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學子如何進入大學?跳“農門”2012年至2019年，湖南耒陽正源學校有10名學生考入清華北大，其中7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今年高考，學校又有兩名學生考入北大，鐘芳蓉是其中之一，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寒門學子如何進入大學?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寒門學子如何進入大學

跳“農門”

2012年至2019年，湖南耒陽正源學校有10名學生考入清華北大，其中7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今年高考，學校又有兩名學生考入北大，鐘芳蓉是其中之一。

她是今天夏天最受矚目的高考生之一。她以676分成為湖南省文科第四名，查到她考分的那一刻，學校老師在辦公室跳了起來，校長羅湘雲帶50多名老師，乘坐9台車，肩扛煙花和鞭炮，去她的村裡報喜。

鐘芳蓉選擇讀北大考古專業，又在網上激起一陣浪花。有人說“窮人家的孩子不要學當詩人”，建議她“選個來錢的專業”，改善家裡條件；也有人說“興趣最重要”，“感興趣的事情做到極緻照樣能成功”。“沸騰”的還有考古圈，8月20日下午，她收到9家考古單位送來的禮物，9個包裹，近50斤重。

一直關注她的還有學兄學姐。很多學生說，在鐘芳蓉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樣出身平凡，同樣根據興趣選擇大學專業，幾乎都有留守經曆，也曾被媒體聚焦，他們決定對這個學妹說點什麼。

8月3日下午，學校第一個考上北大的畢業生潘軍去了鐘芳蓉家，給她提了很多建議。他的學弟譚偉甯也在關注鐘芳蓉報考的事，在個人公衆号，譚偉甯寫下了自己進入大學後的迷茫和成長，希望人們更多“關注留守兒童未來的成長”，“寒門學子進入高等學府已然艱難，但這一切隻是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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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軍所在的校友群讨論很熱鬧。

潘軍沒插話。這件事本與他幹系不大，8月初，聽校長說鐘芳蓉因媒體采訪壓力很大，潘軍決定趁學校給她送書的機會去她家一趟。他在耒陽做選調生，去鐘芳蓉家那天是星期一，他特地跟單位請了假。

潘軍說，他在鐘芳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也曾被聚光燈包圍，2012年，市領導、學校老師一行幾十人驅車到他所在村裡，慶祝他金榜題名。一塊披挂着大紅花的長方形獎牌至今挂在家裡的客廳，家人在升學宴上張羅了20多桌飯菜。

當時，他的分數隻夠報北大醫學部，選擇了藥物化學專業，面對媒體，18歲的他公開立志要從事科研，稱“别的風景”對自己沒有吸引力，偶像是錢學森。

那時的潘軍覺得自己離理想越來越近。理科科目裡，他化學最好，初二時，他就立志當一名化學家。

這個選擇遭到家人反對。家人覺得“學數理化沒前途”，勸他學臨床醫學，或者報其他大學更能賺錢的專業，潘軍說，自己當時處理方式粗暴，聽到反對聲就躲起來。

這個夏天，鐘芳蓉也把自己包裹了起來。她沒有和父母交流過自己的報考志願，4家電視台來家采訪，她閉門不出，最後，她去了深圳，校長也找不到她了。

潘軍理解鐘芳蓉，不願别人幹擾自己的選擇。但6年後，他研究生畢業，沒有從事科研，成為了一名選調生。如今，回看高考時的志向，他的觀點發生了改變。

他重新審視當時一心要讀化學的自己，“一個高三剛畢業的學生，就了解各個專業？”潘軍後來覺得，農村孩子口中的興趣隻是在有限經驗中作選擇，他們從小到大隻有學習，而他是理科生，隻能從理科科目中找興趣。

大學畢業後，他的同學有搞攝影、當詩人的，他發現那些路離自己太遙遠了，“在成為留守兒童時候就斷了，因為你沒有培養這些細胞。”

興趣和理想也會被現實潑冷水。讀研期間，他是導師最勤奮的學生：每天泡在實驗室，兩個小時午休時間隻眯10分鐘，以第一作者在影響因子19的國際期刊發表論文。但繼續做研究，潘軍開始擔心學化學沒有前途——出國深造七八年，回國也很難找到教職，“進211、985的高校不太可能”。

他的學弟劉勇也被這個問題困擾，劉勇2016年報考北大物理學專業，那時候，他也覺得興趣最重要，但讀了大學發現“還是需要一些經濟基礎”，如果做研究，可能一輩子也買不起北京一套房。“沒有資本的要選熱門專業，因為需要積累經濟條件。”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搖擺，猶豫是否繼續從事科研。

他承認，選物理專業是“對經濟壓力沒有特别深的認識”。劉勇覺得農村孩子可能缺少見識，沒有廣泛興趣，所以選擇冷門專業，“你在高中從來沒接觸過計算機、金融，怎麼會有興趣？”

但面對一心報考古的鐘芳蓉，潘軍沒有勸她改專業。在潘軍看來，勸一個從未接觸過計算機和金融領域的農村孩子去讀熱門專業也是冒險的，從商需要人脈，農村孩子沒有家庭支持，會很難。

劉凡犁也認同他的觀點。劉凡犁是2013年湖南省理科狀元，清華大學老師握着校長羅湘雲的手，恭喜他的學校出了省狀元。劉凡犁最後入讀清華大學錢學森力學班，那時候，金融專業已經是熱門專業，也有人勸劉凡犁報考，但劉凡犁很清醒，做金融需要“談笑風生”，自己性格内向，不愛交際，不願意在飯局上推杯換盞，還是坐冷闆凳更适合他。

去鐘芳蓉家前，潘軍審慎考慮過提什麼建議。聽說鐘芳蓉對曆史感興趣，他建議鐘芳蓉大學選曆史專業雙學位，說對從事考古行業很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可以作為一條退路，“即使你以後可能想轉行，都來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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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芳蓉安靜地坐在對面聽着潘軍說了半個小時，很少插話。那幾日，媒體采訪的電話接連打來，她索性開了手機飛行模式。

潘軍能感覺到她的壓力，問及是否擔心父母不理解自己報考的專業時，鐘芳蓉點了點頭。他建議鐘芳蓉“靜下心來跟爸媽交流”，告訴父母考古專業不像網友說的沒前途，解除他們的擔憂。

鐘芳蓉比他想象中穩重很多。他囑咐鐘芳蓉多鍛煉自己的表達能力，學會跟人打交道，“不要隻認書不認人”。

這一點潘軍進入大學後才意識到。他發現在大場合的活動，自己會膽怯、害羞。

讀高中時，劉凡犁是主動回答問題的活躍分子，但在大學裡，他也明顯感覺自己不自信、不主動，課堂展示時會緊張得聲音顫抖。

以前，他知道自己表達和社交能力一般，但不覺得這很重要。大學後，他發現處處都需要這個“核心能力”，做科研項目需要寫申請材料、上台展示，通過表達讓他人信服你。人緣好也能帶來便利，特别是做博士後，直接去找工作很容易碰壁，有熟人推薦就會好很多。

外國老師來訪問，有師兄會主動向導師提出來去接待，劉凡犁發現自己沒有這種交際意識，“我都想不到要這樣做。”

大學頭兩年，譚偉甯也一度為交際苦惱。高中畢業的他剛買手機，同學談起明星和熱點新聞他一無所知，新生見面交流會上，班級同學和學兄學姐攀談，他在一旁沉默。

譚偉甯後來意識到，他本就成長在表達匮乏的環境裡。初中前，他還一直跟種地打交道，下午放學後，他要去村頭地裡打油菜、種花生。他跟外婆住，父母在廣州打工，每年隻在過年時回來一次。

小時候，他看到父母會害怕得躲起來。有想買的東西，他也不好意思跟父母開口，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說想吃零食，得到的回答是“對身體不好，還浪費錢”，“多幾次後，你就不再提了”。

在個人公衆号裡，他記錄自己沒錢的“心酸往事”：去服裝店試衣服先看标價；坐出租車要不時偷瞄計價器；買菜要跟在大媽後面，等大媽挑好菜講好價，自己跟着也來一斤。筆名“錦衫”也出于對兒時的補償——小時候想買好看的衣服，沒錢買。他穿堂哥的舊衣取，有的衣服打了補丁。

譚偉甯感慨，很多城市同學思考問題是綠燈思維，做一件事情，他們更在乎帶給自己的收獲和價值。自己想問題是紅燈思維，不是考慮帶來什麼價值，而是想會遇到哪些困難，計算試錯的成本，“害怕嘗試新的東西。”

黃蘭毅也意識到留守環境對自己性格的潛在影響。五六年級時，父母外出打工，他跟奶奶住一起，但奶奶總是駝着背一人坐在屋裡，不說話，也不笑，令他感到壓抑。

他本來性格外向，漸漸也變得不愛講話，放學後常常宅在家裡，一個人看電視或者發呆，想傾訴了，就寫日記，“很容易傷感”。讀初中時，媽媽患癌症去世，家裡更加拮據，他變得更加内向和自卑，“覺得家庭情況沒那麼好，玩什麼都要顧忌”。

這種性格伴随着他進入大學。他在清華美院學美術，剛進大學那會，他發現自己沒什麼幽默感，不會開玩笑，和同學在一起時，沒有話題聊時會緊張得不知所措。

在高中，七八個學生住一間屋。校長羅湘雲常去男生寝室轉悠，他發現很多農村孩子夏天睡覺也穿着長褲，相比城市孩子更害羞。

正源學校有近1.5萬名學生，80%以上來自農村，其中近一半是留守兒童。校園裡，學生們不用穿校服，女生也不用剪短發，羅湘雲希望校園看起來“五顔六色”。

但吃食堂時，他讓所有學生都吃“大鍋飯”。學生每日交25元生活費，食堂每日四餐，夜裡提供水果或面包，不限量供應。知道農村孩子家裡經濟條件一般，他希望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能坐在同一排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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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一時，潘軍成績依然突出，數學、物理常常考滿分，他覺得周圍同學學習不如自己。那時他很高調，學院裡進行宿舍風采展示，三四百人的大教室裡，其他人用中文講，他用英文，結果得了最低分。後來，潘軍意識到當時的行為意在凸顯自己，因為“心裡不服氣”。

标新立異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他把年少的狂妄歸為無知，“以為自己很厲害，但後來發現不是。”

一位讀北大醫學的正源畢業生感慨，當她還在學習寫論文格式是什麼時，同學已經寫完了。老師在英語課上讓他們練習GRE的寫作題型，她光理解題目就要很久。她發現北京的同學總是在各種活動中“自然而然地當上負責人”，關注她都沒聽說過的地理競賽，還有一群“國際的朋友”。

原來不是所有人的高中都在刷題。室友告訴譚偉甯，高中同學有的出國，有的保送清華大學，自己因為不聰明考入中央财經大學。但室友電子琴7級、英雄聯盟大師段位……“學也學不過，玩也玩不過。”譚偉甯感歎。

劉凡犁在清華大學的班裡30人，17人是保送。聽說人大附中學生一周5天課，還不上晚自習，他驚呆了。自己高中每天上8節課，晚上，10點下晚自習，很多人還主動留下學習，近淩晨才舍得去休息。

置身清華大學校園時，黃蘭毅才體會到自己幸運——清華美院裡的農村孩子太少見了，同學家境都優渥，從小學習藝術，有的憑文化分就能讀清華，上美院完全出于興趣。

而他是半路出家，高二下學期時才改讀藝術。這之前，他從沒專業學過美術。他對畫畫的興趣來源于小時候父親讓他照着日曆畫畫。先從畫上面的老虎開始，然後仿照父親買的一本畫冊畫人、水果和風景。他聽蔣勳講中西方美術史，也讀《梵·高傳》，被這位潦倒不堪但仍對生活充滿熱愛的藝術家激勵。

快讀高三時，和同學聊到未來想從事的職業，他第一反應是，自己要當畫家。他告訴父親自己要轉讀藝術時，父親以為他瘋了。

他寫信給父親，“為什麼别人可以選擇喜歡的，我就不能？”幾乎所有親戚都反對，姐姐把他的畫拿給一位開畫室的朋友看，對方說離專業水平有很大差距，勸他放棄。

一次考試，他考着考着，“情緒上來了”，跟老師請假回家，同父親商量學美術的事。

他躲在屋裡怄氣，父子倆隔着一扇門，許久未說話。等他開門，以為父親要罵他，父親隻說了一句，“你去學，我來想辦法。”

他承認，這成為自己後來考清美的動力，爸爸對他越好，他越想報答，“恨不得馬上考上就那種感覺。”培訓學校晚上10點下課，他會在畫室畫到淩晨兩三點，2018年，他以兩分之差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錯過，在家休息六七天，又去北京一個美術培訓機構複讀。

他感慨農村孩子學藝術奢侈。去培訓機構學習時，他跟老師說自己喜歡梵·高，老師勸他以畢加索當偶像，因為畢加索“很會經營生活”，會創作，還會經商。當同學全國各地采風學習時，他還在培訓機構兼職掙生活費。

他的很多同學從小跟爸媽去旅遊，看遍大城市的建築，同樣做一個設計方案，城市的同學想法多，設計也更大膽。

做科研時，劉凡犁也對這點感受很深，他發現視野差距直接體現在思維認知上。就同一個課程題目讨論時，大城市學生想的更全面、深入，也更快。更讓他焦慮的是，他們不僅起點高，還比自己更努力。

上清華大學前，劉凡犁的自我規劃裡隻有高考，但他發現，大學班裡其他同學的自我規劃都很清晰，有的大一就考GRE，為出國做準備，還有的大二就寫推薦信，找研究生導師。直到大四，他才考慮未來的路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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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甯也沒想過這個問題：高考後的人生要怎麼走。

哥哥是他讀書的啟蒙人，小時候，兄弟倆睡在一張小木床上，無聊時去鄰居家看黑白電視，打撲克，哥哥在夏日給他扇風解暑，也教會他識字算數，他因此能5歲讀一年級，在他的記憶中，懂事的哥哥常常被贊美，是家族的希望。

但他7歲那年，哥哥溺水而亡。很長一段時間，家裡每個人提起哥哥，語氣都透露着惋惜。這讓他心情複雜——他對哥哥崇拜敬畏，又不甘心落後于哥哥。

哥哥五年級時說要去北京讀大學，他也立志去北京讀書。譚偉甯後來意識到，哥哥的突然離開成為他學習的動力，“可以理解為賭氣，或者說繼承，他沒做到的事，我一定要替他做到。”

怕影響譚偉甯學習，家人向他隐瞞了外婆、奶奶、爺爺去世的消息。爺爺在譚偉甯高考前5天去世，病榻上爺爺一直呼喊他小名“偉仔”，念叨他有沒有考上大學，攢下的1000元錢還壓在枕頭下，當作他考上大學的紅包。

那時候他不理解，為什麼親人去世都不通知他，後來明白自己是全家希望，沒什麼比考大學更重要。讀高中時，一直陪伴的外婆說他沒有初中時用功，“現在一點都比不得初中學習那會了”。他沒太在意，外婆去世後，這句話一直在他腦子裡。譚偉甯說，那之後自己開始用功，為了完成外婆生前希望自己考好大學的心願。

隻是，譚偉甯發現，動力在考上大學後消失了。

他聽從同學爸爸的建議報了最熱門的會計專業，又被調劑學計算機專業，但學習4年後，感覺計算機“冰冷，沒有溫度”。

在大學裡，他一度找不到方向。他記得學校舉行辯論賽，雙方讨論教育資源是否向大城市傾斜，一位城市學生認為傾斜無可厚非，“憑什麼人家幾代人的努力，你20年的寒窗苦讀就能趕上來？”這讓譚偉甯覺得“努力了也沒什麼意義”。

起初，他也嘗試努力“沖一沖”，和老鄉互相督促參加社團活動，競選班級負責人，努力融入大學的圈子，為未來有漂亮的簡曆積分，但發現很難從中獲得價值感。

茫然感持續了很久。大學畢業時，有人建議他考研，讀法律和金融，“走主流路線”，但那時他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一心“想去社會走走”。畢業後，家人希望他報考深圳公務員，他一邊在酒店兼職一邊考試，在面試中落敗，又海投簡曆，在一家新能源公司任職。但譚偉甯無法在這份工作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最終，他辭職去旅行。

後來，譚偉甯認識到自己成長局限：貧窮的環境和家庭變故激發他脫離底層，邁入象牙塔，但沒有人告訴他，未來的路應該怎麼走。

鐘芳蓉報考考古專業的新聞被熱議，有感于自身經曆，譚偉甯在公衆号裡寫道，“比起媒體對小姑娘的宣傳，她今後的成長才是更值得大家關心的，需要正确的引導和适時的幫助。”

在譚偉甯眼裡，這是很多農村孩子進入大學後都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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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入大學後，中學校長羅湘雲也不斷接收到這樣的反饋，他承認，差距客觀存在，“家庭條件好的，走的路也遠一點。”

學校每年組織考分靠前的一百多名學生參加“北京勵志行”，他發現有的學生沒有坐過火車，沒出過耒陽市，見識最多的學生是暑假去父母打工的城市看一看。他建議鐘芳蓉提前10天去北大，帶爺爺奶奶坐一次高鐵，費用由他出。

培養一個高材生不易，羅湘雲一直鼓勵學生從事喜歡的專業，不要為了錢放棄。知道劉凡犁将出國讀博後，他囑咐劉凡犁專心做研究，缺錢了找他要。母校是他的後盾。對每年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學校會發一台平闆電腦，并有1萬元到10萬元不等的獎勵，減輕學生上大學的負擔，“不要花那麼多心思去弄錢”。

羅湘雲發現，雖然大學生活讓正源的畢業生看到了差距，但多數内向的他們在大學後開朗很多。上大學後，黃蘭毅話多了起來，還作為隊長，帶領9個隊員研究皮影戲傳承，獲得大學暑期社會實踐一等獎。

大學讓黃蘭毅看到更大的世界，他在大學拼命汲取營養，參加學院讀書會，和一群碩士、博士的學長讨論到淩晨3點，學着同學開始去各個城市觀覽采風。他打算結束兼職，在家學習軟件，為未來做儲備，做“有創造力的事”。

“雖然剛開始比别人看得淺顯，通過不斷學習，慢慢到畢業，格局也就比較大了。”潘軍也開始專注自我成長。

他在摸索着找适合自己的路。畢業後他在家鄉做選調生，後來發現這條路選對了，學曆給基層工作的他很大加成，聽說他是北大的，同事“會高看一眼”。

潘軍說沒有堅持做科研，是自己不夠勇敢，但是他的初衷沒有變，“想造福很多人。”高中時，他以“窮則獨善其身，達澤兼濟天下”為人生座右銘，畢業後，他笃定從政能讓他實現人生價值。

他發現留守學生的原生環境培養了他要強堅韌的性格。雖然比别人起點低，但潘軍說，沒到終點，自己就不會服輸，“假如100米賽跑你已經跑了99米，我也不會服輸。”

譚偉甯也在尋找自己的位置。他發現原生環境讓他對底層人更具包容性和理解力。他一直熱心公益。他去鄉下家訪因貧困讀不起書的家庭，幫助他們獲得資金救助，也幫鄉村小學募捐圖書。

有親戚覺得他做公益是浪費時間，不如去做兼職掙錢。但譚偉甯在公益中找到了價值感。去支教時，譚偉甯注意到班上有個男生總愛頂撞老師，同為留守兒童，他能理解男生隻是想吸引關注，“讓人多陪陪他。”

和同伴去這個男孩家裡家訪時，他發現男孩跟自己一樣，父母長年不在家，相伴的隻有體弱多病的爺爺。他加了男孩微信，兩人成了好朋友。男孩後來考上當地一所有名的高中，第一時間沒有跟父母聯系，而是告訴了他。

“農村孩子不笨，他們隻是缺少資源和平等的關愛。”譚偉甯說，他希望有一天人們提起“留守兒童”時，不再是同情、憐憫的眼光，而是真正關注他們的成長和需要。

辭職旅行後，他發現自己最喜歡寫作，找到一份與文字相關、從事品牌文案的工作。他不再懷疑自我努力的價值，并把幾年來的摸索和迷茫寫在公衆号裡，希望影響到一些人.。

在劉勇看來，農村教育的問題是社會資源缺失，“農村普遍貧窮，教育資源分配的少，像樹的成長，陽光、養料充足的那些生長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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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鐘芳蓉被冠以“留守”“全村的希望”等标簽走紅，譚偉甯感慨，“因為這樣的例子太少而顯得彌足珍貴。”“我們農村能出一個大學生已經不容易，更别說所謂的名校生。”在他記憶裡，自己是那一年村裡唯一一個大學生。

他們都是農村裡的幸運兒。一項數據顯示，2016年，北大農村學生占當年招生人數16.3%。清華大學新生來自縣以下高中的占三分之一，來自農村的不到10%。

耒陽下轄19個鎮，5個鄉，官方數據顯示，耒陽是勞務輸出大市，在外就業人員達30餘萬，留守兒童近萬名。

2005年，正源剛建校時，隻有1100名學生。那會，羅湘雲最愁招生。城裡的孩子不願意寄宿，羅湘雲隻好把目光投向了村裡的孩子。他帶領老師挨個去村小宣講，吸引成績拔尖的小學生來正源，這無意間給一部分留守兒童提供了一個合适的讀書機會。

正源實行封閉管理。學生們常年寄宿學校，初中生半月回家一次，高中生大多一個月回家一次，對違反校規的學生，懲罰很嚴格。去年，學校查收200多部手機，年級大會上，讓每班學生幹部上台公開砸手機。495個攝像頭分布在380畝校園各個角落，警惕學生出現安全問題，外逃打遊戲。

學校還實行“2 4”模式與分層教學。潘軍是這一模式的最早試驗者。2006年，羅湘雲從當年入學的初一新生中抽41人建成清華班H20班，作為“2 4”模式的實驗班。他認為初中教材簡單，高中教材多又難學，實行初中2年，高中4年學制。

潘軍記得，為了證明該模式是否可行，學校想過很多辦法。他讀高一時，學校抽10人參加當時以正常模式就讀的高三學生考試，潘軍的成績可以考二本，高二再參加時，他能考年級前三。

2012年，H20班41人參加高考，一本上線39人。如今，學校有70%的初中生實行“2 4”模式，剩餘學生仍延續原來的學習模式。與“2 4模式”配套的還有分層教學，潘軍讀理科，全年級分清華班、科技班、普通班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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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正源的教學都指向高考。

羅湘雲說，“高考是我們教學的方向，高考怎麼考，我們怎麼教。”他發現，如果給農村孩子配以合适的教育模式，他們也能和城市孩子一樣出色。

但正源模式也有短闆，在2020年高三總結會上，羅湘雲提醒老師們，2000多名學生還有600多人沒考上二本，要注意這部分學生，“挽救一個是一個。”

羅湘雲仍在探索更優秀的教育模式。學校每年購買優質網課，供老師們學習。成績排名靠前的學生也被送到好的中學參加考試，測驗教學效果。

羅湘雲崇拜“衡水教育模式”。盡管這種教育模式争議諸多，但他覺得，“國家既然實行高考選拔制度，就要應付這種制度，讓孩子出人頭地。”2019年起，學校開始派幾名高三學生去衡水中學學習，短的半學期，長的一年。

羅湘雲根據學生的反饋，在學校增加了一些“衡水特色”：白天課程增加一節，自習改為學科自習，學生跑操前要背書。

但羅湘雲覺得沒學到“衡水模式”精髓。至今，還無法驗證這種模式是否對正源學生有效——除了鐘芳蓉，其他幾個去交換的學生高考成績反而變差了。

鐘芳蓉說，去衡水學習對她幫助很大，那裡更注重課本知識，老師叮囑學生們牢記課本，高考前，她将課本背誦了7遍。但她隻去了一個學期，就不願意去了，班主任感覺到她壓力很大。

這幾年，羅湘雲又開始探索小學學制的改革，即小學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的“5 3 4”模式。

但任何一種模式總有學生不适用，總有學生考不上大學。羅湘雲的辦法是，讓成績差的學生盡早學藝術。2007年，學校有4個複讀生考上中央美院，羅湘雲發現，如果有錢有機會，農村孩子也能學藝術。

去年，學校在初、高中設立11個藝術班。對那些有天賦、沒錢學的藝術生，羅湘雲會予以資助。黃蘭毅就是在校長資助下轉讀藝術，考入清華美院的。

不久前，羅湘雲和衡陽市一位領導見面，對方希望他在衡陽市各縣市區建立分校，關注留守兒童和貧困家庭，探索可複制的模式。

他沒為鐘芳蓉報考古專業擔心過，相反，他覺得這個專業就是為鐘芳蓉而設，符合她内向的性格。他看過很多孩子都經曆這樣的過程，又在大學曆經蛻變。

他相信，明年從北大回來過暑假的鐘芳蓉，一定變了。