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世宗第四子愛新覺羅弘曆出生于雍親王府邸。清聖祖對這個皇孫非常鐘愛，令他在宮中讀書。弘曆聰明伶俐，能夠過目不忘。後來，弘曆又學會了射箭、火器等技能。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世宗秘密寫下皇位繼承人，并将其緘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後。雍正十一年（1733年），23歲的弘曆被封為和碩寶親王。當時準噶爾戰役還未完結，再加上黔苗出現兵事，世宗令其總理軍機，參決國家大計。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世宗身體不适，在圓明園靜養，弘曆朝夕謹慎侍奉。數日後，世宗病笃，立即召莊親王愛新覺羅允祿、果親王愛新覺羅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和張廷玉、領侍衛内大臣豐盛額和讷親、内大臣戶部侍郎海望入朝，不久駕崩。在衆位顧命大臣的輔佐下，弘曆奉遺诏即皇帝位，是為清高宗。

　　在聖祖和世宗的經營下，大清王朝國勢日益昌盛，為高宗開創大清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高宗不辭辛勞，通過編修文化典籍、著寫詩文、抵禦海潮、豁免租稅、武力征讨等方式為大清的文化、農業、國土統一等作出了巨大貢獻，将清王朝推向了鼎盛時期。然而，高宗時期卻成了大清由弱而盛和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是因為高宗雖然在文治武功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但與其同時，它的文治武功也威脅着清王朝的統治地位：文字獄的不斷興起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窮兵黩武式的征讨耗費了大量财力，皇家園林（頤和園、香山、圓明園、玉泉山、甯壽宮）的修建同樣加大了國用的支出；由于執政時間過長（60年），高宗晚年逐漸昏庸，以和煖為代表的貪官污吏逐漸敗壞了社會風氣；等等。月盈則虧，水滿則溢，沒想到的是，大清的盛衰會轉化得如此迅速。

　　吏治腐敗起義四起

高宗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多太多，難以一一描述。在此着重講述和煖的發迹，從側面來反映高宗在位時的統治情況。

　　和珅憑借着察言觀色、揣測上意、機智靈活而逐漸得勢。和珅當政20餘年，瘋狂斂财，搜刮的财富總價值可達億兩白銀。據步軍統領、定親王綿恩的奏折稱：“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家人劉全等家産，所有查出和珅家：二兩平金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兩，銀三百一萬四千九十五兩三錢三分，俱已交廣儲司收訖，業經奏聞在案。續查出和珅借出本銀錢所開當鋪共八座，及家人劉全、劉印、劉陔、胡六自開、夥開當鋪共八座，亦經奏聞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查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計一千零一間半，取租地計一千二百六十六頃。此外查出和煖借出應追本利銀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五兩，并自栓大車八十輛，每輛銀一百二十兩，共發出車價銀九千六百兩，分給各戶領辦。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統計取租房地共價銀二十萬三千三百二十三兩五錢二厘，價錢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銀四千七百六十六兩七錢，租錢三萬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

　　他不但自己貪婪，而且依仗高宗的寵信公開庇護貪官。查找有關史料，乾隆年間的許多貪污大案要案均發生在和珅專權之後，且均以和珅為後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撫王禀望貪污被告發，負責辦案的官員在其家中搜出金銀百萬兩之多。通政司副使錢沣查明勒爾謹、王禀望皆為和珅私黨，陝西巡撫畢沅又經常奔走和門，與勒、王兩人狼狽為奸，且知情不報。于是，錢沣上奏疏彈劾畢沅。和珅沒能保住勒爾謹、王禀望的性命，但卻保住了畢沅的性命。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禦史錢沣彈劾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營私舞弊。高宗大怒，命和珅、禦史劉墉和錢沣一起去查辦。國泰的營私舞弊之事，人人皆知，隻是有和珅做後台，沒人敢向上反映。此次查辦，高宗下旨，負責督辦的官員不敢怠慢，和珅怕事情露餡，事先給國泰通風報信，讓其早做準備。三人到山東後，馬上盤查庫府中的銀子，一看數目不缺，就要草草收場。錢沣覺得這裡面有蹊跷，因為他發現，這裡的莊銀規格不一，便知有詐。又見和珅如此草率盤庫，知其暗中袒護國泰，如果就這樣收場，不光是貪官得不到懲處，他自己還要以所劾不實而獲罪。因此，他再三請求封庫再查。和珅無奈，隻好同意封庫。第二天，錢沣貼出告示，通知借錢給府庫的各商号趕快前來認領，否則銀兩一律充公。結果各商号紛紛前來領銀，原來庫銀是從商鋪暫時借來充數的。國泰貪污庫銀200萬兩的内幕終于大白于天下。在鐵一般的證據面前，和珅竭力營救也未能奏效，國泰、于易簡都被高宗下旨處死了。

　　高宗中後期，吏治更為腐敗，貪污之風更甚，内閣學士尹壯圖請旨“密查虧空”。和珅怕尹壯圖的“密查虧空”之火會燒到自己頭上，于是決定整整他。和珅奏請高宗派戶部侍郎慶成和尹壯圖同赴各地清查倉庫，其目的在于暗中監視和牽制尹壯圖。每到一地，郎慶成并不急于盤查，而是先拖延時間，令尹壯圖枯坐館舍，使其行動受到限制，然後設法給當地官員通風報信。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則趕緊東挪西借，暫時補足虧空，結果自然查不出任何漏洞。沒有查出漏洞，尹壯圖的麻煩自然來了，刑部以挾詐欺公、妄生異議罪判處尹壯圖死刑。最後還是高宗帝免去了他的死罪，這使和珅的氣焰更加嚣張。

　　另外，他與大學士傅恒之子福長安兩人狼狽為奸，廣植朋黨。福長安的小舅子是個連滿語都說不好的無知狂徒，和珅卻将其提拔為廣信知府；和珅的族孫景安在擔任河南巡撫時，不敢與白蓮教正面作戰，也不敢犯“渎職”之過，總是跟在起義軍後頭，被人譏為“迎送伯”。和珅的親家蘇陵阿年老無能，卻當上了兩江總督。接見屬員時，他竟厚顔無恥地說：“蒙皇上聖恩，命我這老頭子來撈點棺材錢。”和珅竟然将其舉薦為大學士。蘇陵阿年逾八十，兩耳不聰，老眼昏花，連一舉一動都需人扶持，被稱為“活傀儡”。

　　對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和珅千方百計地予以迫害打擊。就連仁宗的老師朱珪及大學士董浩，和珅也不放過。嘉慶元年，高宗下诏調朱煖來京任大學士，仁宗得知後，寫詩給老師表示祝賀。和煖盯上這首詩，把它拿給高宗看，說仁宗早就想“示恩于師傅”。高宗大怒，幸虧董诰在旁解勸：“聖主無過言。”高宗雖未治仁宗和朱煖的罪過，但降朱珪為安徽巡撫，并谕令“不得内召”……

吏治的腐敗和黑暗激化了大清統治階級與平民之間的矛盾，起義軍到處“開花”，大清“應接不暇”。乾隆末年如此，嘉慶初年仍然如此。嘉慶元年（1796年），湖北當陽、孝感等地先後發生暴動；嘉慶二年（1797年），貴州、四川、陝西等地先後出現叛亂。盡管這些武裝起義還不足以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但它反映了當時的一種黑暗現狀。如果隻是一味采取武力鎮壓這種治标不治本的策略來達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無疑是天方夜譚。不過，高宗已經駕鶴西去（嘉慶四年春），至于未來的清王朝興衰與否，就要看他的子孫後代有什麼絕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