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林子堯

2022年10月11日，澎湃新聞發布了一條《求擴散！記者在舊貨店發現一本家庭相冊，想物歸原主》的稿件。起因是2019年4月23日，記者許海峰在虹口區霍山公園對面的舊貨店發現了一本家庭相冊，在一衆舊物裡尤為突出。從單人照片，到春節合照，記錄了一對夫妻相知相愛，養育的六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愛意緩緩流淌。

在找尋失主，歸還相冊的過程中，随着澎湃新聞了解的深入，逐漸牽扯出一對夫妻相濡以沫的愛情故事，一段家庭的塵封往事——

“我們的感情是永遠美好的”

父親買下第一台相機的時候，老相冊的制作已經接近尾聲。這已經是家中第二本相冊了。上海牌201，折疊式。17歲的邵德民捧着它，“咔——”1966年，虹口公園，一家八口整整齊齊站在鏡頭前，他拍下了人生第一張全家福。

一家人在虹口公園留影

父親邵海泉是無錫北門姑裡人，雙親去世得早，親戚帶他來上海闖蕩生活。初來乍到，身無分文，他還是花一塊錢在外灘的碼頭旁照了一張相，後來把它貼進相冊裡，寫道：“上海，你真是個繁華的城市。”

早些年，父親常混迹在上海火車站，做雜工、擺小攤，白布張開，玩具、花生、水果...散落在上面。沒人的時候，他扭起三分錢一個的玩具青蛙，“嗞—嗞—哒、哒、哒——”看着它從這頭跳到那頭，再從那頭跳到這頭。一天下來，白布上，留下許多細小的，一對對楓葉形狀的腳爪。

靠着擺攤的關系，他和周圍的司機師傅熟絡了，無家可歸的日子便有了着落。打好招呼，趁着晚上夜深人靜，司機便悄悄放他去路邊停的車裡睡覺。“我爸爸呢，就像一個流浪漢一樣的，就是在馬路上睡覺的。”

日子久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他在虹口溧陽路的一間二層煙雜店租了一個竈間，晚上就有了固定的落腳處。後來，煙雜店的老闆就成了他老丈人。“我媽媽呢，獨生女，我外公很寶貝，見爸爸踏實又能幹，想既當女婿又當兒子不是挺好的，就把他做了招女婿。我爸爸就是《林家鋪子》裡的壽生。”

父親無依無靠，如外公所預料的一樣，訂了親就一心撲在他家，學甯波的做派腔調。“外公是甯波人，我們吃的用的都是在講甯波話，習慣也是甯波的。我現在講的，就是上海甯波普通話。”一家子都是“上海甯波普通話”，逢年過節的宴會上，湯圓的芝麻餡必是現磨的，裹了豬油包進去。苔菜年糕必不可少，應季海鮮是最後一道大菜。這樣的習慣，一直延續到第三代。

1941年底，他們在貴州路160号的中國大飯店舉行了婚禮，妻子穿中式旗袍，丈夫穿西裝。後來，父親把他和母親的合照嵌在相冊中間，下面寫道“我們的感情是永遠美好的”。

二姐照片

那時，相片要一元錢一張。到照相館去是一件大事。但王開照相館的老闆，會專門請二姐免費去他那裡照相，沖洗出來、放大，把它和許多明星海報一起貼在櫥窗裡。三妹很羨慕：“二姐是我們當中最漂亮的一個。我們當初那個時代，有幾個女孩像她長得那麼漂亮，打扮得那麼時髦？沒有，很少的。”所以提籃橋的居民，來來往往，都知道邵家有個漂亮姑娘。

六個孩子帶起來總是辛苦。冬天早上，一個一個喊起來，排隊洗臉。“我們洗臉，兩個臉盆兩側，一隻臉盆洗手，一隻臉盆洗臉。”三妹是其中最像男孩子的一個，咋咋呼呼，淘氣時總被父母罰去牆角站。“我頭發還又硬又多，早上起來，容易翹出來嘛，爸爸就給我紮，手又很粗，我都疼死了。你看照片上最難看的一個人就是我。第五個妹妹和我兩個人是小眼睛。他們都是大眼睛。”

結婚後不久，父親找到了一份中央市場的後勤保障供應工作。由于市場是日本人開的，他便學了日語，來往打點間，也說得流利。父親練得一手好書法，提籃橋哪裡有新開張的店面，有時也叫父親去題字。他寫字往往不收錢，紅旗食品店的招牌，當年就出自他手。父親也偶爾當司機的差使。有一天，他送大老闆去百樂門跳舞，等候的間隙，在門口買了一張。等到開票那日一看，中了大獎——大西路的一套花園洋房。“全上海隻有三個人中，當時的市長吳國桢還見了他，第二天上了報紙。”

“我們小孩都喜歡大家擠在一起，不肯去住。我爸爸說每次去呢，要付人家保安和打掃衛生的人好多錢，就把這房子賣掉了。”賣掉換了一大筆錢，拿十二根金條，頂下了海門路上一處石庫門的房子，沿馬路，開了一家煙雜店——複大成煙号。

如今雜貨店已經變成了“黃山菜飯”。許海峰 圖

“我父親家生意很好的，因為海門路地段很好，提籃橋地區是虹口區的商業中心。原來這有三個電影院，在霍山路有東山戲院，在海門路有東海電影院，在東大名路有大名電影院，我們這個店，就是在這三個電影院的當中。看電影的人都要來我們這裡買東西。那時候爸爸想搞一點點心吧，賣面包啊，賣一點糕點啊，誰想到我們六個小孩全都趴在櫃台上，把東西全部吃完了。”

他們的鄰居也有猶太人，講上海話。“做菜的廚師送給我們好多碗啊，盆子啊，都給我們，但好像沒好好保存吧，不然現在也捐去博物館了呀！”不光是鄰居，猶太人也喜歡和他們做生意。這是碼頭附近唯一一家賣香煙的店。父親通過中間人摸清喜好，猶太人便能在這裡找到他們愛抽的煙絲，配合着煙鬥、皮夾子一起售賣。“他們買東西很慷慨的，買各種在船上需要的東西。”

“1966年以後，擁有相冊就不稀奇了”

父親最疼的是獨子邵德民。“他們平時對我和其他子女不一樣的。比如我那時候早餐要吃包子的，肉包和豆沙包。我考幼兒園的時候，他們問我肚子餓了吃什麼，我就說吃包子，他們都笑了。”那時候，大餅油條一個是三分錢，包子是一角錢，大部分人早餐隻吃泡飯。

邵德民年幼時留影

“我媽媽燒燒飯啊，結結毛線衣啊，我爸爸就動動腦筋，夫妻兩個互相幫襯着過了。”日子随着煙雜店的興盛一點點豐裕起來，但有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錢依然要盤算着用。去虹口公園是一件大事，一家人都要梳洗打扮一番。門票五分錢一張，進去了拍一張照，沖洗印刷，一塊錢，都算作消費。父親在家喜歡練書法、唱京戲。他教大姐唱《四郎探母》，在一旁拉胡琴。“父親很喜歡我，從小教我記日記、讀古詩，教我唱戲。我唱得不好，他打我手闆......兒子邵德民也喜歡聽戲，但與父親不同，他喜歡紹興戲。東山戲院裡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他聽過好多遍。那裡一天唱兩場。晚上家裡宵禁，媽媽就白天帶他來，從一點半坐到四點半，可以還家裡一下午清淨。

1954年，公私合營，煙雜店收歸國有，父母被分配去不同的百貨公司做了采購員，從早上八點站到晚上八點。父母很少吵架，“我媽媽她，從來不一個人出去，一出去就是兩個人一起走，都去的。他們兩個人很要好的，出去老是手牽着手走的，周圍街坊鄰居都知道的。”

日子困難一點，他們就拿過去值錢的東西當掉——衣服、首飾、黃金，拿來折價貼補生活。三妹十四歲的時候，和二姐一起被母親送到溧陽路的外婆家裡住，一個月三塊零花錢，吃喝都不在家裡。那時候，外公外婆已經去世了，偌大的石庫門房子隻剩她們兩個。三妹放學回家，會沒來由地想起小時候被父親賣掉的花園洋房，那裡未曾謀面的清潔阿姨，“開一次門都要收費”的保安，被兄弟姐妹簇擁着的，不肯搬遷的童年。洋房是不是也像這裡一樣？她已經很久不和家裡一起吃飯了，一個月三塊錢不容易吃飽，但她還是長到了168厘米 ，高高大大的，在學校裡報了跳高體育生。那時二姐已經在卷煙廠工作，長得瘦瘦小小的。夜裡害怕的時候，她和二姐在一張床上抱着睡。白天又會打得不可開交。“我和二姐打架，她打不過我，回媽媽那去了！”從此，外婆的房子隻住了三妹一個人，直到她19歲結婚，将這裡裝潢一番，做了婚房。

為了獎勵邵德民考上澄衷高中，父親給他買了相機，機身70元，鏡頭80元。又買了一套沖洗設備，最貴的是放大機，200元。“我父親是非常喜歡攝影的，所以我後來在家裡也搞攝影了。以前他拍的照片，我從底片沖洗到放大我都會的。就是為了培養我，他才買的。”

一整套沖洗設備放在家裡的閣樓上，不見天日，從前閣樓是小輩的房間，兩個姐姐搬出去後，家裡寬敞了不少。沖洗照片的時候，他就把設備從閣樓搬到亭子間裡，兩側窗簾一拉，就是一間暗房。為了省錢，邵德民自己買藥粉、研究配方、做藥水，從家旁邊的膠片廠撿邊角料拼貼起來，再裝進膠卷盒裡，沖印時可以省下一大筆錢。“我父親買了設備以後就開始教，設備書都是我自己搞的，一點點懂了以後，需要什麼，我給他說，他就提供我資金。”

“搞攝影成本就這樣。自己拍照成本降下來了就沒什麼。”後來，他幫巷子裡的街坊鄰居印了不少照片。那時候就不再收錢了。

相冊封面

1966年以前，家裡有兩本相冊，一大一小。這本大相冊留下來了，和父親做的剪貼報、書摘摞在一起。邵海泉在自己大女兒的照片下寫“我是大阿姐”，二女兒下寫“我熱愛自己的職業——繪圖”，三女兒下寫“我不動，你快拍”，四兒子下寫“小亭梅柳，百花齊放”，五女兒下寫“不，我是六年級生”，幺女兒下寫“六點鐘了，大姐快回來了”。

“我自己也有相冊，和同學一起的合照。66 年以後，擁有相冊就不稀奇了。因為我們有了照相機，自己能拍、能沖、能洗、能放。照片就很多，就沒有這本稀奇。這是父親最用心的一本。”邵德民說道。多年後，他從澎湃新聞手中再度拿到相冊時，語氣有些激動：“我能取回相冊，已經是很感謝你們，其他都是小事了。”

“夏天夏天悄悄過去留下小秘密”

邵德民沒能念完澄衷，就被分配“上山下鄉”。後告病在家，直到1977年恢複高考，他考上了上海師範大學物理系。

但他一直在拍照。“父親當時能花這些錢培養我，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後來在家裡也是搞搞攝影。”他一直用黑白膠片，也給自己的小家庭拍照，直到數碼相機的普及。”比起數碼，我還是更喜歡膠片。數碼太快了，咔嚓一下，五六張照片都出來。但膠片要等，等那個最好的時刻，一次隻拍一張。”

邵德民 圖

他最得意的照片一張是在納米比亞國家森林公園的獅子——等了一個多小時，終于等到一瞬間，他抓住了。當時隊裡一位同行老人拿不動長槍短炮，隻帶了一個索尼的變焦機：“這還可以打鳥的，一機打天下！”邵德民聽後也買了一台，但買回來以後，他幾乎再也沒拍過照。

“我現在都不用了，就用手機拍，手機都1000萬像素了。”

那時，大姐和二姐已經從石油化工廠和供電局退休了，三姐也從江陰回到了上海做采購，他從做老師轉去了供銷處，五妹和六妹分别還在卷煙廠和大衆汽配廠，準備退休。

六子女留影（上）

六子女留影（下）

父親過世已經有一年了，突發性腦溢血，終年96歲。老年癡呆的母親從此患上了厭食症。

“我母親90歲以後雖說是老年癡呆了，但是我父親去世她還是知道的，也哭了幾次。得了老年癡呆症後就不能清楚地表示自己要吃喝的意願了。所以肯定是加速衰老了。”

父親去世的十天裡，黑白照前點上三炷香，延綿不斷。家中白紙花、黑布環繞，子女各戴孝十天。“她看得見的呀，可能她也很難過，但是她的表達我們已經搞不清楚了。

在母親生病的前兩年，像年輕時一樣牽着她的手散步，吃飯時看着她、喂她吃東西，陪她聊天，從不留她一個人待着。三妹來看她們，她到老了也還是高高大大，衣服寬，剛好合母親的身。“爸爸看見我身上的衣服漂亮了，就叫我脫下來給我媽媽哦。說這件衣服也好漂亮啊，你媽媽可以穿。然後我媽媽呢，給我爸爸一天到晚打毛線，打得也好漂亮。”三妹回憶道。2018年，母親也因髒腑衰竭，終年94歲。

生命最後的兩年時光裡，母親一個人住在海門路的房子裡，父親走了，兒女也都成家了，身邊隻有兩個保姆照顧。“我們都是有家庭啦，有小孩啦，平日裡忙，所以就喊了兩個保姆過來了。爸爸走了，我們就沒有他照顧得那麼好了。”

1942年父母合影

“他們說感情好的夫妻，不會超過兩年。兩年之内一定都是一個走了，另一個相繼也要走的。所以我爸去世了，我就想媽媽在不久了。”

2018年年底，家裡空蕩蕩的，海門路的房子出租了。邵德民花了八百塊錢，請人把家清理了一遍。閣樓上的東西搬空了——剪貼報、書和相冊，以及許多記憶裡沒有命名的舊物，被來人清理了，有些扔到垃圾桶裡，有些流到舊貨店，比如這本老相冊。

2021年4月，提籃橋片區正式召開拆遷動員大會，這裡将按照北外灘“一心兩片、新舊融合”的總體格局，保留曆史風貌，重新修繕。邵家的老房子人去樓空，弄堂裡連隻貓都不見，門封起來，砌成了一面灰色磚牆。

來年深秋，邵德民再度回到這裡，對同行的記者說：“這扇門的照片你們拍下來，回去發給我一張。”此時，輾轉經澎湃新聞之手，這本相冊又回到了他們手上。但現在，他們似乎更愛用手機相冊。微信上，他們轉發過來一組父親93歲生日那天的電子相冊。開篇，爸爸坐在猶太人紀念館對面的白馬咖啡館座椅上——雙手垂放在膝蓋上，額頭光亮，兩鬓斑白，嘴微微含着，像要開口說話。駝背、皺紋、白發，所有形容老人的詞都可以留在他身上，也可以随時從他身上脫落，挪到另一個老人那裡。

形容詞變得籠統，也許是衰老的開始。“哎呀，老了是很可憐，我想我爸爸媽媽老了，我們沒住在一起，在他們旁邊。一個人很可憐的，我手機什麼東西都不會操作，都是商場裡的小帥哥美女教我的。哎呀，我碰到什麼困難都是到商場裡面去。”如今他們的孩子也老到要靠孩子的年齡了。

電子相冊的背景音樂在放《粉紅色的回憶》，連邊框也是粉紅色的，周圍冒着特效泡泡。照片依次旋開去，下一張又彈出來，韓寶儀在大聲唱：“夏天夏天悄悄過去留下小秘密，壓心底壓心底不能告訴你......”

老相冊躺在一邊，翻頁裡有經年陳舊的味道。

本期資深編輯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