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先生曆來嚴守“三不原則”：不應酬、不開會、不上網。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他從來沒用過手機，隻與妻子馬蘭女士一起，關門過着最平靜、最古典的日子，一過就是幾十年。偶爾也會開窗，看看遠處的道路，猜想世間種種忙碌。

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全民居家防疫，窗外的道路天天阒靜無人。這讓他在古典的日子中，遙想到了更為古典的年月。

古典中的更古典，應該把心靈安頓在哪裡？他在學理上已頻頻出入先秦的叢林，就連非常艱深的老子、孔子、莊子、屈原都進行了譯釋，那麼，還有哪一座先秦的山崗有待于再度攀援呢？

答案便是《周易》。它一直被人們稱為“群經之首”，是一座名分極高的神秘山崗。攀援這一座山崗，要非常安靜，而且是長時間不受騷擾得安靜。全民居家防疫，提供了這種機會。

他的這次攀援，态度極為虔誠。

​首先，以毛筆為杖。

書法的點、橫、撇、捺，是一種最有體溫的引領。由書法來貼近典籍，常常比注釋、翻譯、論述都更加親切，更關及生命。他用書法寫《周易》，名之為《周易錄》。一連選寫了好幾款，收于本書的後半部分。

這部《周易錄》的書法，用的是行草。

《周易》在内容上，不像後代很多典籍那樣細密謹實，因此他沒用楷書，而是讓“易”返“易”，回到一種簡疏自由的狀态。但是，《周易》又是一種規範，不适合個人發揮，因此在書法上就不能采用狂草。顧及這兩端，他選擇了行草，在筆畫上近草，在格局上近行。但在實際書寫時對筆下書體的選擇，完全看他對具體字句的感覺。

對于《周易錄》的行草，他非常滿意，自己認定為平生書法的代表作之一。

因此，《周易》的第一個内涵，便是“簡易”。

老子說，“大道至簡”。《周易》就是要把我們日常遇到的所有複雜問題簡單化，從紛繁複雜的表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質，從而找到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占蔔便是最簡明的表現。

上古先民遇到一件事，徘徊在歧路，不知道怎麼選擇，隻能向上天祈禱，讓天神代替自己思考。這種辦法從今天的我們看來，或許可笑，或許幼稚，稱之為“迷信”。怎麼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莫須有的上天主宰呢？但是聖人雲，“生死有命”。人的命，天注定。如果上天想要滅亡世人，那麼世人也沒有辦法；如果不想滅亡，就會降下一道神谕，引領世人前行。

占蔔，便是向上蒼問道。

上蒼站在另一個維度，比人類看得高，看得遠，知道人類下一步該怎麼走。猶太人有一句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德國思想家康德說：“上帝看人類，就如人類看螞蟻”。螞蟻們忙忙碌碌，越過各種水灘，爬過各種土堆，曆盡艱辛，齊心協力，終于把一個甲殼蟲屍體運回家，在人類看來，它們的努力極其可笑，極其渺小，不值一提。如果人類能夠幫螞蟻一把，隻需動動小手指，把土堆攤平，把水灘填滿，它們就能暢通無阻地完成高難度任務。從螞蟻的角度來看，人就是神。其實在上蒼看來，人類跟螞蟻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能夠得到意想不到的幫助，就會說，“有如神助”。

​​​餘秋雨先生說，首先要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周易》起自于占蔔。上古時代的祖先在艱難生存中相信，世事的兇吉禍福，是由上天安排的，因此要用一些特殊方法向上天探問。他們的慣用方法，是先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在龜甲和獸骨上鑽孔，再用火燒，從燒出的裂紋中來判斷答案。有時，也會在一把蓍草中抽捏轉換，來尋找答案。這一些做法，就叫占蔔。

初一看，這種方法很原始，甚至很盲目。但是，占蔔的資料積累越多，漸漸看出了某種規律。很像現代的概率論和大數據，在沒有邏輯的一大堆行為因果的組合中，出現了大邏輯，發現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神奇秘密。原因還沒有找到，理由還沒有呈現，事實卻神秘地重複了。重複概率愈高，愈引起人們重視，相比之下，“原因”和“理由”反而不重要了。如果硬要找“原因”和“理由”，那也應該面對大數據慢慢捉摸，構建起一整套特殊的學理模式。

古人遠比我們更貼近自然界。他們從日月星辰、四季輪回中強烈感受到規律的存在，又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認知自然的不同品性。于是，他們從占蔔資料中構建起了一套模式，能夠廣而大之，聯通天道、人道、地道。這正如《系辭》所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說到底，就是試圖通過一套模式來尋找“道”。

這一來，比較原始的占蔔資料也就獲得了提升，進入了高等級的排列、組合、旋轉、定位，這就是我所說的“特殊的學理模式”。

這是《周易》的第二層涵義：容易。

“大道能容”。道便是自然，便是浩渺的蒼穹，便是人類永無止境努力探索的未知，便是神，便是天。隻有向包羅萬象無所不備的“道”尋求答案，人類才能發展，才能進步，才能提高，才能一步步向道靠近。如果把道比作海洋，人類的求知和探索就是用木勺在海洋裡舀水。

占蔔就是舀水的木勺，《周易》便是如何舀水的操作指南。

​​餘秋雨先生說，雖然我把《周易》形成的過程說得很簡單，但請注意，我們面對的，是在人類文明的奠基時代，黃河流域一代又一代的精神價值創造者們相繼努力的成果。而且，與其他文明相比，是極為獨特、無可重複的成果。

不錯，起點隻是占蔔，然而我們沒有理由看輕那種在龜甲、獸骨、蓍草邊的專注操作。種種既鴻蒙又抽象的圖像在翻滾、隐約，大量既确實又漂移的數字在定位、錯位。自然的盛衰與人類的命運，與這些象、數發生着詭異的對應，宇宙的秘密或許已經有部分被古代哲人秘藏其間。

瑞士有位心理學家，名叫榮格，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周易》專家，對《周易》深有研究。榮格寫道，《周易》展現的隻是“統計方式”，而西方現代強調的是“因果規則”。初一看，“因果規則”很有邏輯，而“統計方式”隻是一種不講因果邏輯的數字排列。但是，榮格認為，恰恰是在西方倡導的因果邏輯中，加入了太多的主觀意圖，真實被“異化”了。因此，不如那種平實的“統計方式”，更符合真實。

餘秋雨說，《周​易​》自漢代以來就有衆多學者耗盡心血守護着它，以兩千年的力量聚積，造成了兩千年的生命延續。

這種守護，并不是“嚴防死守”，而是表現出一種“百家争鳴”的讨論狀态、争議狀态。中國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學派林立、高論叠出。這中間的一個傑出範例，就是《周易》研究中“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的曆代争鳴。

簡單說來，漢代《周易》的“象數學派”，喜歡将六十四卦與季節、氣候、方位對應起來，借助于占蔔的原動力，來推論天下的陰陽災變、人事兇吉。到了宋、明兩代，“象數學派”就把起點性的六十四卦的運用，提升為“象”和“數”的交錯。“象”，有了“太極圖”、“先天圖”、“後天圖”、“河圖”、“洛書”；“數”，也有了邵雍等人以奇偶之數推衍的曆史圖式。到了清代，大學者黃宗羲寫了《易學象數論》，對一系列難題進行清理、總結和重新開啟。

與“象數學派”對立的“義理學派”也氣勢強健。先是隻活了二十三歲的天才哲學家王弼，他的《周易注》要求人們從煩瑣的象數符号中解脫出來，以《周易》來理解萬物變化的整體條理。後來，這一學派中又出現了程颢、朱熹這樣的大學者，不贊成在​蔔筮​上花太多工夫，而主張由陰、陽兩氣來解釋宇宙本體。

這兩種學派，前者立足《周易》本原，後者遠及宇宙原始，看似對立卻構成互補。正如王夫之所說，兩者不可偏廢，歸于《周易》一理。

因此總結出《周​易​》的第三個内涵：變易。

​易​的本意就是蜥蜴，易通蜴。《說文解字》：蜥易，守宮也，象形。蜥蜴又叫“變色龍”，能夠随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出各種不同的體色。

《說文解字》又說，“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澤​就是水中，水中的蜥蜴就是鳄魚，也就是蛟龍。鳄魚也非常善于僞裝，整個身子藏在水裡，從水面上看宛如一段枯木，極具迷惑性。

三國時曹操劉備青梅煮酒，曹操對龍有一段絕佳描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隐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隐則潛伏于波濤之内。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

龍的最大特點便是“乘時變化”。所以易就是變的意思，《易經》就是關于“變化”的學問。

偉人說：事物在時刻起變化，我們要随時提高警惕，做好一切應對準備。萬事萬物無時無刻都在變化，都在發展，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也沒有一成不變的人。所以怎麼應“變”，這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周易》，便是一部“應變之書”。

龍字，不是易字

​​​綜上所述，《周​易​》三大内涵便是：簡易，容易，變易。

世上學問浩如煙海，餘秋雨先生對《周易》的理解當然也是一家之言，但他“解決了當代人讀周易的大痛點：難懂；提煉了當代人讀周易的大價值：應變”。用現代觀念教你把握《周易》的核心價值，“隻有懂得變化之道，才能從容應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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