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人們對康、梁的曲解、誤解是根深蒂固的，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有待于新史料的發現，更有賴于曆史觀的改變。公正地對待一個曆史人物，有時真的很不容易。

　　近年來，關于康、梁在戊戌維新變法中的作用，可以說是衆聲喧嘩，意見紛呈。比較突出的看法有以下幾種。一種認為，康、梁在變法中的作用本來沒這麼大，由于事後他們在講述這段曆史時将其作用不适當地誇大了，而且很長時間以來，戊戌變法的研究者多以他們提供的這些材料為依據，故而高估了他們的作用。另一種認為，康有為應該為戊戌變法的最終失敗負責，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進，是戊戌變法沒有成功的重要原因。還有一種意見，直接指向康的品性，指責他狂妄自負，導緻了與其他改革勢力離心離德，像以張之洞為代表的群體，不僅不與他合作，甚至給他拆台，不願意看到他的成功。再有一種看法更充滿戲劇性，據說慈禧原本并不反對變法，如果不是康有為處理不當，竟想要鼓動袁世凱兵變，圍慈禧于頤和園，慈禧是不會突然變臉，發動政變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三人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

　　這些說法在坊間流傳甚廣，影響極大。這也恰恰說明了，在中國，隻要是改革、變法，都很難為人所理解、所接受，不僅當初如此，百餘年後，亦複如此。事實上，在清末那樣一個萬馬齊喑、萬喙息響的年代，康有為的舉動的确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要知道，清王朝對讀書人的管控是極嚴的，不能随意談論政治，更不許随意上書。康有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許問政的禁令，上書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時危，是冒着殺頭乃至誅滅九族風險的，由此可見他的氣概和膽識，确有過人之處。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開篇就寫道：“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以布衣伏阙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并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緻強之故事，請厘革積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當時舉京師之人，鹹以康為病狂。大臣阻格，不為代達。康乃歸廣東開塾講學，以實學教授弟子。”

　　如果說“公車上書”是康有為為清王朝敲響的警鐘，那麼，很顯然，清王朝的統治者并未因此從昏睡中醒來。僅僅時隔六年，中國就遭遇了更加慘重的失敗，而這次竟然敗給了自己的鄰居——“蕞爾小國”日本。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其中要求中國承認朝鮮國獨立，并割讓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遼東半島，賠償白銀二萬萬兩。這件事給中國讀書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這時，恰逢各省舉子雲集北京，大約有五千人之多，這些人都是前來參加會試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将成為這個國家各方面的人才。康、梁一直活躍在他們中間，不遺餘力鼓動“公車上書”，力陳變法圖存，痛下哀聲。康氏很快成為一顆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在衆多舉子中脫穎而出，一鳴驚人。

　　維新派人士群像

　　康、梁曆來被人們說成是“公車上書”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他們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研究成果則證明，在這件事上，康、梁的自述并非實事求是，他們不僅誇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誇大了運動本身。這些學者指出，當時各省公車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動，康、梁很難去發動和領導他們。而且，康、梁的背後，也還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們透露情報，策動他們上書，甚至還有更高層的官員在背後操縱他們。說白了，他們隻是所謂“帝黨”的一杆槍，由他們出面，鼓動學潮，幹涉政府決策，從而将宮廷内部帝後兩黨的鬥争公開化、社會化，以社會輿論（即所謂“公論”）向李鴻章乃至整個“後黨”施加壓力。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們看到了曾經被遮蔽的某些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誇大自己作用，修改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時也可能遮蔽曆史真相的“另一面”，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将康、梁虛無化的過程中，這場運動之于思想史、文明史的價值和意義也被消解了。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中，康、梁從未置身事外。倒是一些過來人看到了這點兒“真相”，肯在其記述中将康、梁稱作“運動主持”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夏季，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在其所作《公車上書記》中亦寫道：“中日和約十一款，全權大臣既畫押，電至京師，舉國嘩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鹹有争論。而聲勢最盛、言論最激者，莫如公車上書一事。” 他在這裡所說，即康有為以一晝兩夜撰寫的《上清帝第二書》，後來被稱作“公車上書”。雖然此書最終未曾向都察院呈遞，但經過其弟子梁啟超、麥孟華的謄抄，并在各省舉子中廣為傳閱，使得康有為“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的主張，産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戊戌六君子

　　在上書中，康有為明确表達了興民權、抑君權的意願和要求，以及他對西方議會制民主的理解。他們這一代學者恰逢新舊交替的時代，對西方的認識首先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在他們看來，未來中國無非是傳統中國的延續罷了。所以，康有為要借漢制“議郎”來表達他變法改制的意圖，在他，隻能這樣做，在光緒，恐怕也隻有這樣才能理解康有為想要說什麼。幸運的是，自光緒十四年（1888）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康有為屢屢上書，隻有這次，經都察院代為呈遞，很快呈現在光緒皇帝面前。有證據表明，在甲午戰敗之後，光緒帝憤于國勢危迫，民生日艱，急于博采衆論，變法更張，這一念頭就是看了康有為這篇充滿改革新思想的條陳産生的。于是，就在當月，光緒便頒布了著名的自強谕旨，發出了明确的改革信号。據梁啟超記述：“其年六月，翁（同龢）與皇上決議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維新之令。” 同時，朝廷罷免了保守派孫毓汶、徐用儀。看上去，一時朝野上下都很有發憤為雄，力圖自強的表現。

　　實際上，從甲午到戊戌，康、梁在為變法維新四處奔走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勢力的圍攻、诋毀、誣陷、謾罵，可謂數不勝數，從未斷絕。張之洞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圍繞在他身邊的梁鼎芬等人，都對康、梁采取極端敵視的态度，其中原委固有學術上的分歧，張之洞對康的獨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為文明教主，用孔子紀年，都是難以認同的，但他很少做學術上的辯難、商榷，而是直接對康的學說做政治理念的解讀和政治企圖的判斷，并上綱上線，認為康有謀反之嫌，保中國不保大清。這怕是一種誅心之論，欲陷康、梁于險境也，而欲置康、梁于死地的，還有湖南的葉德輝之流。他們要捍衛綱常名教，自然視康、梁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後快。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梁，等于是拉開了戊戌政變的序幕。

　　明治維新成為日本崛起的起點

　　應當看到，當年，無論是仇視康、梁，反對康、梁，還是支持康、梁，擁護康、梁的人，沒有不把他們視為戊戌變法主謀的。沒有他們的努力，戊戌變法的曆史或當改寫，中國人思想解放的進程也另當别論。由于戊戌變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敗，今天有些人責備康有為，以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魯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執、激進、固執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說了一些假話，或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 ，進而懷疑他們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做其實是把曆史看得太簡單了，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近來，頗有人在貶低康、梁的同時，為張之洞張目，認為在康、梁變法之外，另有變法的穩健派在，并以張之洞為代表。又借陳寅恪所言，辯稱戊戌變法在當時“蓋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緒皇帝受了康有為的蠱惑，未能采納如張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張，戊戌變法也許不會失敗。

　　多年來，人們對康、梁的曲解、誤解是根深蒂固的，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有待于新史料的發現，更有賴于曆史觀的改變。公正地對待一個曆史人物，有時真的很不容易。梁啟超在談到他的老師康有為時就曾指出，世界上有“應時之人物”，亦有“先時之人物”，“應時之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之人物，造時勢之英雄也”。

　　慈禧太後與光緒帝

　　他還說，康有為就是一位“先時之人物”，“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康先生全都具備，“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劄，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并時之人，未見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誠為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為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 。值此之際，我們重溫梁啟超的這段話，也許不是無益的。

　　以上内容選自解玺璋《抉擇：鼎革之際的曆史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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