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3 郭靜雲 曆史考古與上古文明

【核心提示】當研究者叙述出問題所表達的現象後，最關鍵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後意義，但這顯然是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學界經常讨論的“考古與曆史如何相配”問題，實際含義應該是在人類曆史整體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學與文獻學如何相配。在此命題中，一切所謂的“學科”，實際上僅是不可或缺的各種研究方法、工具罷了，并非兩相獨立、互不關聯的學術領域。

一切學術研究，皆由設置問題開始。但是，由于現今過度區分專業和學科細分，使得每一門獨立的學科，都隻能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内對所研究問題加以描述。當研究者叙述出問題所表達的現象後，最關鍵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後意義，但這顯然是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學界經常讨論的“考古與曆史如何相配”問題，實際含義應該是在人類曆史整體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學與文獻學如何相配。在此命題中，一切所謂的“學科”，實際上僅是不可或缺的各種研究方法、工具罷了，并非兩相獨立、互不關聯的學術領域。

文獻學的方法，首先要确定的是研究者閱讀文獻時所采取的角度，比如一切先秦叙述曆史的文獻，應該歸類于“神話”。如此定位，并非質疑其不可靠，或是暗指其僅為先人的想象。曆史神話隻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在世界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經過口耳傳承後才被記錄下來的古史，早已變成“神話化的曆史”，且在經由漫長時間的演變後，最後又成為“曆史化的神話”。這代表了文化中對古史神秘化、神聖化的理解，即一種超越性的“神史”理想。倘若完全沒有文獻之外的資料，研究者便隻能經過文獻之間的對照，來發現隐藏在其間的某些問題，并嘗試解讀這些密碼。但是，近百年來考古學的發展，開始為研究者提供另一把鑰匙，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早期曆史的原貌。

從史學角度來說，考古出土殘片也比後人編載出的完整故事價值高，因為這是真正第一手的古代人類社會存在之依據，但是我們該如何從零散及腐爛的殘片複原昔日古代社會生活、古代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的階層結構和社會活動、經濟與權力的發展核心、精神文化及古人的欲望、信仰和禮儀、社會理想和價值觀等問題呢？首先，必須厘清幾個概念：将史學研究人類社會的目标與考古所能提供的資料作對照，從而厘清其間的異同；經過對考古遺物的各種分析，可以探索出古代的生産技術；經過對各地遺址進行長期發掘、研究，可以推論該技術的來源及被采用的範圍。例如，新石器晚期以來，在面積很大的範圍裡，有些經常被使用的工具（如石斧、石锛等）和陶器（如鼎、豆等）是随處可見的，其統一化程度相當高。由此，我們是否可推測采用這些技術的地區，都屬于擁有同一物質和精神的文化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采用某技術的範圍，顯然可以比文化的範圍要廣。

讓我們進一步來看，距今6000年前，長江中下遊地區存在着大溪—屈家嶺文化、馬家浜—崧澤文化和薛家崗文化三大體系。依此，我們是否可以推測當時的長江流域，就僅僅隻是三個大族群的生活範圍？或更甚者，将之推論為三個大國存在的證明？顯然并非如此，因為生産技術、考古文化和族群、語言、政權，乃是不同層面的現象，因此，我們若僅從考古文化和遺物來加以思考，則難以直接連接到古代社會生活的複原，必須采用更細緻的研究方法，将考古和不同史料兩相對照，方能得出更加精确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獻及考古兩套“工具”之外，研究者還需要更加了解地域環境所産生的生活方式、地區之間的關系等。因為文化、國家的肇始，就是在這些“關聯”中産生的：人與大自然的關聯、人與人的關聯、族群關聯、地區與空間的關聯、生活方式的關聯、時代的關聯，等等。這些關聯即是人類曆史的脈絡。

我們還應該認清，無論多大範圍的研究，皆奠基于對許多細節的認識，且離不開個别小地區對象的實據來佐證，這不是那種看似宏觀實際上卻遠離現實狀況的空泛理論，而是實際聚焦于生活、人群、社會之間的互動；同時，無論多麼小範圍的研究，亦皆離不開大脈絡的背景、人生、人類、社會生存的一些核心規律。用顯微鏡觀察每一細胞，用望遠鏡觀察星系的關系，就這樣在宏觀和微觀之間，我們方才能夠近于了解人、社會、地區、時代之間的關聯性，才能觀察曆史演化中的社會與人生。

（作者系台灣中正大學曆史系教授、廣州中山大學珠江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