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這樣一個奇葩的中年人，他曾是時尚攝影界的“老把式”， 40歲時卻決定從職業攝影師轉型做木匠。

　　“勺子哥”大名叫黃強，混迹時尚圈的人們稱他“強哥”，而如今他更喜歡别人稱他為“勺子哥”。勺子哥做了一百個勺子，每個都不一樣，“每塊木料都有自己的性格，沒一塊是相同的，用它們做成的勺子自然不同了。”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對自然是一種征服的态度，拿到一塊木頭，就開始想要做什麼造型，拿什麼工藝去做。但在東方美學裡，人和自然是一種親密關系，講究順應自然天性，我更願意按東方的審美去做。”

　　做木勺黃強從來不會想好造型再去找木頭。他習慣去深山采木頭，到海邊撈木頭，或是去木材廠收集廢棄的舊木頭，又或者随手在地上撿木頭，然後把它們帶回家，挖成勺子或其它物件。

　　這種偶發性的邂逅黃強特别喜歡，“就像老天爺安排好的，你要把這一塊木頭完美的重生。”對他來說，木器本來就藏在木頭裡，隻等着他把它們從木頭裡解放出來。

　　黃強做木勺，總是先琢磨一下手裡木頭的“脾氣”。有的木頭被蟲蛀壞了，他就把那個地方變成一個洞留下來；有的木頭有自己奇怪的生長方向，他就順着木紋的方向去做；有的木頭爛掉了，他把爛掉的地方一一挖去，再按照剩下的木形去做，那件飛魚形的勺子就是這樣做成的。

　　做一百個勺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每個勺子都造型不同，找齊一百塊合适的木頭都不容易，更何況每一件作品都要經曆開料、敲鑿、打磨、修改、上油等十幾個步驟。但黃強把這看做是一場藝術修行，他想通過這個行為來傳遞以及打破“藝術與生活”的傳統界線。 “雖然不像藝術品那樣離生活有一定距離，但拿在手裡，就感受到超越物體本身的魅力。”

　　事實上，對黃強來說，手作不僅僅是一種喜好，還是一場自我靈魂的救贖。

　　畢業于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的黃強，畢業後，他一直從事着攝影、平面設計等工作。從膠片時代橫跨到數碼時代，他自認自己拍照技術不賴，可從見客戶、做腳本、談價格到一改再改，一番折騰下來讓他對拍照這事越來越提不起興趣。

　　4年前，回老家茂名過年的黃強，無意間瞄到微博一個視頻：國外的一對年輕夫妻，自己到山上撿木頭，做成木器，然後拍照給大家分享。

　　閑着無聊的黃強，抓起了廚房裡的菜刀，從院子撿了截木頭，就依葫蘆畫瓢做了人生中第一把勺子。做完也學着老外那樣，拍了張照，發在微博上。以前，他發在微博上的客片拍得再漂亮也沒人理，可這一次竟然收獲了無數的點贊。在攝影上失去的“魂兒”，似乎在這裡找到了，于是他便一發不可收拾的迷上木作。

　　黃強做木器，沒跟師傅學過，都是從網上模仿着來，等漸漸找對了感覺，連模仿也不模仿，就順着木頭的“脾氣”做。這樣他的作品，多了一絲靈活生動，少了一份規矩和刻闆。連給他家做裝修的木工看了都連連搖頭，“這個不是這麼做的。”他卻無比自豪的回話說，“我就想這麼做。”

　　人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40歲才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兒的黃強，總覺得自從開始做木器，自己整個人就像電腦格式化了一樣，重裝了一個系統。“很多朋友不理解我現在在做的東西。有個高中同學甚至說我瘋了，包括我姐也是說，你攝影做得好好的，賺錢的速度是一百二十分之一秒的速度，你現在做勺子你這樣行嗎？其實怎麼說呢，我對自己的要求很簡單的，不是虛僞，我覺得錢真的不是那麼重要。我覺得開心、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想幹嘛就幹嘛，是最幸福的。”

　　去年，有一位網友将自己父親的一條用了40年的圍裙郵寄給了黃強，這讓“勺子哥”非常的感動。對他來說，40年曆史的老匠人的圍裙，不僅僅是一件圍裙，更是一種衣缽的傳承，一種對匠人匠心精神的嘉獎。

　　李歐納·科仁說：“削減到本質，但不要剝離它的韻。”黃強手作木器猶如把木原有的特質解放出來，溫潤的器物來源于他不斷簡化的生活狀态，不虛張聲勢，卻曆久彌堅。愛大自然，喜歡自由的黃強，似乎印證了經曆越多反而會選擇最簡單的形态來呈現自我。他很享受如今不受約束的輕松美好，并将這種心态一并呈現在他的木器中。

　　“我覺得現在生活狀态挺好。澆澆菜，吃簡單的食物，番薯、粥，就感覺人生一下就很放松，很充實。做了一車東西，然後拉過來放在工作室，太有成就感了。”

　　黃強給自己的品牌取名“彁”，據說名字是來自“強哥”的縮寫，就是他搞攝影時常用的名字。就像黃強自己說的那樣，“攝影是我的生命。”即便如今他成了“勺子哥”也是 “強哥”一種延續。

　　“生命好在無意義，才容得下各自賦予的意義。假如生命是有意義的，這個意義卻不合我的志趣，那才尴尬狼狽。”木心的這句話，似乎恰好印證黃強的選擇，最好的生活就是有無限的選擇。

　　正午文化：做攝影的經曆對你來說，是一段愉快的經曆，還是一段痛苦的經曆？

　　黃強：做自由攝影師是件很幸福的事。但這件事成了“飯碗”，就必然要與商業挂上鈎，要為别人拍照，從見客戶到做腳本、談價格，一再修改，這樣的一個過程真的很痛苦，最終出來的效果和我的想法幾乎無關，我自己也不喜歡，這種東西已經不是我想要的。

　　現在我玩木頭，做任何一個東西都沒有去考慮過這個東西要賣多少錢，誰會去買，我自己認為它該是什麼樣子做出來就是什麼樣子。顧客喜歡就買，不喜歡也沒關系，總能遇上喜歡它的人。所以，對我來說，做木器比較放松，就是在玩，就是喜歡，覺得很幸福，很快樂。

　　人一生過得很快的，就是一口氣，所以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正午文化：你做了很多勺子，每件都不一樣，這些不同形态的作品都是怎麼想到去做的？你做得過程中是拿着這塊料想出來的，還是做一半想出來的？

　　黃強：其實我沒有怎麼想過，我會先拿着這塊木頭看，看到底做個什麼東西出來。比如這是一個樹叉，我就會保留它樹叉的樣子繼續做下去。有時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就拿斧頭把木頭削開，發現某個造型很好玩，然後去做一個東西出來，過程中會不斷地修改。

　　正午文化：怎麼想到要做“一百個勺子”這個項目的？

　　黃強：最初，我也沒想過要做這個，就是看到似乎做勺子的木料就做一把，木料本身是有特點的，做出來的勺子自然都不一樣。有一天，我把做好的勺子擺在一起看，發現特别震撼，于是我就想，不如做一百個勺子，擺出看看。當然，這個計劃的作品不單單隻是這些勺子，做這件事的過程本身就像一次行為藝術修行，也讓我重新認知了木頭的價值，如果有可能，我未來還準備做一百個盤子。

　　正午文化：你做的勺子很不一樣，不像現在年輕的手作人做出的東西，他們大多是模仿西方然後在結合自己本身，但你做的東西更随性，似乎更有你自己的影子在裡邊。

　　黃強：我以前完全沒有玩過木頭，突然有一天，我就開始玩木頭了。真的是天生的，也沒有學過，沒有條條框框，反而更随意一些。

　　裝修工作室的時候，我請來一位木工，他看到我的這些東西就傻了，他說，怎麼你會這樣做這些東西呢？你是有學過木工嗎？ 我說沒有。他很堅持，說這些東西是不能這樣做的。我說，我就是想這樣做。

　　我在instangram上認識了丹麥的一個做勺子的人，他每天也做很多勺子，他說他做的其實是比較特定的樣子，反而覺得我做的比他好。

　　正午文化：在做一件作品的時候你的狀态是放空的，還是會思考很多問題呢？

　　黃強：如果腦子裡要想事情，這樣的話就沒法去做了。我為什麼不做攝影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做勺子的時候，就是刀随手走，手随心走就完了，真的沒有什麼事情需要在這個時候考慮。如果真的必須考慮，我就會停下。

　　黃強

　　廣州茂名人，畢業于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一直從事平面設計、攝影和獨立藝術創作，2014年成立獨立設計品牌彁，開始了手工木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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