史料稱作 “大夏”？這個問題從未獲得過真正令人滿意的解答。或因西漢隴西郡置有同名的大夏縣，以及中國古文獻裡一些混沌不清的記載，遂據漢朝人“相信”而遽然斷定，此一明顯屬于東伊朗語文化圈的希臘化人群，竟是從中國晉南西遷的堯帝部下、“陶唐氏遺胄”。是說無論如何難以使人信服。

　　“夏”字在 3至 4世紀之前是以gr-開頭的複聲母字。《史記》記錄的中亞“大夏”，實在就是tu-gara的漢字寫音形式。它隻能是因月氏西遷而從塔裡木被移植到阿姆河南北的一個新的“睹貨邏”地區。它既然位于巴克特裡亞王國的故土，則《史記》在追述不久之前發生在該地域的事件時，用後來形成的大夏—睹貨邏之名指代業已滅亡的巴克特裡亞，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我們斷不能因此就以為，它原本就是用來指稱巴克特裡亞的漢語專名。

　　經貝利揭出的睹貨邏—吐火羅之名源于tu-gara的秘密，令我們想起長久沒有解決、甚至長久沒有人試圖解決的昆侖山之名的來源問題。昆侖一名的辭源，或許就是譯言“山”的伊朗語詞 gara（gara﹥gar-ran﹥gan-ran﹥昆侖）。若然，則昆侖山一語的構成，頗與密西西比河同。密西西比者，本為印第安語河流之意；在它之後加一“河”字，當地語裡原指代河流的普通名詞就變成專指某條河的特殊名詞了。漢語以昆侖為山脈專名，正與密西西比之變身為專名相類。

　　最後還想順便談談月氏一名的讀音問題。月氏之月應讀若肉的說法，見于北宋初樂史所著《太平寰宇記》卷184“大月氏”條。那時候漢語中“日”聲母的音值尚未“兒化”為 r-，而仍然讀作nj-。因此屬于“日”聲母的肉字，與屬于“疑”聲母（ng-）的月字，讀音差别不大。換言之，樂史之說在他的時代是可以成立的。然而 12至13世紀後，“日”母發生“兒化”（nj-﹥r-），月字與肉字的讀音差别因此也變得很大。此後再沿用過去的說法，讀月為肉，就根本不可取了。至于月氏之氏應讀若支的見解，則至今看來仍是正确的。無視古音早已變化，而欲以今音訓古讀的類似問題，還發生在龜茲應讀為丘慈、車師應讀為拘師，乃至吐蕃應讀為土播之類似是而非、但流傳極廣的主張之中。對這方面的曆史地名知識作一番清理，或許還是有必要的。

　　（作者：姚大力 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文彙報·文彙學人 2018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