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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通過發展旅遊實現轉型的村莊不斷增多，旅遊型村莊的治理成為熱點議題。在鄉村旅遊的發展過程中，市場要素迅速向村莊滲透，吸引着商戶、投資者、務工人員等大量外來人口不斷地流入村莊，使村莊原本的經濟結構、群體成員結構、社會關系格局、社會交往行為、共享價值認同、利益分配原則等發生顯著改變。傳統的鄉村治理格局也被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市場運作邏輯下的農村社區治理新格局。本文基于對陝西袁家村這一旅遊型村莊的長期跟蹤調查，深度剖析該村“市場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及其所引發的社區治理基礎變化，并進一步嘗試闡釋其社區治理轉型的實踐過程與内在邏輯。

傳統村莊研究将村落描繪為滕尼斯筆下的“共同體”，即一種建立在人的本質（自然）意志基礎上的群體結合類型，以人的本能、習慣和記憶為基礎形成彼此之間親密的有機聯系和默認一緻的共同生活，自然形成的聯結紐帶是傳統共同體所強調的基本要素（斐迪南·滕尼斯，1999）。日本學者平野義太郎率（1994）先将“共同體”一詞用于中國村莊的研究，認為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單元結構是具有封閉、内聚特征的村落，從而提出村落共同體的假設。而以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範圍确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确定，這意味着小農生活在一個囊括着多個村莊社區的基層市場共同體中（施堅雅，1998）。從這一觀點來看，傳統村莊被納入到市場與社會的互動中，村民的社會交往也由道德秩序導向轉向利益秩序導向，市場關系成為村莊中的核心關系，使傳統農業村落共同體轉變為村莊市場共同體。

村莊市場共同體具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共同體基本形态并未完全脫離滕尼斯所謂的傳統共同體，仍然是其衆多類型之一；第二，市場的重要意義在村莊市場共同體中被凸顯，即村莊市場共同體的核心在市場，是市場将群體結合成共同生活的有機團體。

（一）村莊市場共同體的要素分析

随着市場經濟迅速向鄉村滲透，村莊被拉入到由勞動力、資本、土地三個要素編織起來的市場網絡之中，村莊社會成為市場體系的一部分（卡爾•波蘭尼，2007），村莊市場共同體既保留了傳統共同體的特點，又在市場力量的影響下凸顯出新的特征。

第一，從共同體的邊界來看，村莊市場共同體的邊界受到市場輻射力度的影響，呈現出非疆域性的特點。村莊的地理邊界、交往邊界、經濟邊界以及行政邊界都伴随着市場的不斷發育而發生不同程度的擴展（折曉葉，1996）；第二，市場帶來了商業的繁榮，以商品交換和流通為核心的交易活動是村莊市場共同體的主要生産方式。市場将村莊發展成為一個商品交易中心，農産品都集中在那裡銷售，并以此為渠道完成向上或向下的流通。同時，農戶逐漸适應了從市場上購買糧食、蔬菜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接受通過購買專業服務來代替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第三，生産方式的改變将村民從農業生産者轉變為商業從業者。各類從業者圍繞市場交易中心，在經濟交往中建立起競争與合作關系，基于商業貿易往來所形成的業緣關系是村莊市場共同體内部的主要交往方式；第四，從村莊聯結紐帶來看，利益分配是将多元主體凝聚在一起的核心紐帶。業緣關系使人員交往中處處滲透着利益、理性、競争等元素，利益分配成為村民與外來者共同關注的議題，以經濟利益為導向所建立的“利益分配機制”成為将成員重新聯結的重要紐帶；第五，在村民認同方面，圍繞獲利而建構起的“共建共享”理念是重塑村莊内部合作與信任的突破點，也是重新激活主體認同感的關鍵點。

（二）不同經濟結構下的村莊治理

中國的村莊正在經曆着複雜且持續的變遷與轉型，不同經濟結構下，村莊将面臨不同的治理格局。中國傳統的農業型村莊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特色，構成簡單的農業社會經濟條件，尚未發展出複雜的治理形态，呈現的是一種建立在農業社會經濟結構基礎上的單一治理格局，長老權威掌握村莊的實際治理權力，成為各村落中的治理主體。随着現代化的推進，非農經濟快速增長，社會關系網絡與層級結構、權威焦點發生改變（折曉葉，1997），展現出另外一種村莊治理模式。比如，城鄉人口流動的加速更新了村莊内部的治理對象和内容。在部分工業型村莊，企業組織成為村莊實際生産與經營的核心，村莊的治理需要配合公司管理的方式進行。因此，傳統農業型村莊在經濟結構變遷的同時，也伴随着鮮明的村莊治理模式轉變。

袁家村位于陝西省禮泉縣煙霞鎮，現有村民62戶，共286人，村莊集體土地630畝。村莊現階段以發展鄉村旅遊業為核心，形成包括作坊街、農家樂、小吃街、祠堂街、回民街、書院街、酒吧街、酒店住宿等特色，袁家村如今的發展成就與兩次産業轉型密不可分。

（一）産業轉型奠定基礎

1、第一次産業轉型：從傳統農業到村辦企業。1970年以前的袁家村土地貧瘠、居住環境惡劣，是當地出名的貧困村。村民們通過大力發展農業生産，不僅解決了生存問題，還為發展村辦企業積累了原始資本。改革開放後，村兩委帶領村民以建材業為龍頭，逐步建立起較為發達的村辦工業體系，随後形成農工商并舉，各行業相互連接、相互服務的良性産業結構，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到村集體工業的轉型。

2、第二次産業轉型：從村辦企業到鄉村旅遊業。2005年，根據國家發展方針，袁家村依托大唐貞觀文化和關中民俗文化特色發展鄉村旅遊産業，成功打造“關中印象體驗地”，成立股份合作社、“前店後廠”實體子公司、“袁家村城市體驗店”以及遊樂場、滑雪場等多類别休閑娛樂場所，集原生态農業觀光、關中農耕文化體驗、農家休閑度假、生态娛樂為一體，成為一個綜合性休閑旅遊示範區。

從傳統農業型村莊發展為旅遊型村莊的曆程中，袁家村政治精英帶領村民開發利用原初村莊資源，堅持走集體經濟的道路，依托村集體企業積累大量原始資本，為旅遊産業發展提供雄厚的經濟支持。兩次産業轉型改變了袁家村内部的經濟關系，村落共同體的基礎面臨解體。但與此同時，集體經濟中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又将獨立分散的農戶聯結成一個凝聚力較強的共同體，鄉村旅遊市場的發展更是強化了共同體的利益紐帶，推動袁家村踏上了由傳統村落共同體向村莊市場共同體的轉型之路。

（二）袁家村的村莊市場共同體

鄉村旅遊産業的發展改變了袁家村傳統市場的結構功能、商品種類、交易方式和輻射範圍，使其在較低行政級别中心地快速形成一個集生産、加工、交換、銷售多面一體的高級市場，重構了村莊邊界、社會交往關系、村莊産業模式、社會聯系紐帶以及村落價值認同。

1、村莊邊界動态化外延。鄉村旅遊市場推動袁家村成為鎮域内的中心地，強化對周邊村莊的土地、人口以及文化等諸多要素的吸納力度，村莊行政、經濟、文化等邊界在持續變化中擴充。鄉村旅遊市場的輻射性特質不斷擴展着袁家村與外界的聯系，土地流轉、人口擴充以及社會關系網絡重組直接導緻村莊的行政邊界向外延伸，經濟往來則随着交易活動外拓而跨越村界，村莊文化也在多元交融中持續更叠。

2、社會交往以“商業往來”為特征。通過商業投資、勞動力買賣或個體經營等多種方式，外來人口圍繞旅遊市場結成不同類型的商業往來關系，這種密切的聯系将本村村民之間的單一交往關系擴充至多元群體構成的業緣關系的，傳統鄉村社會中“人情往來”規則也逐漸被“商業往來”取代。

3、商業化互惠的産業合作。袁家村村民在旅遊産業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扮演起股東、老闆、商人等角色，以新的身份參與到市場當中，并構建起明确的商業合作關系以維持旅遊市場的規範運營，例如通過成立産業合作社、行業協會等組織，建立互惠共生的産業經營模式，将不同群體納入到同一個市場網絡和經濟鍊條之中，形成利益驅動下的合作關系。

4、以利益分配為核心的聯結紐帶。袁家村建立各類合作社，無論是本村村民還是外來從業者，都有機會在村中的産業合作社入股，合作社秉持“利益共享、道義互惠”的分配理念，并依照“限制大戶，照顧小戶”的分配原則，平衡和調節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将旅遊市場中異質性明顯的從業群體以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重新聯結在一起。

5、共建共享的價值認同構建。袁家村市場共同體中的成員交往以市場為介質，圍繞利益分配的紐帶形成“共建共享”的新價值認同。一方面營造共建的思想氛圍，村民、商戶以及投資者參加專業技術人士和專家組成的指導交流會，總結反思從業經驗與經營理念，彼此建言獻策；另一方面形成共享的村莊文化，多元主體聯合成立農家樂協會和小吃街協會，簽訂“食品安全協議書”，在維護袁家村“集體利益”或“集體口碑”的過程中達成信任互助、共建共享的價值認同。

袁家村市場内部的多元群體在經濟交往中形成以市場為核心的新共同體，使村莊治理出現明顯轉型态勢。

（一）從農業經營主體治理轉向商業從業者治理

自發展旅遊業以來，在袁家村内從業的外來商戶、務工者等流動人口都成為村莊治理的重要對象，因此袁家村在治理方面進行多種制度創新，以協調不同主體的利益并使其最終達到相對平衡的共業狀态。如在村西北角建設了6棟住宅單元樓，低價售賣或租賃給在市場中經營、務工的外來人口，并成立了專門的物業公司為住戶提供生活服務，将流動的外來人口穩定下來推動村莊可持續發展。

（二）商業合作組織的加入與片區化管理

2007年，袁家村率先成立“陝西關中印象旅遊公司”（以下簡稱“總公司”）作為運作整個旅遊産業的法人，接着通過建立合作社的形式整合村内同質旅遊産品業态，逐步成立各種行業協會，甚至招商引進了二級代管公司從事具體的執行工作。商業組織的加入接續了村辦企業“政企合一”的部分特征，将商業組織與代表村莊利益的“當家人”結合起來，實現旅遊産業與鄉村社會的有機融合。同時，采用片區劃分、層級管理的方式，充分發揮專業性社會組織的作用，實現專事專管。“村兩委”與總公司統領村莊發展方向并主導村莊事務，下設街道協會或旅遊公司對商戶進行具體管理，呈現出結構穩定的管理模式。

（三）從日常村務管理轉向旅遊市場經營管理

旅遊産業的興起改變了袁家村的治理結構，推動治理内容發生新的側重點，除了原本的村務管理之外，還包括村莊旅遊項目企劃、未來發展規劃、對經營者及進駐企業的管理、平衡協調各方利益沖突以及村集體資産的投資與分配等複雜事務。總公司成立後，有關村莊旅遊産業發展的種種事務成為純粹的商業化市場決策，具體包括招商引資、市場宣傳、企業融資等諸多方面。

（四）資源分配中的互惠道義理念

袁家村貫徹以市場運作邏輯為基礎的複合式治理模式，其中既包括了村民自治法規、市場管理規則等正式制度，又包括鄉村商業中的互惠道義邏輯。例如使用包括“交叉入股”在内的多種分配方式平衡不同經營主體的收益差距，這不僅僅是是一種純粹的商業手段，其中還保留着來自鄉土社會的互惠道義原則。為了不斷強化這種道義，袁家村還采取周期性商戶教育的辦法在村莊建立起了一套共享的價值體系，教育的内容主要有政治理論學習、經營理念解讀、模範商戶經驗分享等多種形式。

袁家村通過旅遊産業的發展構建起村莊市場共同體，并進一步引發了鄉村治理轉型。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袁家村的治理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提供經驗示範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理論思考。

第一，從傳統村落共同體到村莊市場共同體的轉變是一個有機銜接的連續過程，兩類共同體的形态之間并沒有發生徹底斷裂。袁家村市場共同體的主要特征是将傳統村落共同體内在的優勢充分激活（例如地緣、血緣的社會情感紐帶等），同時巧妙地将市場體系中的現代性因素（商業合作組織與制度等）嵌入到鄉村社會中，兩者優勢疊加，在短時間内造就了鄉村旅遊發展的奇迹。這種村莊市場共同體兼具“鄉土”和“現代”二重屬性，實質上是對傳統村落共同體的“改造”。

第二，村莊共同體屬性變化引發治理基礎之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社區治理由側重“内部社會秩序”轉向“社會秩序 市場秩序”兼顧的治理新格局。規模空前的旅遊産業改變了袁家村的治理内容，使其從日常村務管理轉向了市場秩序管理，尤其是對經營者和進駐企業的信譽管理、食品安全管理、遊客生命财産管理、村集體資産的投資與分配以及超越村莊的産業整體發展布局等諸多方面。

第三，村莊的經濟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村莊的社會結構，其中最為主要的是對社會關系格局的影響。最顯著變化的村莊經濟結構勢必會減弱或解構原有的社會關系，對成員之間固有的各種交往互動行為産生沖擊，使其依據新的經濟結構做出相應調适。

原文刊發：《中國農村觀察》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