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甯夏靈武市梧桐樹鄉北灘村村民在田間插秧。新華社發

小滿已過，芒種将至，江蘇省淮安市470餘萬畝小麥長勢良好，即将開鐮收割。圖為5月26日，一列高鐵列車駛過麥田。 新華社發

端午又至。在我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吉祥如意》裡，就曾寫過端午。總有人問我，為什麼把端午寫得那麼美，那麼香，那麼多彩，那麼歡樂，那麼吉祥，那麼如意。

我說，的确，在我的記憶中，端午是香的。

“五月和六月是被香醒來的”，當我把這句話寫在稿紙上時，我就進入了另一個時空隧道，它的名字叫端午。

“五月”是姐姐，“六月”是弟弟，端午的故事，就是從姐弟二人被“香醒來”開始的。

既是“甜醅子”的香，又是“荷包”的香，又是艾草的香，又是“五月五”這個日子的香，更是“天之香”“地之香”“人之香”。

正是天地間彌漫的這種“香”，讓“五月五”端午“十全十美”“吉祥如意”。

也正是這種彌漫在記憶中的“香”，讓我在端午等傳統佳節之外，也對二十四節氣着迷，讓我用十二年的時間寫成長篇小說《農曆》，2010年出版至今已十多次重印。這部長篇的寫作，讓我對中華文化的整體性有了更加深入的體會。

八年前，我協助中央電視台拍攝大型紀錄片《記住鄉愁》，讓我對中華文化的整體性有了更為廣闊的認識。這部節目原計劃拍攝一百集，沒想到播出後觀衆非常歡迎，後來被擴容為540集，現已播出450集。

在我看來，這種文化的整體性，體現在時間制度上，就是二十四節氣；體現在人類生命力的保持上，就是順應二十四節氣。正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中”。為此，我寫了多篇散文，收在散文集《中國之中》中。

今年，我和甯夏日報合作，計劃用一年時間錄制二十四節氣的節目，已經播出8集，反響很好。讓我高興的是，我們的策劃和北京冬奧會同步，冬奧會開幕式正是以二十四節氣為序曲。我跟劇組說，這次錄制，我們盡可能開發一些觀衆“百度”不到的内容，側重開發有助于人們應對現代性困境的功能。

在我看來，二十四節氣是中華先祖對子孫後代的祝福，也是對人類的祝福。這種無比美好的祝福，含藏在穿越時空的精妙編程裡。

二十四節氣是天文編程

二十四節氣，是我們的祖先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形成的時間體系，是先民們認知一年中時令、氣候、物候等變化規律所形成的完整智慧體系。“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這首《二十四節氣歌》，我們從小就背會了。

在寫作長篇小說《農曆》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二十四節氣是“天文”和“地文”牽手形成的“人文”。它來自中華先祖最為現實的農業需求，那就是，什麼時間播種，才能得到最好的收成。特别是黃河中下遊一帶的人民，一年隻有一次播種機會，如果沒有二十四節氣的導航，就很可能因為走錯“時間路線”而歉收。

農民最清楚，哪怕你錯過一兩天的播種時間，收成都跟别人差得遠，更不要說是半個月。同一人家的兩塊田，一塊長勢好，一塊長勢不好，問父親為什麼。他告訴我，長勢不好的那一塊，是因為遲種了一天。

二十四節氣的神奇，體現在它的精準。

有農村成長經曆的人都有感受，二十四節氣就是我們的人生，因為我們就是跟着這一套時間路線長大的。“清明前後，栽瓜點豆”，這兩天老爹老娘就忙着播種了。“麥在地裡不要笑，收到囤裡才牢靠”，那種虎口奪糧的争分奪秒，真是一種極限體驗。

我們的祖先，為了準确授時，“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不敢稍差分毫，才确立了天地人的對應關系，繪制出中華民族沿用幾千年的時間地圖。

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熟悉二十八宿，就是用它來反觀大地，指導人生的。初昏，北鬥七星的鬥柄東指，天下皆春；南指，天下皆夏；西指，天下皆秋；北指，天下皆冬。如此确定的時間制度，最後就變成了曆法，最後确立為農曆。

正是農曆精神，讓人們“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從而建立了“天格”“地格”“人格”的對應關系，成為中華哲學、文學、美學的基礎，也成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基礎，更是醫學、養生學、生命學的基礎。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二十四節氣，正是這種“幽明”的工具化。

這種“仰觀”催生了古代中國十分發達的天文學。祖先們用圭表度量日影長短，确立了“冬至”“夏至”。然後通過數學推算，将太陽運行一年分成二十四等份，确立每一個節氣的時間。

有了精準的觀象授時，就有了精确的播種。有了精确的播種，就有了農業的發達。有了農業的發達，就有了足夠的糧食。有了足夠的糧食，就有了增長的人口。有了增長的人口，就有了人文的興盛，文明的發達。

相傳由孔子删定《尚書》所剩逸篇所成之書《逸周書》中的《時訓解》就詳細記錄了七十二候。西漢《淮南子·天文訓》出現了二十四節氣。

從中，我們得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每一候都有動物、植物、鳥類、天氣等随季節變化的周期性自然現象，稱為“物候”。比如芒種，一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鳴，三候反舌無聲。比如夏至，一候鹿角解，二候蟬始鳴，三候半夏生。同一物候因季而變，從“雷發聲”到“雷始收聲”，從“蟄蟲始振”到“蟄蟲坯戶”，從“玄鳥至”到“玄鳥歸”，等等。

諸子百家之一的農家的《審時》把“天人合一”在農業中的應用技術化，讓二十四節氣和農業充分對應。

秦漢時期的重農抑商思想，又為二十四節氣提供了強大的政策支持，讓它走入百姓日用。

今天，發達的氣象學也沒能完全代替二十四節氣在農業中的重要性。播種、除草、收獲、耕地、養墒，人們仍然要翻老皇曆。在我心目中，老皇曆除了具有實用價值，還有一種特别的詩意和浪漫。我在寫《農曆》時，小時候父親在陽光下讀皇曆的景象，就一次次浮現在眼前。

父親在黃土地上勞作的一生，又何嘗不是一部老皇曆。他年年歲歲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勞作的身影，讓我無數次地想起《周易》的核心要義：厚德載物，自強不息。

二十四節氣是人文編程

把《農曆》寫完，我就認定，人文是天文的投影。比如，自強不息的精神正是古人從二十四小時不間斷觀測天象中發現并演繹的。古人在觀測天象的時候看到天體的運行不息，賦予人文的意義就是乾卦的核心精神——自強不息。

既然人文是天文的投影，那麼，按照天文去生活，就會趨吉避兇，吉祥如意。

為此，我們的祖先對人文進行了系統性編程，正是這種充滿智慧的編程，催生了二十四節氣活的哲學。變易、簡易、不易，陰陽、消長、運化，全在其中。“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在古人看來，“氣”既是生命的存在狀态，又是存在方式。這種狀态和方式，體現在節律上，就是“節”。其目的，就是保證“中”，保證“和”。對應在人文上，就是《中庸》講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種中和哲學，讓中華民族避免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學會在陽中找陰，陰中找陽。道家用太極圖來表達，儒家用中庸之道來闡述。體現在國家治理上，就是德法并重；體現在人類學設計上，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果二十四節氣智慧能夠在全人類普及，世界上的許多争端，也許就可以停止，人類就會安甯許多，祥和許多。因為二十四節氣的後面是天文。

而天文對人文的最大啟示，就是整體性。在散文集《中國之中》中，我用大量文字闡述了中華文化整體性對人類走出困境的現實意義，闡述了“凡是人，皆須愛”的道理。因為“天同覆，地同載”。因為人文源于天文，而天地表演給人類的，就是整體性。

既然天地是一個整體，那麼，愛人就是愛己，傷人就是傷己。

曆史上，我們曾想用法律手段廢除農曆，強行推行西曆，結果沒有成功。因為它不符合中國人的認知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不符合中國人的整體觀。最後，就默許兩套曆法并行。

古人為什麼把春分跟秋分神化，認為它們是天上的兩尊神，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就是因為他們觀測到，這兩天晝夜等長。作為二十四節氣的原始坐标，它奠基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是處處“找中”。

這種“找中”的思維方式，讓中華民族秉持辯證思維，不走極端。在極陽的時候馬上想到陰，在極陰的時候馬上想到陽。處在優勢馬上想到劣勢，處在劣勢馬上看到優勢。

近來，人們常常會為一些世界性事件争論得不亦樂乎，看起來，雙方都有道理，如果不用“找中”的思維觀照，是很難判斷孰對孰錯的。在“找中”的視角裡，我們會發現，地理之間的較量，其實是文化較量。

相傳，堯給舜禅讓帝位的時候說：“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把這一套極其高明的曆法傳給你，你要用它來找到那個“中”，好好為人民服務。如果天下百姓陷于貧困，上天賜給你的祿位就會永遠終止了。可見，中道思維來自天文。可見，真正的服務是天文服務，曆法服務，真正的管理也是天文管理，曆法管理，因為它是天地中介。由此，我們才能理解“天子”一詞的含義。天子的權威性，來自獨有的天文觀測，來自獨有的曆法。

正是這種獨有的時空系統，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因為如果分裂，就意味着進入不了這套曆法系統。

這種“找中”的哲學用在養生上，就是平衡。抑制旺的一方，扶持弱的一方。為此，古人講，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

春天養生，就要多支持脾髒。因為春天對應着肝，肝屬木，木克土，脾屬土。怎麼保呢？多吃和脾土對應的黃色食物，比如小米、番瓜、豆芽、生姜、香椿等。從味覺上講，酸味入肝。所以，春天要少吃酸，因為酸入肝，會讓肝火旺。這時，要适當增加甜食，因為甜味入脾。

這種找“中”的哲學讓中國人特别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讓中國人學會随緣，順其自然。為此，人要不跟節律對抗。因為整個宇宙給我們表演的就是順，就是應。如果地球哪一天搞一個花樣滑冰，折回來運轉，那将是什麼情形。

人是宇宙的一分子，因此，隻有“順”，才能“合”，隻有“合”，才能吉祥如意。

如何來“合”？順應節氣。比如春天，《黃帝内經》講，“春三月，此為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這句話告訴我們，春天要少吃動物性食品，要多給予，多獎勵。因為，在古人看來，宰殺動物時，人要先動殺心，而殺心引動殺機，傷害生機。人要健康，就要長養生機。

比如夏天，《黃帝内經》講，“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洩，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因為太熱，所以貪涼，而貪涼，陽氣無法宣洩，濕邪就被閉在體内，秋天就會得痎瘧，冬天就會重病。

熱的時候充分經受熱，冷的時候充分經受冷，此謂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養生的最高境界，就是這個“自然”。而二十四節氣，就是中國人的“自然”課表。

二十四節氣是幸福編程

在寫長篇小說《農曆》的過程中，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大地回春，桃紅柳綠，細想，都是溫度在背後操盤。每一抹綠色回到人間，每一朵蓓蕾綻放，細微的變化之處，其實就是天地間的陽氣增加了一點點。而這增加了的陽氣，其實就是陽光的增量。而陽光的增量，來自陽光到達地球的角度增量。這個角度，又來自地球環繞太陽公轉的“節律”和地球本身的“姿态”。這個“節”，這個“态”，對應在大地上，就是“氣”。我們都知道，地球是“斜着身子”繞太陽公轉的。正是這漸漸“直起來”的陽光讓大地春意盎然、生機勃勃。

正是這一發現，讓我聯想到，在人間，我們能感知的愛和溫暖都來自太陽，包括月輝。既然一切都來自這個“太”，這個“陽”，那麼，我們就要向太陽學習，“與日月合其明”。

細細體味“合”的感覺，就會對“奉獻”二字有新的認識。太陽的存在就是燃燒，就是奉獻。當年，父母師長如是教誨，有些不理解，隻是把它寫進《農曆》裡。不惑之年，自己開始做志願者，有些能夠理解了。

2012年，我支持幾位同道創辦了全公益“尋找安詳小課堂”，那種實實在在的幸福感，讓我覺得，我在《農曆》中寫的五月六月的父親不再是一個小說人物，而是我自己。我把我所寫的，變成所做的。每天腦海裡全是要幫的人和方案，沒有時間焦慮和憂傷，也沒有時間自私和自利。那種“忘我”的幸福，超過拿任何獎，獲任何利，得任何名。

這才明白，活着的意義就是奉獻。

去年，應家長的強烈要求，長江文藝出版社要出版适合青少年閱讀的大字号《農曆》，讓我修訂一下。再讀十多年前寫下的那些文字，讀“父親”給五月六月講，要學習天，學習地，學習太陽，學習莊稼，淚水就禁不住流下來。

想想二十四節氣，從立春，到大寒，天地要保障所有生命的生存，就得提供空氣、水、食物，而這些保障生命的東西，都是天地免費為我們提供的。

我一直在琢磨“谷雨”這個詞，大家都在講，“雨生百谷”，卻忽略了“谷養百姓”。這谷物，是誰創造的，為什麼要犧牲自己，養活人類？

這，也許就是天造地設，就是“本性”。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大學》為什麼開篇要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何為“明德”，何為“至善”，“親民”而已。也明白了《論語》開篇為什麼要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習什麼，學天地精神，學日月精神。如此，才能“悅”。隻有這種天地精神日月精神綻放的“悅”，才會感召遠方之朋。也隻有這種會通了天地精神日月精神的“悅”，才會“人不知而不愠”。試想，如果天地和日月聽不到贊美就沮喪，就收回它的光明，那就不成其為日月。

突然間，又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了新的體會。這個“自然”，就是“本然”，就是一種沒有緣由的愛和奉獻。

這種心路曆程，幫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老子講的“自然”。

漸漸地，我就懂得了什麼叫“自在”。沒有“自然”，很難“自在”。也讓我理解了什麼叫“自信”，沒有“自在”，就沒有“自信”。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信的民族，跟我們的自在文化有關。

但凡自在的文化，都是可以經過時間檢驗的，比如二十四節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無門慧開的這首偈，真是把自在文化講到家了。全然地享受過程，享受生命的每一個“現場”，正是幸福學的真谛所在。

但現在，目标性幸福代替了過程性幸福。這不是太吃虧了嗎？孩子們要通過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學習之“苦”換來一個錄取通知書之“甜”，讓“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變成“不亦苦乎”，讓多少學生高考完就再也不願意看課本一眼。這是目标性幸福無法解決的死題。

古聖先賢給我們開出的幸福學教程是活在“現場裡”，要讓全過程的每個“此刻”都要幸福。就學生來說，要用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學習過程之“甜”換來一個更大的結果之“甜”，這才能真正實現夫子講的“不亦說乎”。

目标性幸福，往往會把生命帶離現場，而生命長期離開現場，是會出問題的。

我讓孩子們把生命過程審美化、幸福化，讓過程本身變成目标，全然地活在現場裡，活在當下的幸福裡，活在樸素生活的幸福裡。播種時就要幸福，耕耘時就要幸福，而不僅僅是收獲時幸福。生命的詩意就這麼誕生了。不久，他們就會發現細節性的美，一朵花，一棵草，一絲陽光，一縷風。

由此，我們會發現，古人晴耕雨讀生活方式的智慧，他們活在一種耕讀的詩意裡，活在農事詩的狂歡裡。而現在，有多少人，耕也沒了，讀也沒了，每天活在一種“概念幸福”裡，活在信息狂流裡，活在計劃裡，效率裡，手機裡，網絡裡。漸漸地，生命的“實在感”喪失，“現場感”喪失，焦慮就找上門來了，抑郁就找上門來了。

由此，國家把教育由“德智體”擴展為“德智體美勞”，是非常英明的。

二十四節氣提供的是一種與現代“效率時間”相别的“自然時間”。二十四節氣中的時間是活的，有生命的，有溫度的，能夠呼吸的。它讓天、地、人、物的關系人格化，審美化，也讓中華文化的整體性有了可感可親的煙火氣。

而一度，我們的“自然時間”被“效率時間”代替，風聲雨聲離開了我們的生活，鳥語花香離開了我們的生活，天長日久，我們就被一種巨大的“冰冷”包圍，包括青少年。後果是什麼，大家都清楚。

可以說，二十四節氣本身就是先人的教育編程，它不但是我們的認知方式，也是思維方式，更是行為方式，當然也決定着我們的學術範式。

二十四節氣是大教育。

我欣喜地看到，二十節氣教育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走進校園。

每逢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節，不少學校組織學生集體誦讀《農曆》對應的章節，還有一些學校，編排節目上演。受邀觀看孩子們天真可愛的演出，我的腦海裡就會響起一個聲音——

這農曆，這二十四節氣，不正是先祖們的天文編程、人文編程、教育編程、幸福學編程，甚至是人類學編程嗎？

（作者：郭文斌，系甯夏文聯主席、作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