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降低了印刷品的成本，使得知識傳播也更為方便。資料圖片

知識史在西方的興起

知識的概念猶如文化，見仁見智，難以有一個大家廣泛認同的定義。當代學術界似乎并沒有把知識研究視為一個領域，也很少視知識史為一個新興學科，至多将其看作是學術史、思想史、史學史、科學史、閱讀史等領域的文獻集成而已。

西方世界最早關心知識問題的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奧古斯丁等思想家。文藝複興時代哲學家培根在《學術的進步》（1605）中系統地探讨了知識問題。到了近代，社會學家也開始關心知識問題，出現了以馬克斯·韋伯、卡爾·曼海姆、馬克斯·舍勒等人為代表的德國知識研究傳統，如韋伯将官僚制定義為“以知識為基礎而進行控制的實踐”；以奧古斯特·孔德、埃米爾·塗爾幹、馬塞爾·莫斯、米歇爾·福柯為代表的法國知識研究傳統，如孔德所提出的知識社會的“無名史”；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貝克萊、大衛·休谟、柯林伍德等人為代表的英國知識研究傳統，如培根認為“一個有恒心勇于奉獻的學者，應有志于增加本學科的知識”；以托斯丹·凡勃侖、羅伯特·默頓、托馬斯·庫恩等人為代表的美國知識研究傳統，如凡勃侖特别關注社會群體與知識制度之間的關系。

二戰後随着學科分類的細化，知識呈快速增加的趨勢，檔案學家、目錄學家、圖書管理學家等紛紛加入先前僅屬于哲學家的知識研究陣營。而曆史學家則缺席這一場域，直到20世紀末這一局面才逐漸改變。

美國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預言，“接下來的幾十年”，知識史将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确實如他所言，史學界近幾十年來出版了大量此類作品，這些著作大緻可分為學科發展史、書籍史、大學史、學術史、史學史、帝國與學術、知識認識論等類型。知識史研究俨然已成為學術新寵。美國康涅狄格大學布朗教授的《知識就是力量》（1989）、匹茲堡大學林格教授的《知識的領域》（1992）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著作。劍橋大學古典學家勞埃德爵士從知識史的角度，以比較的視野審視東西方各個學科的形成與發展，尤其關注古代社會知識史與文化史的研究，從“心理一緻說”的角度解讀人類的認知。這一理論認為，全人類無論其種族、性别和社會文化背景有何差異，在心理和認知的基本要素上是一緻的，從而對知識史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英國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更是知識史研究中的傑出代表，他積極推動知識史研究，先後出版了《知識社會史：從古登堡到狄德羅》（2000）、《知識社會史：從〈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2013）、《什麼是知識史》（2015）、《1500—2000年間知識史中的流亡與僑民》（2017）、《博學者：從達芬奇到桑塔格的文化史》（2020）等著作，為知識史研究的合理性積極奔走，讓學術界接受了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知識史。

伯克認為，知識史的發展有賴于科學史、書籍史的出現，前者解決了學科發展史研究的問題，後者彰顯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書籍史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從書籍貿易的經濟史轉向閱讀的社會史和信息傳播的文化史；而科學史所面臨的三大挑戰，則驅動着知識史研究領域越來越廣泛。第一個挑戰是“科學”這一現代意義的術語所帶來的認知後果，“科學”是19世紀的概念，如果用這一概念去研究早期各個時代的知識探尋活動，勢必會激發曆史學家所憎惡的那種時代錯誤。第二個挑戰是學術界對包括工匠的實踐知識這類通俗文化産生了興趣。第三種也是最主要的挑戰，來自全球史的興起及其産生的影響。人們必須讨論非西方文化的思想成就，這些成就對西方固有的知識觀念形成強大的挑戰與沖擊，但其對人類知識的貢獻卻是毋庸置疑的。

從阿裡斯托芬的《雲》、柏拉圖的《理想國》、哈林頓的《大洋國》、莫爾的《烏托邦》，一直到今天的“人文共同體”，反映了人類對知識的孜孜追求。當今的知識碎片、知識過載，要求人們以宏觀的視野看待人類的知識；學科劃分過細所帶來的弊端，也要求學者們進行綜合的、跨學科的研究；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地球村的出現，可以較為系統地展示全球知識體系；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則使人類過往的精神産品彙總在一個直觀的平台上，可以更全面、完整、系統地呈現人類的智力成就；網絡化改變了傳統的書寫習慣，提供了書寫知識史的手段，維基百科的誕生标志着知識的民主化……這一切都預示着書寫知識史的可能。

何謂知識史

《辭海》對“知識”的定義是人類認識的成果或結晶。《中國大百科全書》對“知識”的定義是人類認識的成果，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産生、又經過實踐檢驗的對客觀實際的反映。人們在日常生活、社會活動、科學研究、生産實踐中獲得對事物的認識，其中可靠的成分即為知識。域外《不列颠百科全書》《美國百科全書》《科利爾百科全書》等重要的工具書都不收錄“知識”（knowledge）條目，這可以有兩種理解：在西方學術界看來這隻是一個泛泛的詞語，而非一個領域；或者說是一個很龐大的領域，令人生畏、難以描述。但最近幾十年學術界已越來越抛棄這一陳舊觀念，知識史研究逐漸具備可能性與合理性。

在筆者看來，知識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概念化表達，是人類活動的精神遺産。知識史是以人為中心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信仰的各類知識形成、發展與嬗變的一門學科，它不僅叙述各門學科形成與發展的曆史，也研究知識的美學價值、功能價值、精神價值等，更是從知識與社會的雙向角度來闡述知識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一言蔽之，知識史是将知識産生（從認知的角度看知識的起源與發展）、知識生産（從社會與知識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知識的更新）置于廣闊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軍事等時空框架體系中，進而将這一框架體系置于更廣闊的民族、國家、區域、洲際乃至國際的網絡中考察其産生、發展的曆史。誠如恩格斯所說：“人類知識和人類生活關系中的任何領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領域，無不對社會革命發生作用，同時也無不在這一革命的影響下發生某些變化。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必定通向社會革命。”知識與社會的關系也正是如此。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知識的曆史與知識史為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編年的概念，而知識史不僅僅是知識編年史，更是研究知識形成、發展、傳播與接受的曆史；前者是一個領域的知識本體演進史，後者是知識社會史，研究知識與社會諸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

知識史不僅研究知識學科史（知識内史），更要研究知識制度史（知識外史）。所有知識都存在一種系統化、制度化、科學化過程，這一過程也就是知識的标準化、合法化、經典化過程，從天生的、自然的到曆史的、構建的過程就是标準知識的提煉過程。這一過程一經結束，就意味着新的知識領域即将萌芽。

知識的累積、傳承和發展，是一切認知深入發展的根本，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基礎。20世紀人類所獲得知識的總量已超過自人類出現以來所獲知識量的總和，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知識的泛濫、泛化也是必然的，因此亟須全面、審慎、批判地看待人類知識。人類追求知識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為獲得“知識的勝利”，總是對任何事情進行有意義的建議以及高明的分析，這一切驅使着人類不斷探究未知領域，從而激發潛在的、超越學科束縛的認識動力。

我國開展知識史研究的必要性

概念是知識史研究的靈魂，理解概念就是掌握了知識史的核心。西方學術史就是一部概念串聯起來的文化史：就史學而言，時間方面的概念，如東方化時代、希臘化時代、古代晚期、中世紀、近代早期、小冰河時代等；純粹的概念，如勤勉革命、範式、人類世、軸心時代等；研究範式的概念，如文明史、文化史、新文化史、性别史、微觀史、全球史、大曆史、口述史等，這些都是當今中國學術界耳熟能詳的研究工具，是曆史叙述不可或缺的，但大多屬于舶來品。構建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恢複曆史的真實，但不免摻雜着想象成分，是智慧的再現。可以說，知識生産是各民族、各國家智慧競争的奧林匹克賽場，是展現記憶力、推斷力和想象力的場域，是文化軟實力的真正體現。西方學術界似乎就是在不斷制造概念過程中來制造知識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誰掌握制造概念的能力，誰就掌握着話語權；誰掌握着學術話語權，誰就掌握着世界解釋權。

我國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但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标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曆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着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梳理人類知識史脈絡，進行嚴肅而認真的知識史研究，通過跨文化、跨學科、跨區域的知識生産整合研究來審視人類知識的構建與發展，是時代的命題，在本質上也是解決如何使中國成為有影響力的知識生産中心的問題。

重視知識史研究，不是一句空話，它要求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堅持實踐的觀點、曆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深入理解人類知識的起源、發展與嬗變，體悟知識生産的體制、機制與動力；研究借鑒一切有益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關注諸如西方知識譜系的形成與發展、東亞學術譜系的嬗變等主題。通過對知識史脈絡的梳理和研究，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打下堅實基礎。

（作者：陳恒，系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