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及治所變遷
每一處地域的稱謂,都與其特定的自然環境、社會背景、生活習俗息息相關。探究家鄉名字的來曆,從中了解家鄉的曆史,感受鄉音、鄉土、鄉風,喚回溫暖的文化記憶,凸顯家國情懷。張垣方志近期梳理了張家口市及各縣區名稱來源的相關資料,以飨讀者。今天向大家介紹懷安縣名稱的來曆和治所變遷,歡迎在文章後與我們互動留言。
據考古發現,早在新石器以前,懷安地就有古人類聚居。西漢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于今縣境舊懷安村置“夷輿”縣,屬幽州刺史部上谷郡,治所沮陽(原懷來古城)。據明代李汝桢的《懷城守題名記》記載:“懷安有城郭始于漢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名其縣日夷輿”。夷輿城在今頭百戶鄉舊懷安村,但漢朝的夷輿城是土城,不包磚。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又于今縣境之西部置馬城縣(治所約今東洋河或良民溝村附近),其隸于并州刺史部之代郡,而馬城縣當時還為代郡“東部都尉”之治所。至漢代,縣境大部仍屬上谷與代兩郡之地。
三國時,曹魏中後期,縣境東部之夷輿縣移治所于今延慶縣境,旋即又改置下洛縣。西晉時候廢西部之馬城縣。迨到西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分幽州上谷郡之屬地置廣甯郡,郡治在西晉之下洛縣(今涿鹿縣),今縣境東部又改隸于幽州廣甯郡,而縣之西部則分屬代郡和拓拔鮮卑族。
公元317—420年為東晉十六國時期,前後共百餘年,境地先後屬5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後趙、前燕、前秦、後燕和魏國政權。在此時期内,少數民族人民因政權之變化而大量内遷,有不少鮮卑和烏桓族人,遷入今境内定居下來,在文化和風俗習慣方面受漢族的深刻影響逐漸走向漢化。
隋代,地方政區改為州(郡)、縣兩級建制。隋炀帝時廢幽州改為涿郡,廢燕州置懷戎縣(治所在今涿鹿縣境),今縣境為涿郡懷戎縣地。
唐朝對懷安來說是有曆史意義的一個時期。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記述:貞觀三年(692年)前,懷安被東突厥啟民可汗的少子颉利可汗占據,貞觀三年,唐太宗趁突厥内部颉利可汗與其侄突利可汗分裂的時候,派李靖、徐勤率軍十餘萬打敗了颉利可汗,收複懷安這一帶。唐穆宗長慶二年時,改漢夷輿縣名為懷安縣,取“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懷恩而安”之意。《懷安縣志》曰“此懷邑得名之始。”唐代的懷安縣城依舊設在夷輿故城。直到明朝初年,懷安縣城還設在今天的舊懷安村,古城遺迹至今仍可找到。
洪武元年(1368年),繼蒙古統治之後朱元璋“囊括四海”而有天下,完成對全國的重新統一,建立起大明專制王朝。明統治者為了軍事和鞏固邊防之需要,消弭邊患,壯大軍防,普遍實行新的軍事制度“軍衛法”,即在京師和全國各地普設衛、所。此時懷安縣治所設低于衛一級的組織“懷安守禦千戶所”,以屯兵戍守,抵禦北元蒙古之入侵。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大将徐達率兵從山西繞道攻下興和路,洪武三年(1370年),徐達從壩上進兵攻取大同和懷安城,不久其縣境又被鞑靼搔擾侵占,當地居民除了死去、逃亡的,剩下的全部被趕到居庸關、北京一帶。現在世居居庸關的老戶有很多是懷安人。洪武四年(1371年),由于元末之戰亂,田園荒蕪,百姓逃亡,城空民稀,不利戰守,因而先後盡遷懷安及宣平兩地之民于内地,懷安城亦廢。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廢懷安守禦千戶所,升置為懷安衛。在懷安廢縣城西二十多裡重建懷安縣城,它就是今日的懷安城鎮;明代歐陽喚的《重修懷城記》證明了這一點。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今懷安城營築竣工,懷安衛便由舊懷安村移治新城。同時,于今左衛又建置萬全左衛。上述兩衛先後隸屬于山西行都指揮使司(治所今大同)與北平都指揮使司,于是今懷安縣境仍為兩個衛的建置格局。
景泰五年(1454年),萬全都司置分守(協守)兩路參将于柴溝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分西路為上、下西路,即萬全都司之上西路與下西路,今左衛等地屬上西路,而柴溝堡、西洋河與懷安等地屬下西路。
清代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遷都北京,初地方政區劃分基本沿襲明制。迨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便盡革廳衛之制,改設縣府,将懷安衛改為懷安縣,廢萬全左衛之建置,将其原治所及其轄地一起并入懷安,左衛成為縣之大鄉堡,分領一縣東路的軍務與政事之治所。從此,懷安縣隸屬直隸省宣化府并直至清末。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縣長棄城攜眷西逃,晉綏六十一軍不戰而退,懷安縣地被日軍侵占,人民陷入日僞懷安縣公署統治之下。治所由懷安城遷入柴溝堡。1941年夏,懷安與萬全合并為日僞“萬安縣”,駐柴溝堡。1945年5月,中共冀察區十三地委在懷安城成立懷安縣委員會、懷安縣政府。1946年10月國民黨軍隊占懷安。1948年1月懷安城二次解放,恢複中共懷安縣委員會和懷安縣政府建置,治所懷安城。1951年為适應社會經濟之發展,懷安縣政府又移治柴溝堡,隸屬于察哈爾行省。
懷安城鎮位于柴溝堡鎮南偏東23.5公裡處,為懷安縣第二大城鎮。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此置衛,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改縣治所。中華民國期間為縣政府所在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仍為懷安縣駐地,1951年縣政府遷往柴溝堡,1984年經河北省批準正式建鎮。、
懷安古城,始建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隆慶二年(1568年)甕磚。舊初築懷安城時,人們就地取材,用三合土夯起,磚石包皮;落成後方九裡三十步,高三丈五尺,頂闊二丈,底厚三丈,城鋪一百間,城四角各建角樓一座,城門四個,上面分别蓋有兩層門樓。東叫“迎恩”門,南為“永安”門,西日“思惠”門,北謂“鎮虜”門;四門與城中央的玉皇閣(即四門洞)相對。那時,玉皇閣上還挂有四塊牌匾,與“迎恩”門對照的一塊是“東拱神京”,和“永安”門對映的為“南屏三府”,與“思惠”門呼應的叫“西連古晉”,和“鎮虜”門對稱的謂“北鎮九邊”從四門的名字和玉皇閣牌匾,我們可以知道懷安城的軍事價值和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據傳說,當初懷安城四門取名,玉皇閣挂匾很有研究。因為東門乃迎接從北京來的皇上恩賜,守将們要誓死拱衛神京;南門指中原要永遠安定,宣化、保定、大同三府的第一屏障就是懷安鎮邊城,西門叫思惠的原由是明朝從山西打過來,繞興和從西方而入,也比喻“皇恩浩蕩”由西帶來,故謂西連古晉;北門稱鎮“虜”又因為蒙古常在長城邊上騷擾,大将們決心據懷安城鎮守九邊。
柴溝堡鎮。唐元二十七年(739年)置邊防營壘要寨“砦(寨)溝”,并圍築土垣,奠堡城雛形。除官兵屯田駐戍,有随軍家屬落戶。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在中東街興建宏偉的天甯寺(今東街柴溝堡鎮中學),唐末毀于戰火。
遼代将“砦溝”改稱“柴溝”,因盛長灌木叢林足資柴用用而命名。遼保大二年(1122年)金太祖克西京(大同)占懷安,“柴溝”為金所省,置基層行政機構“柴溝村 (社) ”。居漢民百餘戶,屬西京路宣德州宣平縣(今萬全縣宣平堡)。
公元1211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軍南下攻金,緻金人于會河堡(今南忻屯一帶),金全軍覆沒。柴溝村随即歸元,更名“柴溝營”,漢蒙居民達二百餘戶,戍軍近千人。軍政并興。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大興土木,在堡北興建道教寺觀真武廟(今勝利小學);元末至正初年,在唐代天甯寺的廢墟上營築令人矚目的佛教寺院靜禅寺。
洪武二年(1369年)曾國公李文忠在此大敗元兵,盡遷堡民入居内地。洪武二十三年(1392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兩次從内地遷民來堡定居。明正統二年(1437年)築城,工竣,随命名為“柴溝堡”。初建規制很小,城圍僅4百餘米左右,故址在今縣醫院東。随邊疆形勢變化,設、防加多,軍民猛增,從景泰至成化的三十七年内,都指揮胡觀、張順3次由東向西展拓堡城,成如今規模。堡城展後,興築廟觀寺庵30座,至民國二十三年還有11座保存完好。明正德六年(1511年)蒙古大軍入侵,副總兵官白宗率軍力戰,小王子潰敗而走。為感其功德,堡民在碑兒街建其生祠“白将軍廟”以祀。明隆慶二年(1567年)元兵又進犯該堡,守備韓尚忠奮勇戰殁。為昭其忠烈,堡民興廟以慰其靈并按時恭祭。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整修城堡,本堡人力不足,借河南備禦軍兩千名補充,經4月苦戰而告成。明萬曆二年(1574年)又興工加高包磚砌石。
清初,八旗兵駐紮該堡。順治時固倫公主在北街碑房巷營造府第住兩載而去。綠營兵常駐不斷,參将、守備和都司署均設在明代參将署舊址,稱之為大衙門。西北街置巡檢署謂之後衙門。柴溝堡把總廨設于東南街,稱小衙門。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劃入懷安縣,設守備,屬直隸保定布政司宣化府。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崛侖屯沙河水患,沖毀堡東北角10米餘。同治八年(1869年)在本堡義學館址創建文昌書院。光緒四年(878年)秋,西洋河水暴漲泛濫,沖塌玉皇閣至堡東垣約400米,民舍60餘戶,以及綠營兵米倉,著名古刹千佛寺、三官廟等蕩然不存。宣統二年(1910年)平綏鐵路在柴溝堡建車站。交通便利,集市繁華,商号店棧達230餘家。西門外積成、合順等糧棧築有自用鐵路叉道和貨位,整車裝載糧食,來往于京津、大同、集甯和張宣等地。(文章摘選自《張家口市志》《懷安縣志》,政協文史資料《懷安城興廢小史》作者王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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