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祭文廟，必先崇聖祠。”明世宗嘉靖之後的釋奠禮，祭祀啟聖祠遂為定制。崇聖祠乃清代之設，其本名啟聖祠，始于明嘉靖九年。其原本是以奉祀孔子之父叔梁纥為主，以四配之父配享，及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之父等人為從祀的祭祀場所，屬于孔庭的追祀系統。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東封泰山至阙裡，曾“幸叔梁纥堂，命官分奠。……追封叔梁纥為齊國公，顔氏齊國夫人，伯魚母亓官氏郓國夫人。”（《文廟祀典考·卷三》）“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文宗至順元年（1330），封孔子之父為啟聖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欽定祀典，诏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儒學并建啟聖祠祀叔梁纥，改稱啟聖公，以顔氏無繇、曾氏點、孔氏鯉、孟孫氏激配，稱先賢；程氏珦、朱氏松、蔡氏元定從祀，稱先儒。”（《文廟禮樂考·禮部》）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清帝又重封叔梁纥為啟聖王，并追封孔子上五代為王爵，啟聖祠遂改名崇聖祠。崇聖祠正位所供奉的五個神主，正中為孔子五世祖、孔父嘉之子、肇聖王木金父，左右依次是孔子的高祖裕聖王祈父、曾祖饴聖王防叔、祖父昌聖王伯夏、父啟聖王叔梁纥。因此，民間亦有稱之為“五王祠”或“五王廟”者。

曲阜孔廟崇聖祠

唐開元二十七年（739），玄宗命以孔子弟子從祀，顔路顔回父子與曾點曾參父子均以孔門弟子身份從祀孔庭。但顔回以配享身份坐像于堂上，曾參以孝名亦塑像于十哲之次，而其父顔路、曾點也都是孔子弟子，卻因為事迹不突出而僅畫像于兩庑壁上。如此一來，就造成了一種“子在父上、父在子下”的失序狀态，這種現象其實從宋代起就飽受指責和批評。盡管作為兒子的顔回和曾參其成就高已稱聖，但在宗法和祭祀之禮上，如同在家用餐一樣，是不能超越其父而先獲得尊奉的。南宋洪邁《容齋随筆》即引《左傳·文公二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而質疑之：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顔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于廟堂上。其後升顔子配享，則進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阙。然顔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庑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顔子并，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于禮、于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容齋随筆·容齋四筆卷第一》）

洪邁所說的核心，其實一是父子的倒置，另一個則是師徒的錯序，此皆為人倫之大者，這是不符合倫理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顔路、曾點都是孔子的學生，子思的父親孔鯉又是孔子的兒子，現在卻是這些父親們在兩庑，而兒子們卻高居殿上；另一方面，孟子是子思的學生，子思又是曾子的學生，同樣，現在是學生位次高于老師。這兩者于禮于義皆為不合，隻不過沿訛襲謬，沒人敢提出異議而已。在洪邁指出這個問題的關鍵之後，南宋度宗鹹淳三年的四配底定，師徒錯序的問題得以解決，但第一個現象卻依然存在。這個問題在元明兩代經過了諸儒廣泛而激烈的争辯，其核心就是孔廟祀典到底是重在倫理還是重在學術？倫理與學術又究竟是孰先孰後？

北京孔廟崇聖祠

元代大儒熊禾對此提出了猛烈的抨擊并首創改進建議：“學莫大于明人倫，人倫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庑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況“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禮，由來已久，故議“必仍今之制，則宜别祀一室”。元代另一位著名的大儒許衡的弟子姚燧也說：“夫為是學官将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奚以為訓？”（《大學衍義補·卷六六》）熊、姚二氏之說，大緻可歸為“明倫”一派。但許衡的另一位高足許約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蓋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為庶僚，子為宰職，各以其德與勳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于子之上哉？蓋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九》）許約之說，則又可謂之以“明道”一派。自此，元明兩代諸儒如王祎、曹端、宋濂、胡居仁、祝枝山、丘濬等人均步其後而發皇，并相繼提出了諸多解決方案。“洪武初，學士宋濂上議，顔回、曾參坐堂上，其父列食兩庑間，非不先父食之義。弘治初年，學士程敏政上議，顔無繇等庑食嫌于父，宜别立啟聖祠，主祀叔梁纥，以無繇與孟子父配，程珦、朱松、蔡元定皆宜從祀。格于禮官議，不報。”（《文廟禮樂考·禮部》）明英宗正統三年，當時的曲阜孔顔孟三氏學教授裴侃又建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阙裡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彜倫。顔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庑。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纥元已追封啟聖王，創殿于大成殿西崇祀，而顔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皙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顔孟父俱配啟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仍議加伯魚、子皙封号。秦蕙田《五禮通考》案曰：“此止行之家廟，未及國學及府州縣也”（《五禮通考·卷一百二十》）再至明孝宗弘治十四年，當時的禮部右侍郎兼國子監祭酒謝铎再次上疏直陳曰：“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于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承訛襲故，以顔、曾、思三子配享于上，而其父則别列祀庑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莫若于阙裡立廟，祀叔梁纥而配以顔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矣。”（《欽定國子監志·卷七十》）孔子之父叔梁纥在元代既已追贈“啟聖王”，阙裡孔廟别創啟聖王殿以祀之，而以四配之父配享，這一點，可謂兼顧了儒臣們所糾結的“人倫”和“傳道”之矛盾，更為明世宗的厘定祀典提供了一個絕佳範式，并藉此而推廣天下。易言之，在當時的諸多方案中，還是當以熊禾、程敏政、謝铎所議為是，更為後來全國學廟啟聖祠之設而肇其端：

熊禾謂，宜别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纥居中南面，顔路、曾點、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于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大學衍義補·卷六六》）

綜考人類東西方文明之要義，莫不是以倫理為首要之務，熊禾、程敏政、謝铎等人的這個以明人倫為基準的重大建議，到明世宗厘定孔廟祀典時得到落實。孔子廟從此遂有了“啟聖祠”之設，以祀孔子及著名孔門賢儒們的父輩。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更定祀典，大學士張璁步熊、程、謝等人之後而上言曰：

“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纥乃孔子之父，顔路、曾皙、孔鯉乃顔、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庭，纥及諸父從祀兩庑，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别立室祀叔梁纥，而以顔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為然。（《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

經過廷議，最終決定“凡學，别立一祠，中叔梁纥，題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自此，诏頒天下，啟聖祠之設遂為制度，天下文廟，亦無複有地域之别。後來至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1595），又以周敦頤之父周輔成從祀啟聖祠；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再以張載之父張迪從祀。

台北孔廟崇聖祠

清雍正元年（1723），新即位的清世宗胤禛以自古師道無過于孔子，誠為首出之聖，為表達尊崇先師之厚意，特追贈孔子上五代王爵，谕内閣及禮部曰：“至聖先師孔子道貫古今，德參天地，樹百代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公，宋真宗時追封啟聖公。自宋以後，曆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号，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并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羮牆之慕。”（《欽定國子監志·卷首一》）清世宗追封孔子上五代祖先王爵，命将啟聖祠改稱崇聖祠以奉祀之。阙裡孔廟因有家廟性質，啟聖祠故有寝殿之設，于是将孔廟東路家廟改作崇聖祠，奉祀孔子五代先祖，并将原啟聖祠配祀先賢先儒移入崇聖祠内。如此一來，阙裡孔庭則崇聖祠、啟聖祠并存，故孔子第六十九代孫孔繼汾《阙裡文獻考》論曰：“崇聖祠既建，而啟聖祠舊像具瞻，有其舉之雖不可廢，亦當别诹吉日以遠煩渎，或如書院改用次丁，皆可。今至聖、述聖既祀于大成殿，啟聖、伯魚既祀于崇聖祠，而啟聖祠及家廟複同日并舉，有重祭之嫌。”（《阙裡文獻考·卷十九》）大體來說，後世崇聖祠的祀位正中供奉孔子五代先祖，均南向。東面面西者供奉顔無繇、孔鯉，西面面東者供奉曾點、孟孫激；東面再外者供奉周輔成、程珦、蔡元定，西面再外者供奉張迪、朱松。清文宗鹹豐七年（1857），又增聖兄孟皮配享，位在四配之上。

而關于崇聖祠的祭期，是“歲仲春秋上丁日子夜緻祭，取不先父食義也。其獻官，國子監遣滿祭酒行禮，府、附省以府正官行禮，外府以佐貳官或教授行禮，州縣以學正教谕行禮。國子監助教等官分獻，府州縣并訓導分獻。其祭儀與正祀同，無飲福，不用樂。”（《文廟禮樂考·禮部》）阙裡祀典，則以孔氏世襲六品官攝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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